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病危，他自知时日无多，内心十分牵挂昔日的好朋友们。他动情地对身边人说：“我有两位老朋友不能忘记，一位是张学良将军，另一位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吴石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级别最高的情报官，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级别。他的经历和前些年的热播剧《潜伏》很相似，都是贡献了很多重要情报，经历了无数惊心动魄的大场面，最后潜伏台湾，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可惜的是，吴石将军被叛徒出卖，在1950年6月10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台北马场町。
吴石的青年时代，是一部妥妥的学霸成长史。他是福建闽侯人，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前后学习4年，1916年12月毕业考试，800多名学生中，吴石名列第一，远超他的同窗白崇禧和后来的起义将领张治中。
1929年，吴石以福建省军事参谋处处长的身份东渡日本留学，先在炮兵专门学校学习，第二年考入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继续名列榜首，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这样一位科班出身的两所军校“状元”，回国后立刻受到重用，他被任命为参谋本部厅长，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吴石每日阅读大量的日本书报杂志，又通过强大的人脉，委托在日本的朋友们收集各种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用3年时间编成《日本作战之判断》及有关材料十来本，被内部简称为《蓝皮本》。
这本《蓝皮本》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自从淞沪会战后，日军全部的兵力部署和攻击预测，包括军团的编制，都被吴石精准言中。他的这本书被前线指挥官疯抢，差点造成“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
在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每周都要召见吴石一次，对这位思绪缜密、才华横溢的下属极为欣赏。
按理说，吴石的官阶就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拔升，他何以秘密加入地下党组织而与自己的老领导和老战友们为敌呢？
吴石思想的转折点，发生在1940年至1944年期间。
1940年底，在好友白崇禧的推荐下，吴石担任了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转战华中、华南各地，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他对自己之前苦苦效忠的“党国”产生了怀疑。
特别是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湘桂，发动了桂柳大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吴石一再电请当局增调重兵。
当时桂林守军正是吴石好友白崇禧的桂系部队，但国民党中央军与桂系军队历来不合，不发一兵一卒不说，还各自为战、军令不通，加上指挥方面又出现了严重失误，吴石所在的军团遭遇了惨败。
时值冬季，天气极冷。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拖儿带女，朝着贵州方向逃难。吴石菩萨心肠，不忍心看到老百姓横尸荒野，他下令在军车上挂几列车，尽力把难民们运出去。
这一败仗给了吴石很大的刺激，加上最小的儿子罹患肺炎，因为缺医少药，到了贵阳后便不幸夭折，吴石心灰意冷，跟家人和朋友说自己不想继续工作了。
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吴石跟随部队一起接收上海，眼见那些接收大员只顾着发财和争权夺利，压根不管老百姓死活。那时通用的货币是臭名昭著的金元券，一钱不值，物价还成天飞涨，大家苦不堪言。
吴石目睹了这些黑暗面，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他回到南京工作后常常气得破口大骂：“国民党怎么还不亡？”“不亡真是没天理。”
这些话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他特意找到情报部门人员了解吴石的思想动向。
吴石很早就对周恩来有好感，同叶剑英还有私交。在1938年8月他主持召开情报训练班时，特意邀请周恩来、叶剑英来给学员们讲如何进行游击战争。他读过很多毛泽东的著作，对《论持久战》特别欣赏，认为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甚至还建议印发给部队长官阅读。
他的同乡兼好友吴仲禧，明面上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实际上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就已经加入地下党组织，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另一位至交何遂，时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1936年以后也一直积极帮助地下党。这两位好友的思想和作为，对吴石影响很深。从1945年起，吴石便开始倾向于革命。
吴仲禧
其实早在1942年，吴石曾救过越南主席胡志明的性命。当时胡志明被广西镇边县政府抓住，他们急电给吴石主政的四战区，说是抓到一个像日本间谍的越南人，请求就地枪决。
吴石得知该情况后，多方了解后得知此人正是越南的知名人物胡志明。他认为抗日战争不分国家与党派，对胡志明以礼相待，还允许他在柳州长驻。
1947年4月，经好友何遂的介绍，吴石与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了面，从此与地下党组织正式建立联系。他提供的重要情报，也以何家为中转站递交给华东局。
戏剧性的是，吴石当时的住所与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仅有一墙之隔，他却并没有感到紧张，该收听边区的广播就收听，还时常做些记录。只在有人拜访的时候，会随意地吩咐儿子吴韶成：“你去外边看着，别让人进来。”
中间吴韶成
吴石直接或间接地向地下党组织提供了多份重要情报。
淮海战役前夕，我军急需获得国民党兵力详尽部署，吴仲禧到南京找吴石帮忙。吴石给吴仲禧安排了“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的职位，还特意写信给自己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请他对吴仲禧多加关照。
李树正接到了恩师的信后，对吴仲禧十分客气，还带他到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将敌军从海州至商丘的整条防线上部队驻地、兵力等全部记下来，凭借超强记忆写出一份详尽报告上报党中央，这份情报对部署淮海战役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后，吴石从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获得汤恩伯签署给江阴至芜湖一带江防 10个军作战任务和后勤补给的重要命令。1949年国民党节节溃败之际，他到福州任职，又不断将国民党军队在东南、华南、台湾的部署情况告知通信员谢筱迺。
吴石提供的这些重要情报，都由谢筱迺通过电台直接传递给中央。有一次吴石很好奇地问谢：“我送的材料毛泽东、周恩来先生会不会看？”出于保密的规定，谢筱迺笑而不答。
几天后，吴石收到一份电报，毛泽东亲自请他核实一支国民党军队的驻地等信息，吴石这才知道，自己送出的情报是直接呈递给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深感欣慰。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军挥师南京。此时，南京还有500箱国民党重要军事档案没能运走。白崇禧、陈诚等人认为应该直接空运至台湾，吴石则提出了另外的方法，建议将档案先转移到福州，因为福州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蒋介石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
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密档案转移到福州，是因为他即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在自己的地盘上，处理这批档案要容易得多。
1949年5月，当局催促吴石将档案运到台湾。吴石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只象征性地运送了100箱没什么参考价值的资料和图书充当绝密档案。紧接着他就严令将全部档案转移到福建省研究院书库藏匿，研究院院长黄觉民是吴石的挚友，同时也是民主友好人士，在他的推动下，298箱绝密档案完好无损地交到我军手上。
此时，吴石已经离开福州前往台湾，没能亲眼见到资料的移交过程。
1949年8月14日，吴石接到蒋介石急电，让他带着家眷急赴台湾，这一幕也与《潜伏》里余则成非常相像。离开前，吴石与和自己单线联系的好友、当时已经是华东局的领导人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告知对方自己即将去往台湾，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一职。
吴仲禧请吴石三思，赴台危险系数很大，没什么把握的话最好留在大陆。吴石却坚定地摇摇头，表示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实在太少，既然现在有机会，那么个人风险算不得什么。第二天，他带着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踏上了飞往台湾的旅途。
吴石离开得匆忙，将在外地上大学的大儿子吴韶成和大女儿吴兰成留在了大陆。此时远在南京的吴韶成根本不知道父亲做出了这样一个改变一家人命运的抉择，直到他在信箱中发现了一张神秘的字条。
纸条用铅笔写成，简单说了句解放以后，有困难找何康（何康是吴石好友何遂的三儿子、地下党员），吴韶成一看就知道是父亲的笔迹。当时形势相当乐观，他期待着很快就与父母团聚的那一天，谁知道，等来的却是父亲牺牲的噩耗。
吴石赴台前，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抵台后，吴石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能够直接获取许多重要军事情报。为了配合他，华东局和总参谋部千挑万选，选中了朱枫与吴石单线联系，负责情报联络工作。
为了工作方便，朱枫改名为朱谌之。
朱谌之很早就在新知书店（三联书店的前身）工作，常常游走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名为经营书店，实则做联络和掩护工作，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同时她的女儿陈莲芳和女婿王朴都是军统干部，妹妹和妹夫也都在情报部门工作。
有了这些良好的社会关系作掩护，当组织上决定让朱堪之担此绝密使命时，她毅然放弃了和女儿朱晓枫的团聚，登上了从香港前往台湾的轮船。
按照预先约定，朱谌之到达台湾的第二天，先与“老郑”在茶食楼秘密接上了头，向“老郑”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也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她的手中。
“老郑”是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代号，他是台湾地下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也是台湾籍人员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后来正是由于他的叛变，导致台湾地下党组织被摧毁，400多人被捕。
蔡孝乾
一个星期后，朱谌之与吴石见面，她将身上的密信交给吴石，吴石从书房北墙上的一个秘密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交给她。盒子里装着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等。
吴石是一个既忠诚又专业的情报工作者，他懂得情报内容的主次，特别注重数字、图表，只要是他提供的资料，都有着极高的价值。
朱谌之收到情报后，在基隆港码头把重要情报交到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 —位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上的大副手中。
据悉，当毛泽东收到这些情报，并得知这些情报是由一位女交通员秘密赴台从国民党高官那里取回的，当即嘱咐道：“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
后来，朱谌之先后6次与吴石会面，又陆续送回很多重要军事情报。
就在朱谌之完成使命准备返回大陆之际，1949年秋，保密局派遣老派特务卧底，抓了工委的工运负责人李汾。
李汾是个贪生怕死的人物，立刻配合台湾当局诱捕他的顶头上司、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
紧接着，特务们将矛头对准了蔡孝乾并将他逮捕。蔡孝乾经验丰富，一个星期后趁人不备成功逃脱。但他性格有硬伤，贪财好色，还与小姨子姘居。
保密局根据他的这一缺点，将目光牢牢放在其小姨子马雯娟身上，凭借蔡孝乾身上搜出来的马雯娟的照片，地毯式搜索所有申请离台者的照片，最终发现一份署名“刘桂麟”的出境证与马雯娟的照片完全相同。
根据这些线索，1950年2月2日，蔡孝乾被捕。被捕时，他公文包记事本上的一串名单有“吴次长”三字。加上之前保密局顺藤摸瓜，查到了吴石旧部下聂曦的头上，于是吴石被毛人凤紧紧盯上。
蔡孝乾被捕后立即叛变，在一周内供出所有同志，与他直接联系的朱谌之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关键时刻，吴石冒险为朱谌之签发《特别通行证》，派亲信副官聂曦上校护送她乘机飞往国民党还未占领的舟山。
可惜为时已晚，1950年2月18日，朱谌之在舟山一家医院被捕，随即特务们决定向吴石收网。
朱谌之被关押时，掏出皮衣夹缝中的金链金镯，咬碎后分四次混热水吞下，等到被看守发现时，她已经痛得昏迷过去。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连敌人都深受感动，负责审理此案的谷正文后来写下一篇报告，赞扬她“党性坚强”。
朱谌之被捕后9天，吴石在新生南路的住宅闯进来一群不速之客，深谙他们来访目的的吴石先是沉默不语，在客厅里边踱步边吸烟。随后他悄悄从桌上拿起一个小药瓶，说自己要先上个厕所。
就在吴石准备吞药自尽之际，被尾随他的特务李汉一发现，随后，吴石被正式逮捕。
吴石被捕后神色从容，经受了无数的酷刑折磨后，他在监狱放风的时候与同时被捕的妻子王碧奎匆匆见了一面，只对妻子说了一句话：“今天我加菜。”
吴石后来在狱中淡定写下绝笔，对自己从事的地下工作只字未提，只希望儿女能建座图书馆，盛放下自己收藏的那些书。
他另外还有53字对小女儿吴学成的叮嘱，父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嘱咐爱女家中有事的话去找自己的好友胡雄将军帮忙，在父母不在的日子里，要好好看家，把东西整理干净，信中完全未提及自己的处境。
吴石被枪决前签字
吴石被枪决后，在他的住所中仅搜出一根四两重的金条，连负责搜查的人都感叹：“这么大的官居然这么清廉！“
1973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吴石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94年4月22日，吴石夫妇遗骸归国，合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牺牲44年后，吴石将军终于魂归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