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战争讲究出奇制胜。邓小平用兵打仗有一个基本思想，战争实际情况是辩证的，因此作战指挥也必须是辩证的。辩证的指挥，就是要视情况和任务来运用兵力、手段和战术。简单地说，即是战法运用要不拘一格，只要能够打胜仗，什么样的战法都能用，因而充满了求实且辩证的精神。邓小平讲战法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讲“规矩”，不按“路子”，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共产党的兵法，历来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绝不会按照敌人的设计应战。强调打乱敌人的预定作战部署，使其步入我之步调，在作战时机、作战方向、作战对象上使敌听命于我，而不被动地应付于敌。因此，邓小平的作战指挥表现出高度的机动灵活，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同样是伏击战，有的伏击退者，有的伏击救者，有的“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口袋战术，有的“围三网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有的围师不阔，聚而歼之;同样是围点打援，有的是虚张声势，攻城是假，打援是真，有的则是真围真打，既夺城又打援，如此等等。刘伯承评价说，邓小平没有上过军事学校，打仗决心那么正确，关键在于邓小平在实践中掌握了军事辩证法，因此善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断，这是最重要的。
一、因情施变，活用战法
战法，亦即作战行动的方法，是达成战役企图的手段。灵活运用战法，就是依据战场情况，审时度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施指导的生动体现。古人云“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邓小平善于根据千变万化的战场形势，因情施变，灵活地运用战法，做到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克敌制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百色起义时，指挥部队歼灭反动警备第三大队的作战，初步显示了邓小平灵活运用战法的才能。
1929年10月下旬，邓小平率部到达百色后，立即了解听命于桂系军阀的反动警备第三大队的情况。警备第三大队，原系广西、云南边界的土匪，为俞作柏所改编调驻南宁。大队长熊镐，原是当地一个臭名昭著的土匪头目，经收编担任警备三大队大队长后，劣性不改，欺压士兵，鱼肉百姓，吃喝膘赌样样齐全。他手下的那班喽啰，大多也是过去的地痞流氓和土匪强盗。
当我党领导的警备第四大队撤离南宁进驻右江时，熊镐亦带领警备第三大队进驻右江各地。但该部又与右江地区的旧政权及反动民团相互勾结，企图伺机消灭警备第四大队，以破坏起义。
邓小平意识到，这股敌人是威胁革命根据地的一枚钉子，对武装斗争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不消灭这股反动势力，不仅影响起义计划的落实，而且影响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群众运动的开展，尽快消灭这股敌人是筹划起义的关键一环。他果断地决定先搬掉这块绊脚石，为起义扫除障碍。
于是，在10月22日，也就是率部到达百色的第二天，邓小平就召开会议制订了消灭这股敌人的作战方案。
恰在这个时候，桂系军阀黄绍坊迫不及待地向熊镐下达了向我军发动进攻的命令。他们妄图“先发制人”，对我四大队发动突然袭击。这一消息被赤卫军截获，邓小平当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事不宜迟，必须抢在敌人行动之前，消灭熊镐。
面对即将打响的第一个大仗，大家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不少同志摩拳擦掌，恨不得跟敌人当面锣对面鼓、真刀真枪地拼个痛快。也有的同志认为不能蛮干，因为三大队多是一些兵痞惯匪，到时会狗急跳墙，不可硬拼。两种意见争论激烈，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
邓小平始终全神贯注地听着大家的议论，紧张地分析着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一直没有说话。这时，他从容地站起身来，说道:人家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的部队经过改造后，成分、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斗志旺盛，消灭熊镐这一仗是可以拿下来的。但是，对这群亡命之徒我们也不能麻痹大意。如果硬拼，势必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将直接影响到我们马上要进行的起义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因此，还是以智取为上策，既要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还要避免大的损失，保存革命的力量。
邓小平停了停，接着又说道:而且智歼熊镐也是有可能做到的，四大队跟三大队表面上还是“兄弟”部队，例行公事文电还一直照常往来。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也来它个“先发制人”，打它个措手不及。
这番有理有据的分析，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信心和决心，包括刚才还主张跟敌人硬拼的人也不住地连连点头。
事情也凑巧，想不到此时熊镐竟送上门来。他借口要来四大队商谈防务，实际上是想来探听虚实，搞火力侦察。邓小平等人决定将计就计，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智取方法，指示张云逸以请客名义将熊镐引来，请君入瓮，关门打狗。 毫无戒心的熊镐，自以为得计，带着几名喽啰趾高气扬地乘小汽轮从平山来到百色。停靠码头后，他大摇大摆地直接来到百色东胜街有名的公兴当铺，准备与等候在那里的张云逸晤商“要事”。没料想，他刚一进门，便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战士当场拿下。在四周乌黑枪管的威迫下，他带来的几名喽啰也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
与此同时，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邓小平于10月28日指挥警备第四大队，在恩隆、奉议、恩林等数县赤卫军的配合下，以出操、开会、赶集为名，悄悄地接近敌人的营地，出其不意地发动突然袭击，经过两天两夜激战，将驻扎警备第三大队大部围歼，歼敌1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械700多支，为百色起义的举行铺平了道路。
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他军事生涯中首次指挥部队进行作战，并夺取了胜利，显示了其军事指挥才能，其意义可谓重大。
二、出敌不意，善打袭击
1938年3月上旬，侵华日军攻占了山西临汾、汾阳、离石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郸)长(治)大道和同蒲铁路南段，进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并继续向晋西黄河各渡口猛进。邯长大道和从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就成了日军一条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为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敌军的行动，邓小平与刘伯承、徐向前决定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对敌人的运输部队进行二次较大的伏击。这一带的公路，是一条小河的河滩，碎石满地，路南是高山，悬崖陡立，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谷口较多，便于隐蔽出击和兵力展开，进退两便。在这里伏击日军的汽车运输队，把握比较大。
3月30日午夜，邓小平和徐向前指挥各部队神速、秘密、隐蔽地开进响堂铺大道以北之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
第二天拂晓，东阳关日军300余人向负责警戒的七七二团连队发起试探性的进攻，该连机警应对，日军觉得太平无事，乱打一气后返回了据点。8点半许，日军两个汽车中队的180多辆汽车和170余人的护送队，排着长龙式的队伍，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升来。9点左右，日军的车队完全进入伏击区。日军的汽车开到碎石路上，不得不减慢速度，170余辆汽车足足拉了10里长，活像一条缓缓蠕动着的长蛇。
埋伏在右翼的第七七一团率先向日军车队的后尾射击。日军毫无防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摸不着头脑，在山沟里乱冲乱撞。
就在日军混乱之际，埋伏一夜的八路军战士，犹如猛虎下山冲了上去，用手榴弹、刺刀解决了那些顽抗之敌。激战两个多小时，战斗结束。这一仗毙伤敌400多人，还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日军从东阳关和涉县出动的援兵，也被埋伏在那里的部队打了回去。
此战，是邓小平任第一二九师政委后直接参与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影响很大。4月初，日军为解除对其后方的威胁，以一O八师团为主，纠集了3万多人，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围攻，企图在辽县、左权、榆社、武乡地区围歼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二九师主力，预定4月8日开始行动。
邓小平与刘伯承、徐向前根据获得的情报，制定了以一部兵力牵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的作战方针。他们认为，这次日军围攻是四面合击，第一一九师作为反围攻的主力要实现击破一路的目的，不能化整为零地在合击圈内与敌周旋，因为漳河之问的活动余地较少，根据地又是初创，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这样做的结果将会陷入被动。应该立即转到合击圈外去，在武(安)涉(县)间活动，保持强有力的突击力，打击日军的后方和补给线，错乱日军的作战步骤，当日军疲惫混乱撤退时，抓住它薄弱的一路予以猛袭，一定会收到奇效。
当各路日军开始出动时，邓小平、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土力向辽县以南东进至日军围攻田外的涉县以北地区。
4月10日前后，从东、酉、北二面进犯的日军相继侵入抗日根据地，大肆烧杀抢掠，大小村庄及城镇皆成焦土。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三四四旅及决死一纵队，英勇地阻击日军，使日军企图围攻八路军主力于辽、榆、武地区的狂妄计划完全落空。
但是，日军依仗其优势兵力，企图突破八路军的阻击，以摆脱被阻滞的状态。其中，南面日军一O八师团步骑兵，分两路北犯。左翼一一七联队经段村攻占武乡，兵力较弱;右翼苫米地亲率一O五联队等部经蟠龙、墨碇进占辽县。
苫米地是日军中一位凶狠毒辣、刚恒自用的将领，自诩精通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叫嚣要打垮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他根据八路军“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发明”了一种所谓“拖刀计”的战法:在作战中火烧民房后假装撤退，当八路军游击队尾随追击时，突然进行伏击或围攻。这种战法开始曾让一些游击队吃了亏。他更是自鸣得意，目空一切。这一次，见苫米地也是一味地孤军深入，不与友邻协调行动，根本不顾忌自己侧背暴露。
邓小平与刘伯承判断，苫米地又犯了好大喜功的老毛病，企图独占九路围攻的头功，决定将计就计，把苫米地的部队放到武乡、辽县之间来打。这一带地形有利，山高路险，蟠龙、墨旋一带是很好的伏击战场;群众深受日寇蹂躏，又经过发动，积极要求帮助八路军消灭日军。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发现，单独吃掉比较弱的左翼一路更为有利，便故意放苫米地北去辽县，派出部队密切监视一一七联队的行动，等候最有利的战机。
4月13日，这两路日军6000余人窜入辽具、武乡，立即遭到当地抗日游击队的袭扰，加上广大群众实行了“坚壁清野”，日军很快陷入饥饿和恐慌之中。
邓小平、刘伯承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抓住战机，于14日指挥陈赓旅、陈锡联旅和115师徐海东旅1个团协同动作，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配合国民党曾万钟军围困段村。
当天夜里，邓小平与刘伯承率部涉浊漳河抵段村北面的黄岩、马牧地区，转到日军一一七联队的左翼侧，造成歼敌的有利态势。
第二天，有侦察情报说:武乡日军进到榆社后，因城中经群众“空舍清野”，无法获得粮秣给养，去辽县的道路又遭严重毁坏，所以又返回来了。
原来，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敌驻我扰、游击战的办法发挥了重要作用。敌军进城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担心有八路军埋伏，又得立即退出;行军找不到食物，走路找不到路标，驻营则遭到游击队、自卫队的袭扰，还极缺乏力气，不理睬又会损兵折将，丢枪失炮。这样困扰了数天之后，敌军食宿无着，惊恐疲惫不堪。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的动员工作搞得好。榆社给敌人来了一个‘空城计’，让鬼子饿着肚皮跑路。”
当天夜里，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得到报告，段村和武乡城里的敌人向东撤退，其后卫部队还在马庄停留，感到这是“击其惰归”的极好时机，决定及时把原来的围困决心改为急袭决心，紧紧地咬住这股东窜之敌，进行急袭。他们命令主力3个团，分两路纵队，沿漳河两岸山地实施平行追击，并以1个团为后续部队，沿大道跟进。
一二九师的两路纵队在邓小平、刘伯承的率领下，于16日早晨在浊漳河北岸的长乐村地区追上了日军。
此时，日军正行进在狭窄的河谷里，一面是浊漳河，一面是山崖，战机稍纵即逝而在另外两个旅还没有赶到的情况下，陈赓率部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开火，把日军阻击在河谷中，并将其截为数段，分割围歼。激烈的战斗从清晨打到下午3时，日军伤亡2200余人。这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得知从辽县增援的日军部队即将赶到，定无歼灭此股援敌的把握，果断命令主力部队立即撤出战斗。
长乐村之战，歼灭了九路日军中最骄纵、精锐的一路，一二九师一战而震动全局，闻名全国。各路日军闻风丧胆，纷纷回撤。接着八路军各部乘胜追击，彻底粉碎了日军九路围攻，将敌军全部赶出了晋东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