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秋天，当新中国的人民都还在为重建家园而努力的时候，邻国朝鲜大地上再次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一时间狼烟四起。
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军开始介入朝鲜战场，后来还公然越过三八线，甚至说出“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样的话，战火即将蔓延到了鸭绿江边。
面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抬头，为了抵御美国的侵略，中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中国上下都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而抗美援朝这件大事，就像风一样，安静地吹进了功德林里头……
那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功德林中的国民党战犯对这场战争持何态度？
功德林里的声音：有人不看好，有人建“功德”
功德林里面住着的人，可不是和尚道士，在这个听上去有点“风仙道骨”，实则是一所关着国民党战犯的监狱。
这些人出身和故事都非常复杂，大多数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长期在蒋介石麾下效力，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有着像顽石一样的执著。
在他们的脑袋里，总结出来的战败原因多种多样，友军支援不到位，国民党自身混乱腐败，甚至有人已经很清楚：他们总裁的蒋介石才是最大的问题。
但他们还是不愿意从心底里承认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对战败这个结果就是不服气。有些人还盼望着甚至深信：终有一天，蒋介石会从台湾起兵反攻，能把他们从监狱里救出去。
所以，当美军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高墙之内，功德林这片浅浅的池子，也泛起了水花。
当时基本上分成两大“阵营”一边是心存侥幸、慷慨陈词派，另一边是默默观察、一言不发派。
在慷慨陈词派里面，典型代表就是文强。
当他打开每日都送过的报纸，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大致内容时，有个标题跳进了他的眼睛里。
那是六个大字“美军仁川登陆”，文强实在太激动了，他脑海中已经幻想着美国能把他们救出去。
原先还在写交代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内幕材料的钢笔，已经盖上了盖子，交代材料也被推开了，进功德林对他来说，已经像是一场快要醒来的噩梦。
让我们听听文强是怎么描述的：
我在想，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变相的美、苏战争的爆发。
换言之，便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我身在监内，心在监外，幸灾乐祸地唯恐天下不乱。
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之前，中央宣传部长任卓宣曾经大声疾呼过，世界必因美、苏争夺而大打起来。
我想这一天我们等到了。
我在想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元气大伤，没有十年八年恢复不了。
美国得天独厚，在本国土地上没有受到战争的蹂躏，已成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胜利的力量。
第三次世界大战除非不打，一打准定是美国必胜。
苏联一败，中共的江山就坐不稳。
历史的命运将决定于自由世界盟首美国。
“我认为，苏联称雄于世界的寿命不长了，中国共产党又岂有幸存之理。朝鲜半岛打不了游击，也打不了阵地战。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作战是行的，小米加步枪打美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文强越想越兴奋，恨不得马上得到第一手战场的消息，来验证他的想法，甚至整晚都无法入睡。
当晚，管理处的一位李科长，让文强写一篇“美朝战争的预测”。
文强早有此意，于是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写下5000多字的得意文章，文章的结束句是：“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不仅是文强，支持这个观点的，还有另外一个人：被称为美国通的国民党降将杜建时。尽管杜建时那时候是关押在天津公安局，但也做出类似的预判：若是美国战败，那么我全都错了。
杜建时
他们这类人就是低估解放军的战斗力，哪怕他们是解放军的手下败将，也仍然相信，美国的实力大大强于解放军。抗美援朝不可能胜利。
而另外一些人，则是默默不语，尽管他们未必完全相信解放军能赢，但是也不会高兴得太早，他们一般都是默默看报纸，时时留心战况。而这些人却慢慢变得真正冷静且清醒。
在功德林里面就有邱行湘等人。
一开始，邱行湘还是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战斗力存在深深的疑问，他还想过，也许仅仅是因为国民党无能，共产党才能打败国民党。当共产党面对强大的美军的时候，局面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就此他还想过：在这个世界上，美国人点头的事谁也阻挡不了，美国人摇头的事谁也做不成。
邱行湘
但是，随着一则则捷报传到功德林里，邱行湘还是反思自己之前的观点，随之开始明白：自己落在一个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政权手中。
他们国民党的失败，纵然有自身的原因，但是，看到志愿军面对强大的美国军队，依旧能捷报连连，就应该明白：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是多么强大，甚至比他们认为的无敌的美军还要强大得多。
当思想开始转变，行动也随之有了变化。有的人成为了后勤保障中的一份子，有的人提供了实用的战略分析。
（一）炒米、炒麦的大丈夫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飞机不断进行轰炸，导致朝鲜前线和中国后方运输线时时中断，中国志愿军的粮食补给出了问题。于是，志愿军总部决定用飞机向前线空投干粮。
功德林为了配合这个决定，也安排一些战犯，和里头的干部一起，为志愿军炒麦子，这些人中就有思想发生了变化的邱行湘。
这时候的他，用上了自己的一身好力气，从大卡车上卸下一包包麦子，一肩扛走，穿行在人群之中。而每一包麦子，都足足有200斤重。
接着，熟练地挥动大圆铁锹在直径为1.3米的大铁锅里炒麦。放糖、放盐、跳上、跳下，与火头军师配合无间，一气呵成。
此时的他，花着脸，黑着手，挥汗如雨。但是毫不计较，这又是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他很明白将士们挨饿受冻，食不果腹的滋味。而且现在，他不是为了一个腐败无能的阶级效劳，而是为胜利的军队出力，为自己的民族出力。
尽管只是在炒麦，但他依然能感到自己是在保卫家园。
而这群人中，还有另外一位著名的国军人物：杜聿明。
杜聿明
他和邱行湘一样，也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也和邱行湘一样，顿悟了：在人民和正义，在大是大非面前，国民党才会如此不堪一击。
尽管他也是有病自身，但是依然加入了炒麦的队列，为志愿军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每个晚上，大卡车准时将生的麦子运进来，同时又准时将熟的麦子运出去，炒麦脆而不焦，这少不了功德林里面这些人的功劳。
这样的大丈夫，不仅仅在功德林里面有，在北京的另外一个地方，也有这样一群为抗美援朝奉献的战犯。
北京广安门外，有个旧救济院，后来被改造成北京解放军官教导大队，这里面也关押着一部分国民党战犯。
就像功德林一样，他们那边也成立了炒米队，而这支炒米队的主力，恰好是邱行湘的朋友，一起在陈诚军事集团相处多年的杨伯涛。
杨伯涛的出身很贫苦，自己也当过地主的放牛娃，后来早早就参军了，开始养家。所以杨伯涛是认罪较早，也诚心接受改造的一批人。
在炒米的时候，杨伯涛就仿佛变成他当时被俘虏的形象：蓬头垢面，衣服湿透，额前的头发还挂着水滴。但是，现在的他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因为他现在是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自己的家国而努力。
杨伯涛
在炒米任务结束后，杨伯涛在他的笔记本下，动情地写下一题两首七言绝句，《为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炒干粮》：
调和鼎鼎倍辛忙，为最爱人燢糇粮。
只缘此身罪待改，心逐米粒到战场。
昼颺烽烟夜烛天，挥汗酣战灶台前。
千杓万铲浑意倦，大同江畔报敌歼。
（二）美军战术研究班的同学们
不知不觉，抗美援朝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为了加速胜利的步伐，国民党战犯们也是群策群力，为志愿军贡献自己的知识力量。
于是，在教导大队的组织下，国民党战犯组织了一个特别的班：美军战术研究班。
这个研究班的班长，正是热心于炒米任务的杨伯涛。他曾在国民党18军任过美械装备干部训练部主任，当时各师指派干部分期集中常德受训，所以杨伯涛对美军装备、武器性能可谓了如指掌的。
班里还有很多成员，他们大多来自陈诚系的，他们分别是：
国民整编66师中将师长宋瑞珂，国民党第10军少将将军覃道善，国民党12兵团中将副司令兼85军军长吴绍周，国民党94军少将副军长林伟宏，国民党第4军114师上校师长夏建勣等。
宋瑞珂
他们曾经领导过的军队，大多都是武器精良，还有些是全副美军装备的，美军和美械不单单是有理论上的研究，也有实战经验。所以他们的资料，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经过集体研究，最后又杨伯涛纸笔，有侯吉晖缮写，完成了一篇6万多字的军事资料《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
这篇军事资料，有领导人看过，确实对志愿军更了解美军和美械提供了很大帮助。
教导大队除了对研究班给予了“你们对人民有功”的赞誉之外，对杨伯涛的文笔也给予了赞赏。
抗美援朝是一场艰苦卓绝的保卫战，全国上下的心，都被远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所牵动着。哪怕是在铁石心肠的人，都会被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所感化。
也正是这一场正义的战争，让很多功德林中的战犯去反思自己和国民党的问题，逆着历史潮流前进注定是失败的，和人民站在对立面也注定是失败的。
面对不断传来的捷报，很多不甘心不情愿的战犯也自觉加入了改造的队伍，认真学习起了共产党的那一套理论，去吸收新鲜的知识。
功德林的往事
功德林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和生活。但是，这个听起来像是旅游景点一样的地方，原是一座有着很长历史的的恐怖监狱。
功德林位于北京城北的德胜门外，因当地曾经有一座叫“功德林”的庙宇而得名。
早在光绪年间，这座古刹设立了京师习艺所，称为“顺天府习艺所”，但它的实际作用是收容罪犯，令其习艺的地方。从那时起，功德林成了劳改机关。
此后，功德林又陆陆续续被改造，到了蒋介石的时候，功德林改名为“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尽管名字有“模范”两个字，但是那个时期，功德林确是实打实的恐怖监狱。
那时候，功德林关押着许多“政治犯”，实际部分都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他们在这里被关押，甚至杀害。
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了“功德林”。由此之后，功德林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说到共产党刚刚接手的时候，又有一桩往事。
在功德林里头的，除了有罪犯以外，还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物品。当时接管人员朱文刚，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绞刑架。
这个偌大且冰冷的铁架子就摆在墙角，木质的底座，框架黑森森的。尽管没有绳子，但是顶上的两个长方形的构件，已经告诉人们这个物件的用途。
朱文刚做过公安局长，知道这家伙是洋人的行刑工具，绞刑架，但他还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来历。
于是，他就问起在场的一个旧警察：“你们用这个洋玩意处决过死刑犯?”
其中一个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再没用过……”
朱文刚心头一震，一下子就知道这个铁架子有着莫大的历史意义。于是，厉声命令道：“你们把它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听见没有?!”
谁曾想，这个绞杀了李大钊的凶器，从京师看守所刑场被转移到功德林，2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件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屠刀”依然还在。
只是，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个凶器也成为了最珍贵的文物，它见证了共产党人不畏牺牲，为了追求人民解放甚至愿意奉献出生命的代价。
后来，当时的文物部门把绞刑架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这个绞刑架是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接管的第一件革命文物，编号是0001号。
这个绞刑架，现在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时刻提醒着我们永远不忘那段血和泪的历史。
功德林的进与出
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又肩负了新的历史使命，成为了专门关押和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监狱。
1948年年底，中共中央授权新华社，公布了国民党战犯名单。第一份名单上的43人，都是曾经名噪一时的国民党政府党政军大员，包括了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等。
而最初关押在功德林的是康泽和董益三，而他们两个都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代表。
后来，各地的国民党战犯都慢慢集中到功德林进行学习和改造，大官小员，“齐聚一堂”了。
他们这些人中，有不少曾经掌握着呼风唤雨的权力：要么是地方大吏，要么是国军的高级指挥将领，有些是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
他们当中也有很多大家熟悉的人物：
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统率大军几十万的杜聿明，国民党川、湘、鄂三省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山东绥靖主任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兵团司令王维、廖耀湘、陈金城等
特务系统里，除了最初入狱康泽之外，还有军统局副主任秘书张严佛，大特务文强、沈醉、郭旭、成希超、董益三等等。
甚至还有上将级别的人物：王陵基和金汉鼎。
功德林里面装着那么多拔牙老虎，首先管理他们就很难，还要改造他们，让他们从心底里认同这个红色政权，就难上加难了。
但是，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化腐朽为神奇，让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转变了思想，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力所能及的功劳。
其中，抗美援朝时期就是一个典型且特殊的时期，很多国民党战犯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明白自身的问题，愿意接受改造。
其实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都是有过硬的本领，良好的教育水平，偏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在历史的洪流里，逆流而上。
但是，共产党有自己的纪律和信念，早在战争时期，就有宽大的对待战俘的政策，而且自上而下，一律严格执行，不得违反。
尽管在功德林里高墙之下的战犯们，也没有遭受非人的对待，吃穿用度都有所保障。这为他们的思想改造打下了最基础的一步。
而经过岁月的变迁，国家和中央也逐步实行了特赦政策。到了1975年，新中国实施最后一次特赦：无条件赦免全部在押战犯。新中国前后一共实施过7次特赦，充分体现了“宽大政策一贯到底”的精神。
出狱以后，已经有了巨大变化的战犯们，重新成为了普通的人民群众，是普通的公民。他们比以前更加热爱生活，热爱自由，更加希望为自己所经历过的那段风云岁月留下痕迹。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组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他们有个特别的工作：文史专员。
他们中有不少成员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包括那两个唱衰抗美援朝战争的文强和杜建时，还有写下6万字材料的杨伯涛，以及黄维、宋希濂、董益三等等。
文史专员不易当，他们的任务也和繁重，一是撰写“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历史资料；二是向各界人士征集历史资料；三是审阅来稿；四是参与编辑出版文史读物。
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这是负担，而是争先恐后地投入工作中，为还原历史真相而努力，为此倾注大量心血。
而杨伯涛在重获新生后，也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不仅成为了文史专员，还当上了政协委员。
那时，他会去北戴河休假，晚餐后去林荫草坪散步时，他会穿上一件汗衫，上面印着几个大字：抗美援朝。
杨伯涛说，这件汗衫是中央电视台某次抗美援朝纪念活动时送给他的纪念品。这象征着他的那部《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杨伯涛对此充满了自豪的感情。
结语
功德林和国民党战犯，已经成为了历史词汇了。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人也为新中国留下了一笔相当宝贵的财富。
1995年，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召开了，这是一场承前启后的盛会。会议上，回顾了文史专员们的文字长城：展出文史资料1000多辑，专题资料4000多种，共约16亿字
一些政协委员参观后留言：“资料珍贵，功德无量。”
曾经的敌人，现在成为大众的一份子；曾经的阶下囚，现在成为了兢兢业业的文史专员；曾经的血海深仇，现在化为一篇篇有着非凡历史意义的文献。
历史教会我们的，不仅仅只有仇恨，还有感化，改造，以及新生。
参考文献：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秘档（一） 第一监狱：从功德林到秦城》
《竭心尽力工作的文史专员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