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尽职守的作战部长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于1895年诞生于俄罗斯，父亲是一位神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从军参战，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21岁时被提升为营长，获上尉军衔。十月革命爆发后，华西列夫斯基加入苏联红军。
1920年11月，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步兵第48师奉命调到斯摩棱斯克省驻防，同时负责该地区的剿灭残匪的工作。他所担任营长的那个独立营由于一些年纪较大的军人被动员退伍或发送回籍而宣布解散。
1922年，苏俄工农红军开始改制，他被任命为第142团副团长，后因团长被派出学习，他便代理该团团长之职，未久，则成为该团的正式团长。1922年9月，华西列夫斯基还率所部参加了军区联合组织的一次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大规模对抗演习。这在国内战争结束以来还是第一次，当时的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及红军第一副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都亲自参加了。
通过这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华西列夫斯基大开眼界。虽然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中级指挥员，但他已经认识到，军队今后的首要任务必须是下大力全面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理论修养和作战技术水平，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因此，他在自己所在团内率先开展各种军事技术训练，甚至包括旨在提高指战员身体体能素质的军事体育训练活动。为此，华西列夫斯基本人多次受到师首长，甚至上至军区首长的表彰。
正因为如此，当1924年初整个苏联红军倡导提高部队全面战斗力的活动展开后，华西列夫斯基便被师部调出，指定由他担任师初级指挥学校校长之职。在此任上，华西列夫斯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他不仅为步兵第48师培养出了第一批现代化条件下中级指挥员的助手，而且还在军事教学实践中独创了一套新的教学与训练方法，特别是结合当时进行的军事改革活动，对该师初中级指挥机构做了相当合理且更切合实际需要的大胆调整。华西列夫斯基的一个很显著特点和优点，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他总能在自己的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令人称誉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来，这确实是一个人的素质与能力的问题。
1926年夏，当华西列夫斯基还在第143团团长任上的时候，他奉命到“维斯特列尔”步兵战术进修学校团长进修班学习了一年。该校是苏军最老和最有名望的一所军校，始建于1918年11月，到1924年正式定名为：共产国际“维斯特列尔”工农红军指挥人员步兵战术进修学校。
1927年8月，华西列夫斯基为期一年的军校进修结束。他仍回到了原来的第143团工作。此后不久，他又被派到第144团担任团长。
1931年秋，华西列夫斯基奉命由步兵第48师调入苏联红军军训部任职。苏军军训部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新部门，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军新形势下军事训练的安排部署、督导检查等工作。
在军训部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先是主持编辑《军训通报》。
后来，苏军最有影响的军事学术刊物《军事通报》也转归军训部办，他同时也成了该刊的主要负责人。
此间，华西列夫斯基深入地研究了关于大纵深进攻战役的理论，以及诸兵种合成战斗动作协调等一系列最新军事科学理论。这为他后来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成功地筹划和领导大规模战役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构成了他军事思想的主要框架。
由于华西列夫斯基在大纵深战役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当谢佳金将军出任第2任军训部部长后，华西列夫斯基曾多次被派遣到各军区的野战部队去检查应用训练演习。在1933年夏季进行的诸兵种合同大纵深战役试验演习中，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演习导演司令部的参谋长。
担任这次演习总导演的是苏军参谋长叶戈罗夫，副导演是苏军炮兵主任戈罗夫斯基。为了这次震动全军的大型演习的准备和总结工作，华西列夫斯基整整忙了4个月。演习结束后，他参与编写了《大纵深诸兵种合同战斗细则》、《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在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中的协同动作细则》。这些，后来曾广泛发至全军各部队使用。
1934年，华西列夫斯基被派到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部担任军训部长一职。此间，他结识了许多后来成为苏军名将的军事领导人。如他的终生挚友、著名的朱可夫元帅及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布琼尼元帅、特卡切夫将军等都是他在这时认识的。
1935年9月，苏共中央和人民委员部作出决定，在陆海军中普遍实行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军衔制。华西列夫斯基当时被授予上校军衔。
1936年秋，受国防人民委员派遣，华西列夫斯基上校前往刚刚成立的总参谋部学院深造。毕业后，留在总参军事学院担任包括集团军战役教研室在内的后勤教研室主任。
1937年9月，当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学院工作刚满一个月时，总参谋部又来了新的调令，总参谋部任命他为总参机关主管军队高级指挥人员战役训练处处长一职。
这样，从这年10月起，华西列夫斯基就开始在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工作了。这时他根本预料不到的是。此后这里竟成为他长期永久性的家。
1939年初，由于战争日益临近，总参谋部决定将原来的作战处扩充为权限更高的作战部，作战部是总参谋部的核心机构。同年6月，华西列夫斯基出任作战部副部长，同时兼任战役训练处处长之职。
尽管苏联政府与法西斯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苏联最高军事委员会对此并不抱幻想。还在战争爆发初期，斯大林便指示总参谋部着手拟定和编制旨在应付突发事变的苏军战时集中和展开作战计划这项工作最早是由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负责领导的，具体参与这项计划编制的即是总参作战部瓦图京部长与华西列夫斯基副部长。
1940年5月间，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战争形势，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这次调整中，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总参谋部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西方工作。
1941年6月22日凌晨，法西斯德国在苏联边境西部约100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突然发起了侵苏战争。至此，希特勒蓄谋已久的、苏方随时在准备的苏德战争终于爆发了。
战争爆发最初的两个月里，华西列夫斯基的工作岗位一直在总参谋部作战部。
那时，作战部简直像一所蜂房，“蜜蜂”从前线飞回来，带来了紧急情报，立即给分发到当时根据战斗方向成立的3个处——西方处、西北处、西南处。各个方面军司令部都把他们的情况汇总到这里，经过处理再转给最高统帅或大本营，然后他们再把新的训令或命令下达给前线各部队。
作战部内挂满了各种比例和各种用途的地图，电话机话筒上的连线长达10米以上，这为的是一边听电话，一边随手在各处的地图上作好军事标记。10多部“博多式”电报机和数十部电话终日终夜地工作。有时这还不够，则只能靠通讯飞机或侦察机与前线保持联系。
华西列夫斯基经常向同僚们说的一段话就是：“准确而可靠及时的情报，对一个参谋人员来说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前线有什么变化？我军和敌军的部队位置现在哪里？战斗在什么地区进行？援军要派往何处？什么地方需要技术兵种？需要哪种技术兵器？……所有这些，都需要有条不紊地、不误时机地传到大本营，传到最高统帅那里。”
进入总参谋部
苏德战争进入第一个秋季的时候，当时法西斯希特勒军队并未丧失其优势地位，虽然自入侵苏联以来他们已经损失兵员达53万之多，但他们仍在气势汹汹地猛烈向东推进。法西斯军队仍然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制空权，在战场总兵力和兵器方面也仍有相当大的优势。
在西北地区，苏军未能制止住德国军队向列宁格勒的挺进，随后这座城便遭到了敌人的围困；在西南战场，由于基辅陷落，致使哈尔科夫工业区和顿巴斯受到严重威胁。在克里米亚，苏军受到了敌人的分割包围，他们独自承受着法西斯军队的打击。
那时，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所最为关切的仍是西部战场，即中央方向的战局变化。总参谋部认为，虽然秋季以来这里的形势比较稳定，但这并不全是因为法西斯军队曾在这里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和打击。
显然，敌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只是暂时的，他们正在这个方向上组织新的突击集团，以便在认为适当的时候从这里发动对莫斯科的第2次攻势。
因为，法西斯希特勒一直坚持认为，只要苏联首都还是苏方战争的鼓舞中心和组织中心，那么就休想取得对苏战争的最终胜利。所以，他们一定不会放过在这里通过殊死决战来决定战争命运的机会。
事实证明，苏军总参谋部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9月底，希特勒德国军队基本上完成了夺取苏联首都莫斯科的战略部署。希特勒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会议上说，在这次战役中必须对莫斯科实行合围。进攻方法仍像战争初期那样，同时从3个方向给拼死防御的苏军以决定性打击。他把该战役命名为“台风行动”，规定的突击日期为10月2日。
当时，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已集中了77个师的部队，总人数在100万以上，拥有1700辆坦克和强击炮，1400门火炮和迫击炮，950架作战飞机。而与之对抗的苏军西方方面军、大本营预备队方面军和勃良斯克方面军，仅拥有约80万兵力，6808门火炮和迫击炮，782辆坦克和545架飞机。更为严峻的是，当时大本营已经不再掌握有已经编成的任何战略预备队了。
9月30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装甲部队首先派出的一支先遣部队出发了。10月2日，霍特的装甲兵团和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同时在两个方向发起突击，从而揭开了维亚兹马和勃良斯克双重战役的序幕。先是奥廖尔被攻占，接着维亚兹马和勃良斯克也相继陷落。在西南方向，距莫斯科不到100俄里的卡卢加被攻占，在西北，距莫斯科93俄里的加里宁城也被攻占。
莫斯科处于危急中。
10月5日，国防委员会作出保卫莫斯科的决定。决定号召全体莫斯科市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协助苏军保卫自己可爱的城市和祖国的首都。
当天，华西列夫斯基作为大本营代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及马林科夫到了西部前线。他的具体任务是把冲出敌人重围和从西部撤下来的部队火速派往扎伊斯克防线并在那里组织防御。
下午3时，华西列夫斯基到达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在那里，经过与该方面军首长一道努力，用了5天时间，终于从尔热夫、谢切夫卡及维亚兹马撤下来的部队中抽调了5个步兵师的兵力，并派他们开赴到扎伊斯克一线。
10月9日，当华西列夫斯基在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向斯大林做例行工作汇报时，斯大林决定把朱可夫从列宁格勒方面军调来，继续担任西方方面军总司令，并准备把大本营预备队方面军合并到该方面军以加强力量，华西列夫斯基表示完全同意这种安排。次日上午回到莫斯科后，大本营就作出了这项正式决定，最后的命令文稿即是华西列夫斯基亲自起草的。
10月14日，法西斯德国军队又开始进攻。莫斯科的各个主要方向都在进行激战。各方向的战线都越来越逼近莫斯科市区，首都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
为此，国防委员会决定，一些政府机关、外交使团、大型国防工厂以及苏联首都的科学文化机构都必须撤出莫斯科市，只允许国防委员会、最高统帅大本营及对国家和武装部队实施有效领导所必不可少的党政军机关留在这里。
16日，最高统帅部决定，为了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可靠地指挥部队，必须把总参谋部分成两个梯队：其第1梯队总计10人，由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领导，留下负责前线军队的指挥；第2梯队是大部分，则由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带领迁往新地点，并在次日早晨乘坐两个列车向莫斯科郊外转移。但有一条，这撤出去的总参谋部第二梯队，仍必须与大本营继续保持牢固可靠的经常联系。
由华西列夫斯基领导的总参谋部第一梯队，当时人们都习惯地把它称为作战参谋小组。它的任务就是直接为大本营服务。它的具体职责大致有如下数条：
1.全面了解和正确估计前线的形势；
2.经常地、准确地、但又不过于烦琐地向大本营提供前方形势的情报；
3.如前方形势发生变化，要及时而正确地拟定出自己的建议向最高统帅部报告；
4.根据大本营作出的战役战略决定，迅速准确地拟定具体方案和训令；
5.对大本营一切决定的贯彻情况进行严格的、经常不断的监督，对部队的战备情况和战斗力、预备队的编组和训练情况、部队作战物质的保障情况实行监督。
秋雨是严寒和冰雪的前奏。身穿夏装的德军士兵要在苏俄的首都过一个舒服的寒冬了。德制坦克走不多远就要陷入泥潭之内，简直无法前进。后面的炮车和运输车辆也全都陷在田野里更深的泥潭中，丝毫动弹不得，连弹药和粮秣都送不上来。德国指挥官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全线停止前进以待大地封冻。
这时，苏军那体积庞大的远远出乎德国士兵意料的宽履带坦克群，像一群发了疯的巨形怪兽，猛烈地向德军停止进击的前线紧逼过来。
德军的猛烈进攻被雨季的泥泞和苏军的重型坦克暂时止住了，其突击集团先锋部队的前出部分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即使某些地段的德军仍在顽强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但进攻的速度显然大大减弱。在南面主攻的古德里安部队，也在距图拉还有3俄里的地方停顿下来。
原来，他们企图一举攻下图拉，然后从背后或侧翼包围莫斯科，以便由此率先攻入俄国首都。但是，他们过去在各个战场曾经一往无前的巨大坦克群也陷入了进退不得的泥潭之中。
华西列夫斯基从作战参谋小组获悉这一情报后，当即打电话向斯大林报告喜讯。
此时，苏军最高统帅部内有人提出进行反攻的建议。斯大林询问华西列夫斯基的意见时，这位沉着稳健的将军表示不好。因为，根据当时他领导的作战参谋小组的判断，德军近期还要展开新的攻势，这说明他们还有力量。
到11月底，德军的进攻力已渐告竭，这正是由于气候条件、敌人战线的拉长及苏军的顽强抵抗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总参谋部这时便提示大本营说，现在我军转入反攻的时机似乎差不多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也坚信此点无疑。
经研究，最后把发起对德军反攻的日期定在12月5～6日。这时，希特勒的司令部还没有正式下令停止进攻，但实际上各个方向上的德军进攻已经基本停止。
恰在此际，沙波什尼科夫总参谋长病倒了。于是，斯大林要求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出任代理总参谋长一职。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与斯大林等大本营成员一起，具体制定、筹划并直接领导了这场莫斯科城下的反攻。这是苏德战争爆发以来，苏军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击德军的行动。
对于这次反攻行动，苏军最高指挥中枢自信可以成功。这可以从下面一点得到证实和证明：12月15日，即在反攻开始后的第10天，苏共中央就作出了把原来迁出莫斯科的党、政、军机关迁回的决定。而原来迁出的总参谋部第二梯队，早在11月下旬就已迁回莫斯科，以便立即投入反攻的准备工作。
反攻计划编制完成后，身为代理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在12月4日便亲自前往加里宁方面军司令部。在那里，他当面向该方面军总司令科涅夫传达大本营关于转入反攻的最后指示，并在那里作为大本营代表协调该方面军不折不扣地执行反攻命令。
何以需要如此这般呢？原来，在12月1日凌晨3时30分，他和斯大林两人曾亲自签署了一道命令，要求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不要在自己所辖的地域内另外组织任何局部反攻，而应把主力用在配合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的反突击进攻上面。
但随后科涅夫即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借口缺乏坦克和兵力不足，不想采取支援西方方面军的行动，仍想单独进行一次进攻加里宁的局部战役。
最后，在华西列夫斯基答应他增加兵力支援的情况下，科涅夫才勉强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尽管如此，斯大林仍不放心，于是便派华西列夫斯基亲自来到这里。
经过莫斯科保卫战这场空前的激烈角逐，苏军很多高级指挥人员经受了锻炼，他们更多地掌握了现代化战争条件下一系列军事战略技巧与军事指挥艺术。华西列夫斯基在协助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筹划、指挥这次会战中，学到了许多实战军事技能，并在这次著名战役中成长为苏军高级将领。
对于他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献身祖国的精神，苏联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同时也给了他以应有的实际地位和待遇。
4月中旬，华西列夫斯基作为大本营代表，被最高统帅部派往西北方面军工作去了。按当时1942年春季和夏初苏军作战计划的规定，在西北方向上还有一个所谓的局部战役。它要求西北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协同动作，将已经陷入苏军合围的法西斯杰缅斯克集团就地聚歼。华西列夫斯基此行的任务，就是协助该方面军首长做好这次战役的具体筹划和指挥。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5月8日。
正当他们准备实际实施这一聚歼行动时，忽然接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一道命令，要求华西列夫斯基尽快赶回莫斯科。原来，是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心脏病突发不能照常工作，总参谋部的工作又须臾不可离人主持。于是，从5月11日起，华西列夫斯基便第2次受命代理总参谋长一职。
稍后，病愈并逐渐恢复健康的沙波什尼科夫向最高统帅部提出，由于自己年龄和健康的原因，最好辞去总参谋长之职，而去某所军事院校担任一些身体能够承受的较轻松的职务。而且，他还正式提议总参谋长一职的继任人选，他认为华西列夫斯基是最合适的了。
因为，这位被推荐者不仅素质和能力方面无可挑剔，其忠诚、干练、机敏及沉着多思，都可以说是一流的人才。此外，在资历上也说得过去，华西列夫斯基于1942年4月26日始获上将军衔的。斯大林当即表示可以考虑他的建议和要求，只是关于华西列夫斯基继任问题，须得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的批准方可。
6月24日，经研究，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决定：任命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上将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
在一定的意义上，对华西列夫斯基来说，此番出任苏军总参谋长很有点儿临危受命的味道。当然，这是从此间苏军战场所面临的诸种严重局势这个角度来说的。因为，在他上任还不到一周，苏军战场的各个方向就开始出现一系列重大失利，随之而来就是整个春季和夏季的形势逆转……
第一桩就是克里米亚战场上形势日益复杂和日趋恶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踵而来的就是西南方向铁木辛哥元帅领导的所谓哈尔科夫附近进攻的惨重失败。
由此，还严重地累及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的安全，以致整个西南战场的局势迅速恶化起来。
5月中旬，德军的突击力量仍在不断地增加，各种坦克集群和摩托化步兵师越来越多地蜂拥到苏军侧翼。估计，很快将严重威胁到第9和第57集团军的后方。
尤其糟糕的是，当时铁木辛哥不仅未认识到这种危险，反而仍然顾前不顾后地坚持他的向前进攻方针。当晚，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给他的老同事、第57集团军参谋长阿尼索夫，后者向他如实地报告了前线的真实危局。由此，华西列夫斯基断定，德军业已展开的这个进攻很可能就是其大规模春季进攻的前奏。显然，敌人是想先清除巴尔文科沃突出部，然后全歼苏军西南和南方两个方面军。这种分析如果成立，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他认为，只有立即停止铁木辛哥集团向哈尔科夫的进攻，并将原用来突击的部分兵力调转头，以解除对第9和第57两集团军的危险。因为在该地区根本没有任何预备队部署，也没有其他可供调用的苏军部队。
打定主意后，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向最高统帅做了汇报，并如实谈出自己的这番打算。不料，斯大林却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主意。当他与铁木辛哥通话后，后者也没有表现出多么的不安，并且提出，只要再给他增派1个师的预备队，仍然坚持既定方向进攻便绝无问题。
所以，他放下电话对华西列夫斯基说：“铁木辛哥元帅正在采取的措施完全能够击退敌人对南方方面军的突进，所以西南方面军仍将继续进攻。”
5月18日，形势继续恶化，华西列夫斯基非常着急。他再次找到斯大林，建议必须立即停止哈尔科夫方向的进攻，将西南方面军的突击集团转向南面抗击敌人。这次斯大林走到电台旁，要求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对现时情况作出判断。铁木辛哥元帅再次作出了令人放心的保证。
晚上，斯大林又就这个问题与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通话，后者也报告说，尽管克莱斯特集团的威胁在增大，但没有理由终止正在进行的进攻。这样，进攻便仍然继续。华西列夫斯基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眼看一昼夜的时间又失掉了，怎么才能说服最高统帅呢？
情况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严重。到5月19日下午，敌军在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合围苏军的威胁已相当明显了。只是在这时，铁木辛哥才下令停止哈尔科夫战役，调转突击部队对付正在形成合围之势的克莱斯特集团。但是，为时已晚。
由于各部队在夜间才开始执行命令，极为宝贵的时间再次损失了。及至翌日拂晓及以后的几天中，德军的强大坦克突击集群已经重创苏军第9集团军，并将其赶过了顿涅茨河。随后，敌人迅猛突入第6和第57集团军及博布金将军集群的后方，很快就合围了这些部队。
到5月23日，第6、第57、第9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博布金所部完全陷入敌军重兵合围之中。
经过一个半月的苦斗，只有很少一部分突围出去了，绝大多数都无法冲出重围。在给德军以大量杀伤后，苏军大部战死，余者全都被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有方面军副司令员科斯坚科中将、第57集团军司令员波德拉斯中将、参谋长阿尼索夫少将、军事委员波品科大校、第5集团军司令员戈罗德扬尼斯基中将、军事委员弗拉索夫大校、集团军群司令博布金少将等一大批高级军官和士兵。
据有关史料提供的说法，此一役，苏军死伤及被俘者，总计达25万人之众，损失坦克600余辆，还有大量其他兵器。
总参谋部闻得这个消息，华西列夫斯基总参谋长不禁为之失声……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也懊悔莫及。
然而，苏军西南战线的危急并未到此结束。铁木辛哥元帅调转回师的突击集团也遭到德军的顽强阻击，在经受巨大损失后，不得不被迫退到奥斯科尔河地带固守。
6月28日，得势猖狂的德军的巨大进攻真正开始，这就是他们的夏季攻势。敌军从库斯克到罗斯托夫的广阔战场上，分两路猛烈突击，其中一路就是保卢斯指挥的最强大的第6集团军，其直指方向正是原西南方面军与勃良斯克方面军之间的薄弱结合部。该部德军依靠其强大的坦克集群，横冲直撞，直取前方。
这里，是数百里一望平川的草原，没有那些曾把它阻挡于莫斯科城前的大片森林，没有高山，没有丘陵，没有沟壑。坦克集群旋风般地向前驱驰，扬起了40里之内都清晰可见的蔽天尘埃。它们疯狂地驶过无数的城镇和乡村，所留下的仅是死神光临的痕迹。
到7月2日，勃良斯克方面军所在的沃罗涅日地域局势也日益严重恶化。敌军两天内即疾进80公里，而且推进的势头仍未见减。苏军这一方向上的所有预备队都使用上了，但仍止不住德军的强大攻势。为了阻止敌军占领沃罗涅日这一重要城市，最高统帅部决定，再增加两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交给勃良斯克方面军指挥，同时又把强大的坦克第5集团军也拨给该方面军，并派华西列夫斯基亲临前线，负责这里剧烈战斗的协调和指挥。不久，由于南方方向也出现了麻烦，华西列夫斯基又被紧急召回大本营。
就这样，在这段极为紧张艰难的日子里，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新上任的总参谋长和大本营代表，总是在最高统帅部和前方战场之间被扯来扯去，疲于奔命。
在这危急时刻，华西列夫斯基作为大本营代表于7月23日到达前线。他是受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前去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首长共同应付这一难题的。前此不久，最高统帅部已经把大本营预备队方面军中几乎所有部队都编入了该方面军。除了尚未准备就绪的坦克第1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外，大本营在这一地区已没有任何可供使用的预备队了。经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戈尔多夫中将商量，华西列夫斯基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这两支正在组建中的坦克集团军。
但是，经过联系才得知，坦克第4集团军至少需要两昼夜的时间才能赶到。当时，前线形势根本不允许坐等这么久。在这种情况下，华西列夫斯基当机立断，决定只派坦克第1集团军单独对敌人实施反突击。
华西列夫斯基想，对现在来说，时间是最宝贵的。如果延误或错过这段时间，敌军就可能渡过顿河，并在河的右岸建立起可以固守的阵地。到那时，再想把敌人赶回来，恐怕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了。
结果证明，华西列夫斯基的决断是正确的。当7月25日苏坦克第1集团军发起反突击后，敌军的阵地果然被冲乱了。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在这时苏军还有预备队可以使用，而且又是如此迅速地突到了自己的后方。于是，敌军被迫转入防御态势。不久，奉命开到这里的苏坦克第4集团军也从另一个方向加入了对德军的突击，这更使保卢斯大惑不解：怎么又出现了新的苏军坦克集群；元首和统帅部提供的情报不是说这个方向上敌人再也没有预备队可以使用了吗？无奈之下，德军只好暂时退却，退出了他们要锐意进取的斯大林格勒方向。
华西列夫斯基急中生智安排的这次反突击行动，虽然未能一举消灭敌军，但它却打破了保卢斯集团企图围歼第62集团军的计划。
更重要的是，它打乱了敌军的行动计划，使其失去了迅速进攻的能力和机会。其一鼓作气夺取顿河渡口、并前出到斯大林格勒附近地区的既定计划落空了。这样，希特勒原以为完全可能的令该集团军在急速奔进中一举攻下斯大林格勒的最终战略追求，也随之化作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泡影。
到8月上旬，希特勒决定同时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新的一轮攻势。其计划为：由第6集团军从西北面自上布齐诺夫卡发动进攻；由坦克第4集团军从南面自阿勃加涅罗沃地区发动进攻。双方进攻务求向心态势，以便一举攻占斯大林格勒。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是从一位前线侦察员的报告中获知敌军新的大规模进攻端倪的。据该侦察员提供的情报，原先在巴甫洛夫斯克至韦申斯卡亚地段担任防御任务的敌第6集团军，已被意大利第8集团军替换下来，集中到斯大林格勒方向去了。
经过分析，总参谋部认为，德军的这种调防肯定不是正常的举动，这说明第6集团军另有新的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呢？再明显不过了，它只能是被用来对斯大林格勒进行突击进攻。因为，该集团军是这个方向上德军最强大的部队。
8月5日，为了对付敌军随时都可能发动的新的大规模进攻，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一分为二，即改组为两个方面军——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在当时也还有另外的实际考虑。这就是，随着8月上半月连续未断的激战，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战线已经延伸至800公里之长，这使该方面军首长越来越不适应指挥和组织这么多军队的战斗行动。因为，当时这些军队不得不在两个互相分离的方向上作战。
当然，也有原方面军首长不称职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以后也是存在的。基此，在未做人事调整前，8月13日，大本营又决定：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拨归东南方面军节制；两方面军的最终指挥权，由派往这里的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负责协调和领导。
8月19日，德军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按预定计划开始了对斯大林格勒的第一次直接进攻。保卢斯和霍特这两个法西斯恶魔，简直是倾其所有地把强大的快速集群从南北两个方向推向斯大林格勒城郊。
先是保卢斯集团从卡拉奇方向突破了苏军的防御，并在23日把部队前出到了斯大林格勒以北的伏尔加河一线。随后霍特集团也从城南楔入苏军防线，并使其所部前锋前出到了京古塔车站。至此，斯大林格勒的形势开始呈现危局。
此间，作为大本营代表的华西列夫斯基一直在东南方面军司令部。当随后德军飞机对斯大林格勒肆无忌惮地实施空中轰炸时，他曾目睹了这座英雄的城市变成废墟的全过程。
一度，华西列夫斯基与总参谋部、最高统帅部的电报电话联系全部中断，他不得不在指挥观察所内用无线电拼命地喊话。电话联系接通后，斯大林给他和前线的两个方面军首长发来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誓死保住城市。
8月25日，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接到斯大林的命令要求他立即赶到北郊附近的一个屯兵场去，并领导那里刚刚开来的部队进行突击敌人的准备工作。稍后，刚刚被任命为最高副统帅的朱可夫元帅也赶到了那里，他是斯大林派来接替华西列夫斯基并领导整个斯大林格勒地区苏军作战的。
因为，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非常需要华西列夫斯基这颗“智多星”；而在具体指挥作战方面，斯大林似乎又认为朱可夫要比参谋出身的华西列夫斯基强些。
9月1日，华西列夫斯基奉命离开前线，他下飞机后便直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向最高统帅作战场局势汇报。
可是，在他离开后这段时间里，前线的战斗更加残酷，更加激烈。有着优势兵器和兵力的德军已经攻破了斯大林格勒城垣，其中一部分坦克部队已与守城的苏联军民拉开了巷战的序幕。
9月上旬，斯大林把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找他们来，主要是想听听两位对当前斯大林格勒前线战局的分析和预测，商量如何摆脱各部队当前的困境，以及怎样才能解决掉德军保卢斯第6集团军与霍特坦克第4集团军，并最后夺取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终胜利问题。
应该说，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左膀右臂，是斯大林最为信任和赏识的两员猛将。在斯大林看来，朱可夫有足够的军事指挥天才，而华西列夫斯基则是无与伦比的军事智囊。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沉着机敏，有决断能力，尤其富有军事创造才能。
9月底，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关于进攻的准备工作，在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由最高副统帅朱可夫领导；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领导。随后，他们两位便各自赶到自己所在部队去。
11月13日，华西列夫斯基代表总参谋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大本营报告了经过核实的“乌兰”进攻计划。
战役进攻发起前，华西列夫斯基与朱可夫又向斯大林提出了一项新建议：为了不使希特勒和德国统帅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危急时刻从维亚兹马以北地区抽调部队来增援敌“南部”集团军群，苏军必须在维亚兹马以北的莫斯科中央方向发起一次迅猛的诱攻性战役，顺便也好一举吃掉一直威胁首都的尔热夫突出部地域的德军。斯大林对此也十分感兴趣，他很快就同意了这个建议，并要求他俩中派出一人来负责这个诱攻任务。
最后，朱可夫被派到了那里，因为他此前曾担任过西方方面军司令。这样，华西列夫斯基便成了南部战线斯大林格勒地域战斗的总负责人。随后，朱可夫便奉命去了西线，而华西列夫斯基则直接到了斯大林格勒前线。
由于担任此次战役突击任务的西南方面军把司令部设在了绥拉菲莫维奇市。为了方便协调指挥，总参谋部便在这里也给华西列夫斯基准备了一个协调三军的指挥所。
11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经过战前巡回检查，正准备于当天搬到自己的前线指挥所去。恰在这时，他突然又接到斯大林的电话指示，要他必须在18日到莫斯科讨论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没做任何透露。
第2天，华西列夫斯基如约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和全体国防委员正在那里开会。斯大林立即接待了他，并把一封信交给他，请他仔细加以研读。说完，斯大林便回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开会去了。
在一间被指定只有他一人才能进出的房间里，华西列夫斯基急忙地展开了这封信。及读毕，确实令他大吃一惊，并且很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原来，写这封信的人，正是在即将开始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担负重要突击进攻任务的机械化第4军军长沃利斯基。这封信是他不久前写给国防委员会的，内容是请求推迟或干脆取消马上就要进行的这次战役。这位军长在信中写道：鉴于进攻开始前敌我兵力和兵器的对比情况，拟议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攻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他认为，必定遭到带来一切严重后果的惨败。
因此，作为一名忠实的共产党员，并代表参加这次进攻的其他负责干部，他请求国防委员会立即详细地检查就实施这次战役所作出的决定是否现实，请求推迟这次战役，或者完全取消这次战役。
华西列夫斯基把这封信一连看了两遍，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他大大地感到惊讶，也极困惑。他对写信人虽不很熟悉，但还是了解的。最近几周，这位军长一直在参加战役的准备工作。不论对整个战役，还是交给他负责的该军任务，他一次都未表示过异议。更何况，在前不久的那次总结会议上，他还当面向大本营代表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保证，他的军将坚决完成任务，并讲了自己军的充分战斗力及全体官兵的高昂士气。
斯大林要他急匆匆地赶回来，就是因为国防委员会要在这个问题上听听他的看法。一则，他认识并了解这位写信人；再者，这位军长就在他负责协调指挥的部队中，而且战役马上就要开始。
当然，华西列夫斯基是不同意这封信的分析的，他当时就把这一看法告诉了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
当时，斯大林当着华西列夫斯基的面就给沃利斯基军长挂了一个电话，在简短的谈话中，最高统帅并没有严厉地批评这位军长。
然后，他对华西列夫斯基说，他的意见是还把写信人留在军里，因为后者刚刚还表示过一定完成上级交给他们军的任务。关于他是否还担任该军军长的问题，要按该军的行动结果再做最后决定。但是，关于该军及写信者本人在战役头几天的作战表现，他命令华西列夫斯基必须向他提出专门报告。
11月19日清晨，华西列夫斯基就回到谢拉菲莫维奇的指挥所里。这时，进攻已经开始了。
虽然早晨的浓雾和飞雪使突击发起时根本不能使用强击航空兵实施先期轰炸，但各方向的突击集群仍然进展较快。西南方面军的主攻突击很快就粉碎了罗马尼亚军队的防线，一天之内就向前推进了20多公里。有些集团军则挺进到了30～35公里的纵深。
同样，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突击行动，也没有更多地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他们照样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特别是沃利斯基指挥的机械化第4军，表现得更加卓越而勇敢，他在第一天之内也率部前进了20多公里，成绩非凡。
在当天晚上向最高统帅的汇报中，华西列夫斯基特别遵嘱谈到了该军的无畏行动。至此，斯大林心里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自然，华西列夫斯基也为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23日，按“乌兰”计划的预定时间，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突击集群，在顿河方面军右翼的积极支援下，像两把游刃有余的利剑，巧妙而适时地实施了对卡拉奇方向的向心突击，从而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地域德军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合围。
这是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德国法西斯军队所遭到的第一次大合围。
当晚，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指挥所内分别给他调度下的3个方面军首长通话，讨论战役形势并拟定了下一步最适当的行动计划。随即，他又把他们的想法和建议直接报告了斯大林。
很快，最高统帅部就复电华西列夫斯基，表示同意他们的建议和下一步部署。
11月24日晨，各方面军所属部队开始按照既定部署向合围圈内的敌军发起攻势。然而，这次攻势未达成预期目的，相反在各个方向都遭到了强大敌军集群的反冲击。
原来，根据最新的敌情分析，苏军前线总指挥机关才知道，他们从行进间消灭被合围敌军的计划所依据的对敌兵力的估计出现了严重差错：当初，他们认为敌保卢斯指挥的集群只有8.5～9万人，可是实际这时却有30万人。
所差之多，实在令人为之咋舌。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误差，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敌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在进攻和防御中补充得到的兵力算进去，也未估计到合围圈内大量的特种部队和其他辅助部队，这些部队的官兵则多数补进了作战部队。12月初，经过准备和调整，苏军又对该部敌军组织了一次分割性突击消灭的作战，但仍无显著战果，德军对合围他们的苏军仍然不断进行的远不是没有活力的反冲击。
了解到这种局面后，斯大林非常着急。在12月4日的电报命令中，他批评了华西列夫斯基在最近的第2次突击进攻中的错误。
华西列夫斯基接到最高统帅的电令后，感到很懊悔。他知道，最高统帅所批评的这些全是确实存在的，谁让他没有去亲自检查呢！当然，话说回来，最主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这也说明，敌军虽已被围，但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更何况，困兽之斗，是会更加凶猛和不遗余力的。
稍后，更严重的情况发生了。据侦察部门侦知，希特勒和德国统帅部为了给遭到合围的敌保卢斯集团和霍特集团解围，恢复他们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原态势，已在这个战线的东南地段建立了以德军前副总参谋长曼斯坦因元帅为首的顿河集团军群，所有南线的德军，包括被合围的上述两德军集团，统一由他负责指挥。华西列夫斯基还获悉，为了实施解围战役，曼斯坦因建立起两个新的突击集团：一个在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另一个在托尔莫辛地域。
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将这一最新战局变化报告给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并提出从大本营预备队中抽调实力雄厚的马利诺夫斯基中将指挥的近卫第2集团军和其他部队前来支援，拨归顿河方面军指挥。
随后，大本营又决定成立由波波夫中将指挥的突击第5集团军，使之以最快速度在西南方面军的坦克第5集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51集团军之间展开。按命令，该集团军归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指挥。
到12月10日左右，曼斯坦因麾下的德军顿河集团军群已经占领了从维申斯卡亚到马内奇河的正面。在它现编成的大约30个师中，有17个师横在了苏西南方面军正面；另外13个师则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突击第5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相对峙。其中仅在苏军第51集团军对面就有10个师之众的强大德军部队。
这样，两军门前的敌我力量对比是相当悬殊的：德军7.6万人，坦克500辆，火炮和迫击炮340门；苏军只有3.4万人，坦克77辆，火炮和迫击炮147门。由此可见苏军第51集团军处境之艰难。
12月13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终于批准了华西列夫斯基的请求，决定把马利诺夫斯基的近卫第2集团军由顿河方面军划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指挥，并决定暂时放弃原来拟议中的“土星”战役。
原先，经华西列夫斯基等建议，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一部的突击进攻方向是径直向南，直取罗斯托夫地域，目的是廓清合围圈外的德军。后因德军曼斯坦因顿河集团军群建立，华西列夫斯基又建议改变该战役，而用这两部强大苏军来抗击曼斯坦因集群；待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消灭顿河中游的意大利集团军后，挥师东南，向莫罗佐夫斯克和托尔莫辛方向突击，即前出到敌曼斯坦因集团军群的后方。
同时，斯大林还命令说，此后华西列夫斯基的任务便是负责解决敌曼斯坦因的解围部队，而消灭合围圈内德军保卢斯和霍特集团的任务则由新派来的大本营代表、苏军炮兵主帅沃罗诺夫负责。在工作中，沃罗诺夫应以华西列夫斯基的副手出现。
12月19日，德军曼斯坦因集团军猛攻苏军第51集团军和突击第5集团军防线，防御正面被同时撕开了几道口子。战斗呈胶着状态，梅什科瓦河附近的许多居民点曾多次易手，原先白雪覆盖下的草原大地，两天后便全部化成焦土一片。
次日，苏军驰援的近卫第2集团军赶到，部队还没有全部展开，前锋就投入了钢铁大战与血肉厮杀。敌人的进攻终于被击退了，草原上布满了血肉模糊的敌人尸体。近卫第3师在瓦西里耶夫卡与敌军的激烈交战中，虽然伤亡逾半，但终于守住了阵地。华西列夫斯基事后回忆说：“正是这些日子里在布满峡谷的叶尔根地带的战斗，决定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命运。”
到12月23日，虽然曼斯坦因集群的另一路前锋部已经冲到了距被合围的保卢斯集团只有35～40公里的地域，但它却再也不能前进一步。
他们确实时运不济，或者说是命运乖蹇，苏第51集团军和突击第5集团军的迅猛反突击，苏空军第8集团军令人胆寒的空中轰炸，终于给近卫第2集团军的展开赢得了不可缺少的宝贵时间。待到该集团军全部展开之后，希特勒援救保卢斯集团的计划便破产了。
因为，此后不久，该集团军和其他苏军部队便在这里展开了对曼斯坦因集群的大规模反击。结果，曼斯坦因连同他的企图全都失败了。
1月8日，苏军向保卢斯集团发出了劝降书，答应给战败者以体面的待遇，包括供给足够的口粮，治疗伤员，允许军官保留自己的武器，并保证战后将他们全部遣送回国。
但是，正所谓困兽犹斗，保卢斯不肯放下武器。也许，他这时还在想着战役胜利后希特勒许诺给他的高级参谋或德国统帅部长官的军职呢。
德军的所有抵抗和挣扎都变成了徒劳，特别在当前这种被困破城而又待援无望的情况下。当苏军发起进攻并逐步缩小了合围圈时，也就是战斗到第14天之后的时候，保卢斯向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发出了一纸报告，其中说：“溃败已经不可避免。我请求立即允许投降，以挽救残部生命。”但是，他的请求没被批准。而没有希特勒的批准，他保卢斯也好，别的其他军官也好，谁敢投降呢？
这样，保卢斯和他麾下的将士们便不得不躲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废墟和瓦砾之中。冬日漫天的风雪也与他们作对，士兵们有的干脆放下了武器，他们用冻结的雪块艰难地积起道道雪墙。
尽管如此，他们也被冻得一个个神志麻木地蜷缩在地上。至于吃的，开始还有面包，但定量是每天每人一片；15个士兵能分到1公斤土豆。而饮水的唯一来源是融化积雪。罗马尼亚骑兵师所存不多的马匹，到头来竟被他们宰食一空。再到后来，他们不得不在废墟中捕捉狗猫和乌鸦来填充肚子。
1月30日，保卢斯成了苏军的俘虏。两天后，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了。
冯玉祥蒙难经过
1948年9月1日上午，豪华的“胜利”号客轮经过一个月的海上航行驶入了黑海，船长对全体乘客宣布：“胜利”号明天就可以抵达苏联的敖德萨市！对于在海上生活了一个多月的“胜利”号全体乘客来说，犹如注射了一支兴奋剂，令人颇感欢欣鼓舞。人们高兴地欢呼：“乌拉！乌拉！”
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等待着他们的，竟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
冯玉祥就乘坐在这艘轮船上，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一家人。冯玉祥一生大起大落，尽显英雄本色。他一生最引以自豪的是驱逐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出宫。蒋介石曾是冯玉祥的义兄，然而这一对兄弟之间却发生了两次震动全中国的大战。冯被蒋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违反党纪，不听党的约束”而开除党籍。此时，他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回国参加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的。为此，冯将军冲破美国政府和国民党特务的层层阻挠，偕妻子、儿女登上了苏联的这艘“胜利”号客轮。
“胜利”号客轮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德国缴获的。“胜利”号排水量为9000吨，属欧洲一流客轮。“胜利”号共有4层船舱，冯将军一行住进了头等舱的4套包间。其余的几套包间里住着从美国返回苏联的四名苏共中央委员。应当说，“胜利”号不仅豪华舒适，也比其他船只更有安全感。头等舱的设施和位置比其他几等舱更好一些，舱外就是宽敞的甲板，乘客走出包间就可将大西洋风光尽收眼底。
1948年7月31日，“胜利”号离开纽约。冯玉祥将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种如释重负的兴奋和喜悦掠过心头：终于结束了两年客居他乡的生活。老将军走上甲板，阵阵清新、凉爽的海风扑面吹来，使他在异国所受的种种政治压迫，以及生活中的忧郁统统被大西洋的海风吹散。人在大西洋，心早已回到了祖国。
夜幕渐渐降临，“胜利”号驶进茫茫夜色笼罩的大海。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黑夜不同寻常，充满了希望，因为天亮后船就靠岸了。冯玉祥将军也显得格外兴奋，他偕妻子、儿女返回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冯将军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半倚在床上，向女儿讲述着他1926年去苏联时的情景。两个女儿听得津津有味，聚精会神。突然，老将军打住了话头，感觉到舱房内有一股异样的气味，回过头来一看，只见一丝黑烟正从紧闭的门缝中涌进包间。
“胜利”号失火了！
大火来得突然、猛烈，浓烟烈火从底舱快速蔓延到各个船舱，报务员连海难紧急呼救信号“SOS”都未来得及发出，无线电报务室就被大火吞没了。毫无思想准备的乘客们顿时乱作一团。
冯将军夫妇和两个女儿发现浓烟涌进包间后，感到情况不妙，急忙提起箱子向后跑，但浓烟已将舱门封住，过道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一氧化碳，浓烟弥漫，辨不清方向。冯将军和妻子、女儿还没有冲出包间的舱门，就倒在了浓烟和热浪之中。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烈火越烧越旺，疯狂的火魔在“胜利”号上肆虐，来势凶猛，吞噬着客轮上的一切。
冯将军夫妇和女儿被浓烟熏倒后，住在隔壁的将军的儿子冯洪达等人发现客舱失火，从窗口跳到甲板上，立刻想方设法营救被困在包间里的父母。但通道里一片漆黑，浓烟滚滚，根本无法进入包间。冯洪达急中生智，找来一把消防斧，砸碎玻璃，不顾一切闯进父母居住的包间。冯洪达忍受着浓烟和热浪，在包间里摸来摸去，突然脚下碰到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人，他用力将这个人抱出窗口。这个被他救出去的人是他母亲。冯洪达又第2次闯进包间，去寻找父亲。浓烟呛得他透不过气来，幸亏有人递给他一只灭火器。冯洪达用灭火器左右横扫，浓烟淡了一些。他看见父亲高大的身躯躺在舱门口。冯洪达抱起父亲，老将军毫无反应，两臂低垂躺在儿子怀里。这时，由于烟熏火燎，冯洪达也处于半昏迷状态。在赶来的船员的协助下，老将军被抬出包间。
第2天下午3点，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冯将军离开了人世。谁也不曾想到，赫赫有名的冯将军竟在回国途中被火魔夺去了生命。这位年逾花甲、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在枪林弹雨中不曾倒下，却在归国途中的“胜利”号客轮火灾中失去了生命。与冯将军一起蒙难的人中间还有他的小女儿。
由于大火首先烧毁了无线电报务室，报务员连拍发“SOS”的时间也没有得到。因此，外界对“胜利”号大火一无所知，也没有外人前来救助。“胜利”号上烈焰冲天，浓烟滚滚。船上的大火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了。冯将军和他的小女儿，3名苏共中央委员以及200多名乘客遇难。
冯玉祥将军终于没有能够再踏上他曾经叱咤风云的国土。冯将军的骨灰盒于1948年11月回到了祖国，实现了老将军的夙愿。然而，令人无限悲伤的是，回到祖国的却是老将军洁白的骨灰……
大本营代表
1943年，元旦刚过，斯大林的新命令到了。华西列夫斯基动身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在那里，他仍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的身份，负责准备与实施计划在顿河上游地区展开的一次新的进攻战役。
参加这次战役的，主要是沃罗涅日方面军、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组织协调这3个方面军的协同行动，保障新的进攻战役的胜利完成，则是他的主要工作。
1943年2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授予他“苏联元帅”这一最高军衔的决定。
2月19日，华西列夫斯基突然接到斯大林的命令，要他立即赶回莫斯科。当天，华西列夫斯基便风尘仆仆地赶回。见到斯大林后，他被告知说，大本营决定立即在莫斯科中央方向发起一次旨在消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并把战线向西大大推进的重大战役。
他的任务是，在这次战役中负责领导和协调西方方面军左翼部队以及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作战行动。
华西列夫斯基还清楚地记得，在1月底2月初，斯大林曾为此征求过他的意见，同时也与很多方面军首长商量过。但那时还只是初步酝酿，想不到这么快就要实施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表示服从最高统帅部的安排和调遣。
领受这项新使命后，华西列夫斯基又回到了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就在苏联红军建军节刚刚过后，苏德战场南部战线的情况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希特勒法西斯军队正以一个新组建的集团军群向苏军发起迅猛的进攻
。最先遭到德军攻击的部队正是瓦图京所部西南方面军，他们这时刚好发动经最高统帅批准的“跃进”战役而推进到了第聂伯河附近地域。随后，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西南方面军开始了不得已的快速后撤。
然而，就像连锁反应一样，西南方面军右翼部队的迅速后撤给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翼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这样，先此返回大本营参加西线进攻战役计划编制工作的华西列夫斯基又被派回了沃罗涅日方面军，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进一步危局。这时，时间恰在3月初。
果然，3月7日，德军开始了第2次大规模进攻。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部队经过顽强英勇的抵抗，防线还是被敌军突破了，最后也不得不向哈尔科夫退却。至3月15日，由于德军不断投入新的兵力和兵器，沃罗涅日方面军却得不到有力的援军支持，它只好放弃了哈尔科夫。到3月18日，他们又丢掉了别尔哥罗德，一直退到了库尔斯克南面的奥博扬地域。
3月19日，副最高统帅朱可夫也被派到了这里，他与华西列夫斯基及各方面军首长经过研究部署，终于在沿北顿涅茨河，经戈斯季谢沃—贝科夫卡—德米特里耶夫卡—红亚鲁加—克拉斯诺波里耶一线建立起了牢固的防御正面。
3月22日，华西列夫斯基奉命回到了大本营。他的任务就是与斯大林、朱可夫具体策划库尔期克会战的举措。
从3月底到4月初，华西列夫斯基带着初步方案在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讨论了多次。他整天奔波于国防委员会——大本营——总参谋部之间，详细地审听每个参与讨论和决策的人的各种意见。
在这些意见中，有的同意总参谋部关于组织有计划防御的主张，有的则认为应该先敌发起进攻，通过强大的突击进攻来直接消灭敌人。对所有这些意见，斯大林当时只是听，并未作出明确支持哪一方的表态。
与此同时，华西列夫斯基还用电话与正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前线的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就这一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4月8日，朱可夫向最高统帅斯大林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该报告对敌军近期活动做了有根据的判断，其中也叙述了他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行动计划的一些设想。
稍后，华西列夫斯基逐个打电话给各方面军司令部，要求各位高级首长再重新考虑一下敌情和我军的计划，并务必在4月12日前将明确意见报告给总参谋部。对于瓦图京和罗科索夫斯基，他还亲自打电话对他们做了侧重交代。未久，各方面军司令们的报告都送上来了，其中多数都同意总参谋部或朱可夫的意见。4月10日，华西列夫斯基飞到了朱可夫所在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
在这里，他俩再次详细地讨论了这次行动方案及关于战役战略预备队部署的意见。他们还就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配置问题拟定了一道训令草案，以便届时一并呈送最高统帅过目。关于对即将展开的这次大规模作战行动，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原先那种“后发制人”的战略。
在整个战役的准备过程中，华西列夫斯基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前线各部队中度过的。5月中旬，由于斯大林的指示，总参谋部又制定了一个名为“库图佐夫”的进攻性战役计划。它是为整个库尔斯克会战服务的，其任务是在会战进入反攻阶段前先行出击，以消灭战线西端的德军奥廖尔集团军，并相机夺取该城。参加这个战役的部队是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西方两方面军各一部。
随后，华西列夫斯基就为布置这次战役去了勃良斯克方面军驻地。在这里，他视察了各参战部队，并与该方面军司令波波夫一道逐个检查了各集团军的前沿防御情况。
6月10日，华西列夫斯基被召回莫斯科。根据大本营的指示，他最后被派到了沃罗涅日方面军。其任务是负责协调沃罗涅日和西南两个方面军的战役作战行动。
与此相适应，朱可夫则被委派为负责中央、西方和勃良斯克3个方面军的作战协调工作。整个战役的协调者是最高统帅斯大林。
至此，苏军的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7月3日，战线仍极为平静。第2天的中午过后，还是没有任何情况。华西列夫斯基和沃罗涅日方面军首长处在焦急的等待之中。大家彼此也不多说话，只是都不期然地盯着指挥所里的几部电话机：万一又有什么新消息呢？突然，16时，前沿防御阵地传来报告，大约有4个营的德军在20辆坦克和1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冲向我防御线，估计是前沿火力侦察，但很快就被击退。据战斗中被俘的步兵第168师的一名士兵供认，他们每人分到了一份干粮和伏特加酒，为的是明日拂晓转入突击。
不久，这名俘虏被送到了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与瓦图京又审了一遍，说法依旧。于是，华西列夫斯基立即把这一最新事态报告了斯大林和在中央方面军的朱可夫。当即，总参谋部又把这一情况转告所有的前线各参战部队及梯次配置在纵深的预备队。
7月5日凌晨2时30分，沃罗涅日方面军实施了炮火和航空兵的反准备。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就这样展开了。
8月23日，库尔斯克会战全部结束。法西斯德国被歼灭了30个精锐师，总计兵力50多万人，坦克1500多辆，作战飞机3500多架，火炮3000余门。这些惨重损失，使德军在整个苏德战场上完全转入了战略防御。
经过从1943年初到8月底的战争考验，特别是7～8月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与敌军的斗智斗勇，华西列夫斯基的自信心大增。他一开始提出并一再坚持的对1943年夏战计划的设想，被战争的结果证明是正确的。
因此，他自豪地写道：“我们学会了猜测敌人的意图。我们有钢铁的意志和坚毅的性格、自制力和沉着精神。这就使我们足以避免犯错误，避免过早地开始战斗行动，避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总之，我们的统帅艺术显示出了创造性。”
华西列夫斯基在前线接到了最高统帅部下达的大本营训令：要求西南方面军立即向南实施主要突击，与南方方面军采取协同动作，争取一举消灭敌军顿巴斯集团，并攻占戈尔洛夫卡和斯大林诺。南方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对斯大林诺实施突击，并在那里同西南方面军突击集团会师。华西列夫斯基的任务是负责领导和协调该两方面军之间的行动，并将它们的行动计划上报大本营审批。
8月12日凌晨，华西列夫斯基收到大本营发给他和朱可夫的训令，内容是他们已经知道的南线各方面军的作战任务。训令要求：沃罗涅日方面军在截断敌哈尔科夫集团的退路后，立即在克列缅楚格附近强渡第聂伯河。草原方面军在攻克哈尔科夫后还应攻占克拉斯诺格勒，继而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北地域强渡第聂伯河。西南方面军应迅速向第聂伯河推进，进抵扎波罗热地区，从而切断敌顿巴斯集团的退路。南方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突破德军“米乌斯防线”，进而占领第聂伯河下游广大地域。
8月16日，西南方面军右翼突击集团如期展开了进攻。西南方面军虽然有些部队击破了敌军防御，但是最终没能突破成功。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整个战场上尸体成片。
原来，8月12日，德国统帅部发布了希特勒的第10号命令。命令要求他们那些经过库尔斯克附近苏军打击、业已精疲力竭而又无心恋战的部队，立即在第聂伯河以西地域筑起“东方壁垒”线，用以阻挡苏军乘势的追击作战。
现在，由于希特勒对他们下了死命令，这两个集团军便对西南方面军的进攻展开了顽强的抵抗。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不断地给他们补充新的预备队和大量的技术兵器。
苏军在上述各个地域的受阻遭挫，使斯大林极为恼火。这次，又轮到华西列夫斯基“倒霉”，这还是很厉害的一次。
18日晚，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做例行前线报告时，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方面军首长提出了上述新建议。考虑到部队的隐蔽调动及部署、弹药准备等至少需要五六天，他请求允许在8月25日左右开始在新地段发起突击。斯大林批准了他们的新建议，进攻时间获准于8月27日开始。
22日，在布置好马利诺夫斯基西南方面军的突击准备工作后，华西列夫斯基便马不停蹄地飞到了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司令部。待到这里之后，他才获知草原方面军已经从两个方向包围了哈尔科夫。经与科涅夫研究，他们决定，立即派出快速部队加速对敌军的合围，并最好堵住敌人企图撤逃的铁路线。
但是，由于敌军已经事先接到了上峰指示，因此在当晚就弃城向西南方向逃跑了。这样，第2天，草原方面军东部和北部的部队胜利地挺进到哈尔科夫。担负掩护撤逃任务的敌军一部，全部成了苏军的俘虏。
解放哈尔科夫后，华西列夫斯基与随后赶来的朱可夫就前线战局交换了意见，并着重对草原和西南两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做了指示。是晚，华西列夫斯基又飞回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指挥部。
到8月30日，德军的“米乌斯防线”已经荡然无存，全线败退的敌军简直向飞蝗一样，回扑到了第聂伯河一线。
当天，乌克兰南部重镇塔甘罗格获得解放。到9月上旬，华西列夫斯基所统帅的西南和南方两方面军，已经解放了顿巴斯广大地区。铁路枢纽巴尔文科沃、钢铁工业中心马里乌波利以及斯大林诺、沃尔诺瓦哈等一批城市，相继获得解放。
9月18日，自春季以来始终置身前线的华西列夫斯基通过电话与最高统帅斯大林就下一步战役发展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讨论。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决定：西南方面军各部迅速突击并攻取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以便在最近强渡第聂伯河，夺取并固守住对岸的登陆场。南方方面军各部突破莫洛奇纳亚河并摧毁敌军的防御，然后把敌人牢牢封锁在克里米亚半岛，并向第聂伯河下游挺进，在该地段实施强渡计划。
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任务是向基辅方向集中，进而解放这座被敌军占领长达两年之久的乌克兰首都。草原方面军则应向波尔塔瓦—克列缅楚格方向集中，夺取该两据点后直接进抵第聂伯河。
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把他与最高统帅决定的战事安排告诉了马利诺夫斯基。随后，他们来到作战地图前，就西南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做了具体的安排。经研究，他们决定，在第12集团军和近卫第3集团军的结合部，调来实力更强而又骁勇善战的崔可夫近卫第8集团军，它将担任主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的艰巨任务。
第2天，华西列夫斯基与马利诺夫斯基请来了崔可夫将军，当面给他下达了上述命令，同他共同研究了集团军的部署等一系列有关问题。剩下的其他部署，华西列夫斯基交给了马利诺夫斯基去安排，他将立即动身去托尔布欣那里。
9月22日，华西列夫斯基飞到了南方方面军司令部。在这里，托尔布欣向他介绍了方面军的部署情况。第2天，他们便直接来到前沿位置上的茨维塔耶夫的突击第5集团军和扎哈罗夫的近卫第2集团军。
由于希特勒下令死守莫洛奇纳内亚河谷这道防御线。因此，华西列夫斯基决定，除了上述两集团军的9个师外，再增派第44集团军的6个师、炮兵第2、第26两个师及近卫M-31火箭炮第13旅和8个火箭炮团。突击时间定于9月26日开始。
10月2日，德军开始全线溃退，坚固的莫洛奇纳亚河防线已经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左翼西南方面军所属的近卫第1集团军也已经前出到第聂伯河左岸，第6集团军的4个师已经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南地段强行渡过了第聂伯河，随后，第12集团军也有两个师沿这里渡过了大河。
10月9日，经过战斗间歇补充后，南方方面军主力开始了旨在夺取美利托波尔城的攻坚战斗。该城是通往克里米亚半岛和第聂伯河下游地区的咽喉要地，因此德军准备誓死固守。10月13日，美利托尔获得解放。
在南方方面军攻打美利托波尔的同时，西南方面军主力对第聂伯河下游突出部上的扎波罗热地域的进攻也开始了。除了担任主攻的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外，左右两翼配合作战的分别是第3和第12两个集团军。10月1日拂晓，突击正式开始。但到11日，近卫第8集团军及其侧翼部队仍然未完成攻克扎波罗热的既定任务。
为此，华西列夫斯基指示马利诺夫斯基亲自到崔可夫的指挥所坐镇，研究是否可以利用夜战来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和有效性。后来，经多方研究论证，夜间突击的方案形成了。
13日21时50分，整个苏德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夜战行动——参加的有3个集团军、1个坦克军又1个机械化军——开始了。到14日，扎波罗热被夺回。
至此，整个第聂伯河会战胜利结束。
1943年12月中旬，华西列夫斯基自前方回到了莫斯科，参加研究1943年冬季战役计划会议。从今年4月份开始，他就不得不不停顿地反复奔波于前方各个战场，忽而天上，忽而地下，工作之紧张，任务之繁重，有时简直都超过了他脑力和体能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
在前线，他既要经常与最高统帅商讨全国战局的任何新变化及其特点，为之提供战略总体设想甚至包括具体战役的构思，还要随时解答最高统帅或总参谋部提出的各种棘手问题；又要直接负责自己所在的南方战线各方面军的战役策划和军事行动的协调，甚至深入到各集团军参与实际部署或战前战后检查，解决每一个具体战役中不时冒出来的新问题。会上，华西列夫斯基总结了前线各战场的作战情况和作战经验，分析了整个战局态势及其未来发展前景。
会后，斯大林特意宴请与会人员。当斯大林来到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的身边祝酒时，两人立即站起来。斯大林幽默而风趣地说：“两位劳苦功高，何必大驾起立呢？而不像我，整天在办公室里清闲打坐，所以才特别需要站起来走动走动呢。”一席话，大家都笑起来。
12月21日，华西列夫斯基离开莫斯科，又回到了乌克兰第3方面军和乌克兰第4方面军，即原来的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以便根据大本营训令协调它们即将展开的新的进攻行动。
在苏1943冬季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正当朱可夫协调瓦图京和科涅夫两路大军勇猛进击、节节胜利的时候，华西列夫斯基在南端协调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3、第4两方面军进攻尼科波尔地域突出部的行动却连连受阻，进展缓慢。
到2月底，进军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域战役的第一阶段宣告胜利完成。按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乌克兰第1、第2和第3方面军继续向西挺进，在行进中分割德军“南部”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然后将其各个歼灭，并把战线推到苏联国境线附近。乌克兰第4方面军则留驻克里米亚地峡地域，以彻底孤立和封锁克里米亚敌军，并准备实施进攻克里米亚半岛战役。
3月初，在华西列夫斯基的直接参与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制定了进攻乌克兰战役的第2阶段实施方案。
4月10日，也就是解放敖德萨的那一天，华西列夫斯基荣获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奖给他的一枚最高军事勋章——“胜利勋章”。当时，获得此项殊荣的只有他和朱可夫。奖词是：“由于出色地完成最高统帅部赋予的领导大规模战役的任务，从而在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尚未发布这项荣誉命令之前，斯大林就首先在电话中向华西列夫斯基表示了祝贺，但最高统帅的贺词叫人听来总是那么沉甸甸的。斯大林在电话里对华西列夫斯基说：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让我祝贺您荣获苏联最高级别的军事勋章，我为您的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但是，也须请您知道，您受到奖励并不仅是由于顿巴斯和乌克兰的解放中有您的智慧和汗水，照我看，它还预示着克里米亚的解放也必须由您来负责。现在我就建议您把注意力转到这件事上来。同时，也不要忘记与您颇有感情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
克里米亚半岛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南端，是连接欧洲和中东的重要海上通道，在它的南部海岸，与土耳其遥遥相对，西部则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4月8日，乌克兰第4方面军打响了进攻克里米亚半岛的第一炮。战斗一开始，第51集团军迅速攻占了赞科伊，第2集团军攻破彼列科普防线。
此际，4月初因急驰敖德萨城下协助乌克兰第3方面军攻城的华西列夫斯基，奉斯大林电令于4月11日赶回了克里米亚前线。
来到托尔布欣的前线指挥所后，华西列夫斯基先听了托尔布欣关于部队进展的详细报告。因扎哈罗夫指挥的近卫第2集团军正在遭受敌军的顽强抵抗，于是，他与托尔布欣商定：立即由坦克第19军和步兵第279师、反坦克歼击炮第21旅组成一个快速集群，由坦克战车搭载步兵同时前进，迅速插入敌军防御后方，以尽快攻占辛菲罗波尔。战斗至第3天，该快速集群就攻克了德军重兵把守的辛菲罗波尔城。随后，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大踏步跟进，很多城镇和居民点先后获得解放。
这时，半岛上的大部分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纷纷向塞瓦斯托波尔撤退，并在这里重新集结和组织兵力，企图依托坚固的城防工事负隅顽抗。
的确，塞瓦斯托波尔不愧为一座“堡垒城市”。德国军队在这里已经有了6道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堑壕，此外还有密如蛛网的铁丝网，遍布四周的地雷区及许多令人摸不清具体位置的永备性暗堡发射点。这一切，无疑都给苏军的进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
此间，华西列夫斯基和托尔布欣等指挥者曾多次对塞瓦斯托波尔组织过进攻，但都未能成功。
4月28日，华西列夫斯基制定了详细计划报告给最高统帅，并确定了实施进攻时间——5月5～7日。
5月10日，被希特勒法西斯宣传工具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堡垒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终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这几天，华西列夫斯基和托尔布欣一步也未离开过巴拉克拉瓦以北的濒海集团军指挥所。他们一方面时刻注视着前线各部队的进攻行动，随时为他们做战争导引和战略指挥；另一方面则不断把报告上来的战况向最高统帅部汇报，并随时等待最高统帅可能给他们发来的新指示。
在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决计到那里去看一看。在麦昔齐耶维山地区，他不幸被一枚残存的地雷炸伤。护送人员将他送往方面军司令部，再往后，被飞机送往莫斯科。
在住院医疗期间，华西列夫斯基一刻也未停止对白俄罗斯战役计划的思考和运筹。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再次考察总参谋部正在起草的白俄罗斯战役计划的细节。”
其实，当华西列夫斯基还在克里米亚前线紧张地部署攻打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进攻时，斯大林与朱可夫元帅，安东诺夫副总参谋长等就在莫斯科开始了1944年夏季作战计划的运筹帷幄。这次战役的代号叫“巴格拉季昂”。
5月20日，伤愈出院的华西列夫斯基第一次应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同时参加的还有朱可夫、安东诺夫和什捷缅科。他们这次是在最高范围内审定“巴格拉季昂”战役计划的细节问题。
以后两天，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几乎全是在斯大林那里度过的。
其中第3天，还召集来了所有担任主要进攻方向的那4个方面军司令员，以及苏军各兵种领导人和总参谋部的部分人，以便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经过这次充分的讨论，总参谋部又负责对战役计划做了进一步的修正和明确，“其目的就是合围并消灭明斯克地域内敌中央集团军群的有生力量”。
5月30日，最高统帅和大本营最后批准了“巴格拉季昂”战役计划，并规定从6月19～20日开始执行。
关于这个计划的特点，华西列夫斯基曾有8个字的精彩概括：“简单明了，大胆宏伟。”
就在“巴格拉季昂”战役计划被批准的当天，朱可夫去白俄罗斯第1和第2方面军，而华西列夫斯基则到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去。
5月30日夜间，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4人再次聚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
这是白俄罗斯战役前苏军正副最高统帅和正副总参谋长的最后一次聚会。研究并起草了给白俄罗斯各方面军的各个训令，关于立即投入准备白俄罗斯战役的指示和战役实施第一阶段的具体任务。
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俩人以大本营代表身份分别签署的给巴格拉米扬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和扎哈罗夫的训令也发了下去。他们要求这4位方面军司令员在他们到达部队之前，先行确定好完成战役准备和开始进攻的日期。
6月4日，华西列夫斯基由莫斯科出发，到了设在斯摩棱斯克州红城附近的森林中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部。在这里，他听取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关于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战役计划及其实施准备工作方面的汇报。
6月8日，华西列夫斯基离开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带着随员到了巴格拉米扬大将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司令部。在这里，华西列夫斯基先后听取了方面军司令、参谋长、各兵种首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关于战役准备过程以及战役的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报告和说明。
在此后的几天中，华西列夫斯基一直在为铁路工作的缓慢而发愁。因为，一旦承担进攻任务的部队及其所需要的物资和技术器材不能如期到达指定位置，任何周密的计划也等于白费。
而且，由于铁路运输的拖延，必将会使战役发起时间推迟，而这给高度集中起来的部队和大量技术兵器的隐蔽和伪装又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他曾多次向斯大林打电话并递报告，要求最高统帅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由于华西列夫斯基的一再催促，终于引起了最高统帅部的重视。后经斯大林亲自过问，交通人民委员会才改变了原运输计划，但是，这种修正已经太晚，以致最后不得不把进攻时间推迟到6月23日。
每当大战之前，都是华西列夫斯基最为繁忙的时候。作为苏军总参谋长，他要对所有的方面军和各集团军负责领导工作。总参谋部和大本营还要为考虑其他方向的作战或下一步的战役规划征求他的意见，或干脆要求他主持这些工作。而作为派赴某一指定位置的大本营代表，他也丝毫不能因上述问题而推卸自己的责任。因此，他常常有一种恨不能分身几处的想法。
6月19日，华西列夫斯基奉斯大林的命令，处理列宁格勒方面的问题。直至6月20日，他才回到前线线。
到了1944年夏季，随着苏军在整个西部战线的迅猛推进，特别是白俄罗斯战役的巨大胜利及其战役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最终消灭敌“北部”集团军群有生力量、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广大地区的条件成熟了。
这时，根据最高统帅大本营的命令，华西列夫斯基的工作又增加了协调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行动的内容。这样，在整个北部地区作战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第2方面军就全部由他来负责了。
在7月12日以前，华西列夫斯基不断地在波罗的海沿岸第1和第2方面军之间飞来飞去。作为大本营代表，他更关心的是这两支部队在具体部署和未来作战中的相互协调问题。待巴格拉米扬和叶廖缅科基本完成战役准备后，华前列夫斯基于12日晚回到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
这里正在进行合围德坦克第3集团军的激烈战斗。早些时候，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已派出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和近卫第11集团军从北南两侧绕到了维尔纽斯的后面。
随着合围圈内敌军被消灭，第31集团军攻克了利达。很快，维尔纽斯也被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解放。更重要的是，由此，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与“北部”集团军群的陆上联系终于被切断，德军坦克第3集团军被彻底地挡在立陶宛南部地区。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决定，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主力部队立即向西挺进，占领整个从考纳斯到波罗的海沿岸的直线走廊，最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德国与立陶宛之间的边境线，以待下一步从这里直接进军东普鲁士的德军“狼穴”所在地。
至1944年7月底8月初，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战场上，苏军的前沿战线已经大大地向前延伸了。按照最高统帅部的训令，华西列夫斯基的任务再次加重了。他不仅要负责协调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第2方面军的行动，而且还要指挥它们的战役作战。同样，朱可夫元帅在南部战线也得到了同样的指示。
新的使命，让华西列夫斯基更加感到了自己的任重道远。他清楚地知道，德国统帅部和前线德军都不会甘心波罗的海沿岸战线上这个“德军的缺口”的存在，他们肯定会不惜代价地派出部队来填充这一缺口，以恢复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与东普鲁士之间的陆上联系。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甚至是性命攸关的。
鉴于此点，华西列夫斯基于8月2日晚将自己的分析报告给斯大林，并再次提出把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调入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他还提出，应把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所属的突击第4集团军也划入该方面军建制。斯大林表示同意他的分析，也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第二天，安东诺夫就告诉他说，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已经作出了上述安排。
有了必要的这些部队，华西列夫斯基便命令巴格拉米扬立即在米塔瓦至夏乌里亚一线严加部署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前沿和纵深，以便随时准备击退德军的反突击。此外，为了积极防御的需要，华西列夫斯基又指示波罗的海沿岸第2和第3两方面军立即对里加实施南北夹击作战。
果然不出所料，在此间获得的大量情报表明，敌军正在沿麦麦列河地域建立强大防御，那里已集中了7个步兵师，而且还有一个军队集团集结在里加以南的森林中，看样子可能是要从北面突击进攻米塔瓦。
同时，侦察部队还发现，在夏乌里亚以西地域还有大批敌军正在集结。据此，华西列夫斯基判断，敌人可能要从上述两个方向拔出苏军打在里加湾方面的楔子。于是，华西列夫斯基与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首长经过商量，并向最高统帅部请准，在这两个重要方向上布置了强大的防御措施，其中还安排了近卫机械化第3军的反突击行动。
8月16日，德军的突击行动果然开始了。敌军同时以6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两个坦克旅的强大兵力展开反攻，其中反攻的重点在米塔瓦附近。结果，敌人在夏乌里亚附近的突击被击退，而米塔瓦地域的突击却大得其手。虽然遇到英勇顽强的激烈抵抗，德军最后还是堵住了所谓的“缺口”地带，从而获得了一条宽约50公里、长达1000公里的防御地带，在它的南端，则经过日穆季直接可达东普鲁士边界。这是德军在8月下半月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取得的最大战果。
此次作战，应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华西列夫斯基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因此在准备实施战役计划时，他格外细心，也严格要求各方面军部队。9月11日，天公不作美，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忽然下起了暴风雪。虽然气温还没有明显变冷，但雪粒和8级以上的大风也给人们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尽管如此，华西列夫斯基还是坚持在进攻前逐个方面军和集团军地检查了一遍各部队。直到13日下午，他才风尘仆仆地从波罗的海沿岸第3方面军赶回他设在第1方面军的指挥所。
14日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的3个方面军在暴风雪的呼啸里同时对德军发起了进攻。17日，列宁格勒方面军也转入了进攻。一开始，德军没有想到苏军会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实施突击。当猛烈的炮火倾泻过来以及随后的坦克群冲到防御前沿时，德军次要方向的阵地立时大乱，伤亡损失十分严重。但随后在第2天或第3天，就出现了有组织的抵抗。经过一周多的残酷战斗，苏军才推进了80公里，有些地段也就是60公里左右。
然而，在里加主要方向上，敌军在当天下午就稳住了战线。从第2天开始，德军曾数次组织反突击行动，战斗极为激烈。17日上午，敌军以两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师的强大兵力，向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所属的近卫第6集团军正面实施了猛烈的反突击。近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向该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结合部猛冲。
由于反坦克武器的缺少和后援坦克部队没有到达，该部敌军曾一度突破苏军防线达四五公里。只是在晚上，华西列夫斯基派去的坦克第1和第19军赶到才制止住了敌人的前进。第2天，当敌人再度发起进攻时，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也插向了这个方向。
这样，敌人的反突击被击败了。然而，此后，德军凭借深沟堑壕和坚固的筑垒配系，仍在拼死抵抗，致使苏军在这一主要方向上只能一口一口地咬着敌人的防御缓慢地向前推进。
恰在这时，大本营给华西列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送来了敌军的最新情报。稍后，方面军侦察部队也印证了这一情报的准确性。这些情报说，在克莱彼达州的德国坦克第3集团军地段上，敌人的兵力总数不超过8个师，其余的都被派往米塔瓦附近去营救那里的“北部”集团军群去了。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敌军力图用一切办法保住其“北部”集团军群与东普鲁士的联系通道，以便在必要时将其部队全部撤离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说什么也不能让这部分敌军跑了。否则，这旷日持久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作战岂不要功败垂成？这是当时华西列夫斯基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他与巴格拉米扬反复分析，权衡轻重，最后一致认定：宁可暂时放下里加附近的战役计划，也要先在南部海岸的麦麦尔首先堵住德军“北部”集团军群的退路。这样，还正可以利用该地区敌坦克第3集团军的暂时弱势。
9月22日，华西列夫斯基立即把这一想法用电话告诉了斯大林，并要求大本营给他一定的战役准备时间。没想到，斯大林听了立即很高兴地表示赞同。
9月24日，最高统帅部正式训令到达，要求把进行这一战役的任务全部交给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几天后，斯大林又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说，经他再三考虑，这一任务应以波罗的海沿岸第1和第2两个方面军来协力完成。
此外，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第39集团军也应加入，它的任务是沿涅曼河进攻，以协助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行动。电话中，斯大林还批准了华西列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提出的于10月5日发起战役的日期。
10月1日，华西列夫斯基又收到大本营训令，让他只负责和协调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行动。10月5日，麦麦尔战役打响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再次在行车途中受到了意外的伤害。当然，这次不是碰到了地雷，而是一个冒失鬼司机迎面撞的。
那天，华西列夫斯基清晨从叶廖缅科的司令部到巴格拉米扬的指挥所去。当他的车子正常地在路面上奔驰时，突然前面飞驰过来一辆越野吉普车。驾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不知怎么回事儿，只见这辆车子直直地朝华西列夫斯基的小车迎面冲来，司机根本来不及拐弯或刹车。结果，华西列夫斯基甩出了车外。
原来，这名肇事的年轻上尉是一个前线的侦察连长。那天夜里，他刚刚出色地完成了一次责任重大的任务。他是要急着赶回部队去向上级首长报告。
华西列夫斯基原谅了他，并要求有关部门不能处分他。不多久，这名上尉光荣地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担任方面军司令
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东普鲁士对法西斯德国有着极为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战略意义。
它是牢靠地掩护从波兰北部和立陶宛进入德国并由此通向德国中心地区的要冲。因此，在普鲁士境内和与它毗邻的波兰北部地区，法西斯在旧有的地堡基础上又构筑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工事。
早在1944年11月间，苏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就开始酝酿东普鲁士战役计划，并曾试图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先行突入东普鲁士境内。为此，华西列夫斯基被斯大林由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前线召回了莫斯科。但这次行动没有能够成功。
后来，大本营只好另行重新策划，华西列夫斯基因战事紧急没有再回莫斯科，只是征求了他的意见。当时，大本营和总参谋部考虑到，只有及早地粉碎这里的敌军集团，才能空出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去增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正在准备中的柏林方向作战，而且，这也是事先消除该部敌军集团可能对柏林方向作战的苏军实施侧翼突击威胁的需要。
因此，还在华西列夫斯基没有完全脱离开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前线事务时，东普鲁士战役便于1945年1月13日开始了它第一阶段的作战。在这一阶段中，华西列夫斯基的主要精力仍旧放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围歼敌“库尔兰圈”的作战上。到2月初，由于斯大林和安东诺夫要去克里米亚半岛参加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他被召回莫斯科以履行总参谋长和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责，即代行大本营统筹全局，领导各个方向战场上对德军的进攻。
此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军行动转入防御，具体协调工作转给了当时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戈沃洛夫上将负责。
2月6日起，华西列夫斯基开始了东普鲁士战役第2阶段的实际部署工作。
2月10日，东普鲁士战役第2阶段作战开始。
此间，东普鲁士的敌军各集团已接到德国统帅部的命令，必须拼全力固守其现有防御地域，似便尽可能长久地把苏军牵制在这一地区，不使其转到柏林方向参加作战。此外，德国统帅还答应给在哥尼斯堡、皮拉乌海军基地及海尔斯贝格地域的敌人以预备队补充。
鉴于此种严重情况，刚刚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的斯大林派华西列夫斯基去前线之前，他便直接向斯大林提出了解除自己苏军参谋长职务的请求。
斯大林最后说：“让我再考虑一下吧，这也需要征求政治局和其他有关领导的意见。”随后，他指示安东诺夫为华西列夫斯基起草了一份训令，即派他去领导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作战行动的命令。见他收好了训令，斯大林又问道：
“您什么时候赴前线呢？”
“明天吧！”
“噢，照我看，您不必这么急。我建议您在家呆两天，也去看看戏，休息休息。对了，在您离开前，也就是19日晚上，请再到我这儿来一趟。”
“好，我将按您的建议去做。”说完，华西列夫斯基走了。在他的印象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没有急急地催他奔赴前线。
然而，到了第2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当他真的来到莫斯科大剧院看戏时，正在演出过程中，他的副官说最高统帅要他立即去听电话。在电话中，斯大林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在梅尔扎克城地区因负重伤而牺牲了。听到这个噩耗，华西列夫斯基特别感到震惊。
在电话中，斯大林还说，大本营准备派他去担任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问他有什么意见。华西列夫斯基当即表示愿意服从大本营的新的安排。
2月19日，华西列夫斯基成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
20日，华西列夫斯基来到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部。第2天，他便开始着手对该方面军的全部领导工作。好在他与方面军军事委员及集团军一级的首长们早就十分熟悉。很快，他们便建立起良好的新型合作关系。
1945年2月24日，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划归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领导。这样一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兵力十分强大，但是，它的突击力量是有限的。
鉴此，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只有先暂时停止对敌泽姆兰德集团的11个师的主动战斗，而把主力用在消灭更大的敌19个师组成的海尔斯贝格集团上面。除此，方面军没有任何其他良策可行。经最高统帅部同意，粉碎敌海尔斯贝格集团的战役准备必须在20天之内完成。
3月15日，分割聚歼敌海尔斯贝格集团的作战行动开始了。
一直在企图向南运动以突击向柏林方向前进的苏军侧翼的敌海尔斯贝格集团终于被彻底就地解决。
在消灭敌海尔斯贝格集团的同时，华西列夫斯基便指示巴格拉米扬展开了强攻哥尼斯堡敌军的准备工作。
3月17日夜间，华西列夫斯基专门为战役开始时间问题与斯大林通了话。原来大本营给他们规定的攻城时间为不迟于3月28日，但那时南面的敌海尔斯贝格集团才刚刚被消灭，部队部署根本来不及。
因此，他建议改为4月初，至迟不超过4月8日。后来，斯大林同意了，并答应派新任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空军上将前去充当他的助手。
4月2日，苏军炮兵和航空兵的强大火力准备开始了。整个4天之内，“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它们都没有过瞬息的停止，当时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安静’二字的存在”。城内的许多坚固建筑全被夷为废墟，各主要雷区也被炮击引爆了。
4月6日，经过4昼夜的毁灭性炮火轰炸，攻城部队的坦克和步兵向敌人发起了冲击。在冲击推进的过程中，方面军本身的徐进弹幕射击也给了突击集群以有力的掩护。攻击开始以后，华西列夫斯基再也坐不住了，他离开了自己的指挥所，不间断地到第39、第43和近卫第11集团军的指挥所去巡视和实地观察。当他发现第39集团军由北向南的突击不够有力时，立即调来了第5集团军到西北方向。很快，两支部队便切断了哥尼斯堡和泽姆兰德半岛的敌军的有效联系。
随后，第50集团军封锁了从东面入城的道路，近卫第11集团军从城南方向的突击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第43集团军也从西北方向突入城郊地区。第1天下来，敌人的指挥系统被打乱，但各堡垒和永备地下发射点内的敌军守备队仍在拼死抵抗。
7日是攻城战斗的决定性一天。仅在这一天中，方面军就出动了作战飞机4700架次，向敌军阵地和堡垒投掷炸弹多达1500多吨。晚上又出动轰炸机1800架次，敌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被炸塌了无数个缺口。
但即使这样，奉命不得撤退半步的敌军仍没有放弃垂死前的挣扎。最先从西面和南面突击要塞内层的苏军第43集团军和近卫第11集团军部分部队，与敌军展开了空前的肉搏。晚上，城内的合围圈终于在城区的西面合拢了。到第3天上午，要塞内已有300多道街区为苏军所占领。
4月8日，为了避免更多的无谓牺牲，华西列夫斯基以方面军司令的身份向哥尼斯堡守敌发出了劝降最后通牒。然而，守敌仍然决心抵抗到底。这样，更加激烈的街区战斗在全城四面八方展开了。
由于苏军伤亡严重，华西列夫斯基决定，暂时放弃争夺所有市区的敌人筑垒，各步兵团队撤到指定街垒位置，以便明天实施加强轰击炮火与地毯式飞机轰炸。9日清晨，5000门各种口径的大炮，1500架轰炸机几乎同时对有限的敌军固守区域进行了毁灭性打击！不到一个小时，敌军的堡垒和建筑物内便越来越多地挂出了投降的白旗，待到轰击停止后，德军成队成队地从筑垒工事里走了出来。
到当天夜间，城市所有的敌人全部被肃清。被俘敌军总数高达9.2万人，其中军官和将军1800人。4月10日，清晨，华西列夫斯基接到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打给他的祝捷电话。在电话里，最高统帅高兴地告诉他，他已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同时，还准备为他颁发第2枚“胜利”勋章。斯大林说：“我祝贺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希望您取得更大的成就！这就是全歼东普鲁士境内的法西斯匪帮。”
华西列夫斯基十分激动，他对党和国家给予的巨大荣誉表示感谢。最后，他说道：“斯大林同志，请放心。我将迅速执行您的指示，全歼泽姆兰德半岛上的残余敌军！”
确实，华西列夫斯基值得骄傲和自豪。要知道，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荣获过两枚苏军最高军事勋章——“胜利勋章”的只有3个人，即除了他本人外，再就是斯大林和朱可夫。
哥尼斯堡被攻克后，在整个东普鲁士就只剩下了敌军泽姆兰德集团。它在这时还有8个师的兵力，其中只有1个坦克师。
而且，它已绝对地处在强大苏军的包围之中。海路上有波罗的海舰队的严密封锁；陆路则被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围得铁桶一般；即使在空中也有终日不断的苏军航空作战飞机在他们头上盘旋巡视。
鉴于敌泽姆兰德集团已经插翅难逃，4月11日，华西列夫斯基向他们发布了劝降通牒。然而，华西列夫斯基的这个要求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得到回答。
4月13日凌晨，华西列夫斯基命令预定的突击集团以双倍敌人的兵力发起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强大攻势。
按预先计划，突击地点选择在泽姆兰德半岛中部的费什豪森方向，目的是分割敌军集团，然后加以各个歼灭。担负主攻任务并从北向南并肩作战的是近卫第2、第11集团军，第5、第39，第43集团军。
4月17日傍晚，泽姆兰德半岛上的德军彻底肃清了。
4月25日，在波罗的海舰队的积极配合下，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攻克了皮拉岛。这是德军在泽姆兰德半岛上的最大港口，也是它在这里的最后一个要塞和据点。
至此，整个东普鲁士战役以苏军的最后全面胜利而告终。由此，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在东方的最大反动堡垒彻底陷落了。
对华西列夫斯基来说，这次战役的前半段是费尽心思又吃了不少辛苦的，只是在后半段才最终出现了势如破竹、一往无前的甘甜。
1945年4月27日，也就是当东普鲁士战役胜利结束后的第2天，华西列夫斯基就奉最高统帅部命令离开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他知道，这次调离后等待他的将是更重大的使命，即由西线转赴东线，奔赴远东领导和指挥最高统帅拟议之中的未来对日作战。
指挥远东战役
部署在满洲东部边境的是滨海集群，司令为麦列茨科夫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是什蒂科夫上将，参谋长是克鲁季科夫中将。
此外，参加远东苏军对日作战的还有尤马舍夫海军上将指挥的太平洋舰队和安东诺夫海军少将指挥的阿穆尔河区舰队。这两支舰队也受华西列夫斯基的苏联远东军总指挥部节制和指挥。
1945年7月30日，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远东军总司令一职。实际上，从4月底到8月初，华西列夫斯基一直是以远东军总司令的身份在领导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但多数人并不知道此事，只是知道有一个“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因为，在此间的一切公开场合，华西列夫斯基都是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大本营成员兼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的身份出现的。包括6月24日的大型胜利阅兵活动，华西列夫斯基也是以后面的职务领头出现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千人混成方阵前面的。
根据日本关东军的实际兵力及其部署状况，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分析了敌人的弱点和优势，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当时远东苏军的实际情况，展开了制定对日作战计划的全面工作。
其中主要一点是，经过请示最高统帅斯大林同意，根据远东新的敌我对比变化，他们提出了改防御为进攻的战略。华西列夫斯基认为，现在对日作战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对德作战。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在德国投降后日军根本不敢再进攻苏联了，所以必须坚决地实施突击进攻才能最后消灭关东军。
华西列夫斯基认为，日本关东军的部署及其战略意图显然是守势，它在兵力配置和部署方面的最大弱点在于缺乏可靠的后方。
关于日军的长处，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在滨海地区对面苏军可以实施进攻的各个方向上，已经全被关东军的筑垒防御和大量兵力所封锁。
经过对关东军的情况仔细研究之后，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便初步确定了通过数路突击来分割敌军的总战略意图。这样做的优点在于，一是可以从敌人防御的薄弱地域利用快速兵团突击，从而一举插入敌后；二是在敌防御坚固地区的突击可以牵制住敌军的有效机动，在行进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7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飞到赤塔。这里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他的远东军总指挥部先期驻地就在距此西南方向25公里远的地方。后来，他的指挥部转移到了麦列茨科夫的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部那里。
8月8日，置身于远东前线的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到克里姆林宫。他向斯大林建议，应该把原来拟定的8月9日凌晨3时的进攻时间提前到0时10分，以增强进攻的突然性。斯大林同意了。
1945年8月14日，日本通过瑞士向各盟国发出了同意无条件投降的电报。同时，裕仁天皇在秘密录音室里录制了投降诏令的录音磁带，以备明晨向全世界播出。
然而，受到陆相阿南支持的以烟中少校为首的一批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直到这最后的时刻仍然拒绝无条件投降。是日深夜，他们以1个警备师的兵力发动了占领皇宫的叛乱。他们企图搜出天皇的投降诏令录音带和联席会议记录。
结果，他们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他们随后又向主和派官员大开杀戒，铃木首相和平沼议长是他们的首选目标。可是，赶到两家后，首相和议长都事先躲出去了。于是，叛乱者愤怒地烧掉了他们的住宅。到15日清晨，叛乱被田中中将为首的东部军区部队平息。叛乱主要首领畑中、幸贺、大烟等被命令剖腹自杀。随后，阿南陆相也被迫剖腹自杀谢罪。
在8月14日深夜，在得到了莫洛托夫关于收到日本政府决定全部接受波茨坦公告条件的报告后，斯大林立即打电话通知了总参谋部的安东诺夫和远东前线的华西列夫斯基。他特别提醒华西列夫斯基说：“请注意明日以后日军在战场上的行动。如果对方放下武器投降，苏军必须以人道主义待之；如果日军仍继续顽抗，则坚决彻底地消灭之。”
得此消息，华西列夫斯基高兴异常。在他看来，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终于招架不住了，这也许是它比西方战争狂徒希特勒明智的地方所在。
但是，他也同时感到，中国东北战场上实力尚未完全消耗的日本关东军，是不会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就俘的。就是说，今后的任务将更加复杂化了。
果然不出所料，所有各个作战方向上的日军在15日这一天都没有停止战斗的任何表示，有些地段上的战斗仍旧十分激烈。
当天晚上，华西列夫斯基将这一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斯大林和大本营。总参谋部也向斯大林报告说，并未发现有日本军部给关东军和其他各作战部队下达停战令。对此，似乎也在斯大林的预料之中。他显得非常镇静，处理起来也极为轻易。他指示安东诺夫说，应该立即在报纸上对战场的实际情形加以说明，同时命令各作战部队，在敌人尚未在实际上无条件投降以前仍应继续采取积极行动。
在随后的几天里，华西列夫斯基下达命令给马利诺夫斯基、麦列茨科夫、普尔卡耶夫，要求其所属各前线部队继续按计划发展进攻，坚决消灭一切尚在顽抗中的敌军。
于是，到19日日终时，整个方面军已经前出到了赤峰、奉天、开通、长春和齐齐哈尔一线，其所占领地域已经接近60多万平方公里。
至此，日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苏军进入中满平原和北朝鲜的企图破产了。
远东第2方面军所属各部，在这几天内占领了北满战略重镇佳木斯，沿松花江边流而上直取哈尔滨的进攻也态势良好。此外，太平洋舰队已牢牢地封锁住了朝鲜北部沿岸。
到8月17日，山田司令官终于意识到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乃于15时通过关东军司令部的广播电台向华西列夫斯基提出了进行停战谈判的请求。
这时，距他接到日本大本营停战令已经过去了近23个小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广播中说：“为了尽快实现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我们关东军首长今晨颁布命令，以便我方代表乘坐的飞机能在8月17日10～14时之间飞往牡丹江、密山、穆棱，同苏联红军当局建立接触。关东军司令部希望这一措施不致引起任何误会。”
两个小时后，华西列夫斯基又收到了山田本人亲自签署的无线电报，说他已命令所属部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交出武器。又两个小时，即19时，日军飞机在远东第1方面军驻地地段上投下了2个通信筒。简内装有日军第1方面军司令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要求。
然而，在整个远东苏军的其他大多数作战地段上，日军仍在做着顽强的反抗。鉴于此，华西列夫斯基当即发电报给山田司令官，命令其在8月20日12时起在全线停止对苏军的任何战斗行动，并缴械投降。
同时，华西列夫斯基下达命令给麦列茨科夫，要求他派出代表到牡丹江和穆棱两地的机场，授权他们通知关东军司令部的代表，明确告知对方，只有当日军开始投降缴械时，苏军的军事行动才能停止。
应该指出的是，华西列夫斯基所采取的这种拖延受降期限的做法，在一方面，确实有他向山田等日军方面所名正言顺地解释的成分，即很多地段上的日军并没有停止抵抗，山田也没明说要缴械投降，另外担心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不能按时送达各部队，等等。一般地说，这些是基本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这里也有苏联政府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另外打算，这就是，趁日军混乱之际更多地占领原日军所盘踞的地区，其中尤其是中国东北各大中心城市与各铁路沿线，包括整个中东铁路全线——长春到旅顺口这一线正是苏联的未来利益所在。
这样，即可以对英美等盟国夸口自己全部消灭了关东军部队，又可以向蒋介石国民政府说是它帮助解放了东北全境，以在中苏互助同盟条约的双方谈判时增加自己的砝码。此外，他们还可以更多地从这些地区最大限度地掠取财富——名义上是对日作战的“战利品”。
18日晨3时许，山田再次致电华西列夫斯基，答复苏军说，日本关东军将立即向苏联远东军履行一切投降条件。山田还说，关东军司令部已经在答复总司令阁下的同时向所属各部队下达了相应的命令。
当天上午，华西列夫斯基就开始接到有关前线苏军指挥部的报告。报告说，从上午8时起，很多前一天还在激烈抵抗的日军师团，纷纷派来代表商谈受降事宜。鉴此，华西列夫斯基深感形势逼人，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来组织和实施这样空前巨大的突击占领和受降活动。为此，他立即向各方面军首长下达了用快速支队占领长春、奉天、吉林、哈尔滨等大城市的命令。
后来，他又向各方面军首长提出，对重要的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的占领，还必须立即组织精干的伞兵分队，以它们为先导而迅速执行快速支队的先期任务。
远东时间19日15时30分，在麦列茨科夫元帅的陪同下，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与秦彦三郎和宫川举行了关于日军在整个满洲和朝鲜地区无条件投降事宜的谈判。
华西列夫斯基向秦彦提出了投降程序的要求，指定了受降的集合点、行动路线和具体时间。秦彦立即表示接受苏军的安排。他还向华西列夫斯基解释说，某些日军部队所以未及时执行缴械命令，是由于关东军当局没能把投降令传达下去。
因为关东军司令部在苏军发起进攻的第2天，就已经失去了对某些部队的指挥。华西列夫斯基还警告他说，所有日军的投降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包括军官在内一并转交苏军，不得有任何差池之处。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秦彦三郎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对华西列夫斯基的每项要求，总是连连点头称是，甚至不惜卑躬屈膝。
至8月底，以消灭日本关东军有生力量、解放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为目的的空前战争规模的远东战役，胜利地结束了。
不仅日本关东军彻底败亡了，整个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也被全部打碎了。
华西列夫斯基和所有参加这次远东作战的苏军全体将士一样，每人都获得了1枚“战胜日本”奖章。此外，他再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