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九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吴逸志中将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彻底离开了九战区。作为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如失左右手,可亦无可奈何,谁叫吴逸志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了呢!
客观地说,薛岳的九战区之所以能够在抗战中立下大功,三次长沙会战大捷,歼灭日军逾10万,这其中固然有着薛岳战法应对得当,指挥得力,将士奋勇的成分在内,但作为薛岳的参谋长,吴逸志的参谋帷幄之功亦不可没。
在抗战时期,第九战区不仅杀敌的战绩居各战区之冠,司令长官与参谋长的关系之良好亦居各战区之冠,薛岳与吴逸志这一对搭档,一前台一幕后,一位性如烈火,一位绵里藏针,在九战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使得其他战区羡慕不已。
可在第三次长沙大捷之后,蒋介石却突然对本来很看重的吴逸志大为不满,不仅大发脾气,甚至要严惩吴逸志。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一切都是源于吴逸志的一份抗战方略。
第三次长沙大捷之后,不仅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也使得蒋介石在国际上大为露脸。因为此时,无论是在印缅方向还是太平洋战场,日军高歌猛进,英美军队在日军的打击下连连败退,而此次长沙大捷无疑是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战过后,世界各国的报纸纷纷报道中国军队的英勇。
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耀夺目。”
《泰晤士报》社论:
“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国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因此说,第三次长沙大捷在世界人民面前显示了中国军人的英勇不屈的精神,直接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迫使西方列强放弃了自1840年以来强加给中国的各种治外法权。
但是,在国内、国际上一片欢声笑语之时,吴逸志的头脑却是很清醒的。他认识到,中国军队虽然在此役获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局面,抗日的相持阶段仍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在相持阶段,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来自外部的援助。因此,吴逸志认为,盟军不仅要加大在印缅战区的作战力度,确保滇缅公路的存在,还要在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和浙江等地区开辟新的战场,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战场的援助力度,只要是中国不被击败,中国战场就可以牵制住大量的日军兵力,使其不能投放到太平洋战场,从而确保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优势。
当吴逸志把自己的见解形成为一份《关于美国加强亚洲作战的方案》,递交到重庆政府的时候,获得了包括蒋介石、白崇禧、何应钦、陈诚等一批国民党大佬们的重视和高度赞赏。
不出意外的话,吴逸志定会以这份方案被重用。
可是,事出反常。吴逸志不仅没有等来重庆政府对他的奖赏,反而迎来了蒋介石的怒火。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就在这份方案获得重庆政府高层们一致赞扬的时候,吴逸志自己也非常兴奋,这一兴奋,就失去了考虑,在没有征得重庆方面同意的前提下,就私下通过在外交部工作的连襟,把英文版的方案书提交给了盟军方面。
不久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了这份材料,并对吴逸志提出的战略构想赞赏有加,特意给吴逸志回电表示赞许。要注意,这可是私人的回电,并不是通过外交部门的回电。
在此时,吴逸志仍然没有感到此事存在的危机,在接到罗斯福的回电后,马上又把罗斯福回电的事情报告了老蒋。
吴逸志原以为蒋介石会非常高兴,却没有料到,这事却让老蒋勃然大怒。这还了得,一位战区的将领不通过最高统帅部,就敢于私下联系罗斯福?
大家此时虽然都是盟军,可毕竟也仅是盟军,现在吴逸志没有通过自己就敢于直接联系盟军,往小了说,是没把自己这个最高统帅放在眼里,往大了说,这就是对军令、政令的蔑视,如果此风不刹住,长此以往怎么得了?
因此,吴逸志就成为了蒋介石想要刹住这股“歪风”的出头草。
客观地说,蒋介石对吴逸志的处理是有道理的。
吴逸志的战略构想虽然有利于抗日,但仍需要最高层丰富它的内涵,不仅是军事方面的,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在没有经过高层对其进行军事和政治的丰富之后,这份方案是不能拿出去的。
吴逸志虽然是位出色的参谋人员,但毕竟不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他根本就不懂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当他没有经过最高统帅部的同意就把这份文件交给了盟军,这就意味着国民党方面再也无法以此方案来要求盟军尽更多的义务了。
这就像双方谈判,还未开始,己方的底牌就已经泄露,这么怎么谈得下去?
于是,蒋介石大怒之下,立即下令免去了吴逸志的战区参谋长职务,交由有关部门查办。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恼怒,一方面是恼恨吴逸志对军令的无视,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此时正和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闹得不可开交,总想着要把史迪威撵走。
可正是这么个节骨眼上,自己军内又出现了不通过官方渠道,擅自和罗斯福联系的事情,这更叫史迪威抓住了把柄,更加认为国民党军队的管理一塌糊涂,视军令于无物。这岂能叫蒋介石不发火?
其实,吴逸志的行为不仅在国民党军队中不能被原谅,放在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不会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蒋介石以此来处理他,并不是什么嫉贤妒能和猜忌,也不是什么觉得他目无领导,而是吴逸志确实是违反了军令。
好在有薛岳在其中的反复周旋,吴逸志最后被免了“死罪”,但是他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
吴逸志,国民党陆军中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薛岳是同学。
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吴逸志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留学和办军事教育,是公认的儒将。
抗战全面爆发后,吴逸志进入了薛岳指挥的第1兵团担任参谋长,由此开始了薛岳长达6年的搭班子生涯。
就像前文所说的那样,吴逸志和薛岳性格互补,配合默契,在兰封会战、南浔会战、万家岭之战,三次长沙会战中协助薛岳屡屡战胜日军,获得了极高的威名。要不是此次一时失了分寸,违令做出把方案交给盟军的事情,势必还会立下更多的功劳。如果有其在旁辅佐,薛岳很有可能不会在第四次长沙大战中指挥失宜,把一座守了5年的长沙城丢掉。
都说红花也需绿叶配,薛岳这朵红花在失去了吴逸志的这个绿叶配后,再也没有打出一个像样的仗来。
在具有庞大将领群体的国民党军队中,吴逸志仅是一个小人物,但却绝非微不足道,他所处的位置是当时军力最为强大的第九战区的核心部位,作为参谋长,吴逸志无疑是称职的,也是成功的。可惜,由于一次失误,最终断送了成为“名将”之路。
薛岳个性太强,在很多时候根本听不进别人的劝。在九战区,也就是吴逸志能够劝得了薛岳。在吴逸志走后,接任的参谋长赵子立就为此吃了大亏。
要论起赵子立,那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赵子立毕业于黄埔六期,在1938年7月进入薛岳的第1兵团担任高级参谋。1939年担任九战区参谋处长,是九战区内仅次于吴逸志的高级参谋人员。
赵子立刚到第1兵团不久,就显露锋芒。南浔苦战,赵子立指出,薛岳对于74军的使用是不当的,应该把最精锐的74军配置在最紧要的金官桥地区,而不是放在尚无敌情的德安地区做预备队,可赵子立的意见没被薛岳接受。
这其中的原因很微妙。
薛岳虽然是宿将,但也改不了民国时期军阀的习气,对自己的基本部队还是要偏向一些的。在兰封会战时,74军本应得到首功,可却被薛岳给了粤军的64军。这次南浔会战,金官桥地区本是重点地区,所以薛岳就把粤军的64军摆在了此处,期望着64军再立大功。可没料到,日军106师团的攻势太猛,64军在军长李汉魂的指挥下虽经英勇奋战,但仍然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无奈之下,薛岳只得从后方抽调74军赶赴前线支援。
后来74军虽然击败了日军,但薛岳排兵布阵出现的失误却令赵子立等一批出身黄埔的将领们有了意见,认为薛岳为了给自己的基本部队捞战功,故意排挤中央军。
但赵子立并未因此不尽心尽力,在南浔苦战之后,在蒋介石心疼74军受到的损失,想要把74军抽调下去整补的时候,赵子立并未因74军是中央军嫡系,各级将领和自己是黄埔同学就开绿灯,反而是顶住了蒋介石的压力,坚决把74军留在了南浔一线。
在万家岭会战前夕,就在薛岳还在为是否抽调宋肯堂的32军和叶肇的66军赶赴万家岭围歼日军第106师团犯愁的时候,赵子立坚决支持薛岳的判断,力主派66军和32军赶赴万家岭,最终几乎全歼了日军106师团。
正是赵子立始终站在九战区一边,站在薛岳一边,使得薛岳对其另眼相看。1939年,薛岳提拔赵子立为九战区参谋处长,仅次于参谋长吴逸志。
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赵子立也功不可没,他非常支持薛岳提出的侧重外线反包围的指导思想,是薛岳“天炉战法”的忠实拥趸。
可就是这样一位合格的参谋长,在吴逸志被撤职接任后,却突然和薛岳不合起来了,这不得不说是个怪事。
薛岳在三次长沙大捷之后,其个人的荣誉已经达到了顶峰,加上他本身就很骄傲,在获得了极大荣誉之后就更加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了。赵子立和薛岳的矛盾就是形成于此时。
二人的矛盾并不是私怨,而是对于战局的判断截然不同。
薛岳认为,经过了三次长沙大战,日军根本无力再向长沙发动大型的进攻,即使来攻,也是虚张声势,徒有虚表,以第九战区60个团的兵力足以应对。
而赵子立则不这么认为。九战区自第三次长沙大捷之后,大量的主力兵团被调离,战力已经远不如前。而日军在1944年经过了紧急扩军后,战力快速恢复,如果不及早做好布置,调回主力部队,日军再次来攻击长沙,后果难料。
可薛岳已经被“天炉战法”的成功迷住了双眼,根本就听不进赵子立的意见,二人在敌情判断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这就是赵子立和吴逸志之间的区别,相对于吴逸志能够在薛岳听不进意见的时候有办法让薛岳能够听进意见,赵子立只会犯颜直谏,这就触犯到了薛岳的尊严。
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在如何排兵布阵的问题上,赵子立又和薛岳发生了分歧。薛岳认为,仍然沿用过去行之有效的“天炉战法”即可击败日军。
而赵子立认为,日军经过了紧急扩军后,战力已经恢复到1939年的水平。有情报显示,日军此次进攻长沙,战力恐怕延伸到广西都不见得耗尽,因此,赵子立建议薛岳赶紧向最高统帅部要求增援。可薛岳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为所动。
会战爆发后,日军果然战力强大,其吸取之前的教训,在攻击时采取两波攻击,即第一波次攻击之后,待到中国军队像过去那样撤到日军两侧,准备夹击日军的时候,第二波次的日军再进攻上来,正好把中国军队夹在中间。
随着战役的惨烈进行,薛岳终于认识到自己排兵布阵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长沙恐不可保。但薛岳仍不肯听从赵子立要放弃长沙的建议,坚持要守住长沙,期望长沙的防守能够给他收集部队,进行反攻的机会。
可是,薛岳此时又犯了第二个错误。出于对赵子立的反感,他并没有把防守长沙的指挥权交给赵子立,而是让防守长沙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张发奎的侄子)、炮兵指挥官王若卿和赵子立三人指挥,赵子立在此役被架空,毫无权力。
本来,按照赵子立的部署,第四军两个师驻守岳麓山,一个师防守长沙城,炮兵也驻扎在岳麓山。日军进攻长沙,岳麓山上的炮兵可以随时支援长沙城内作战。即使长沙城守不住,岳麓山的炮兵也可以支援城内的部队撤出。换句话说,也就是只要是岳麓山不失守,则长沙可以确保或者守住相当长时间。可是,该部署却被张德能无视,反而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部署,把两个师布防在城内,一个师防守岳麓山,理由是这是薛老板的命令。
果然,日军在进攻长沙城受挫后,认识到岳麓山上炮兵的威胁,于是派重兵进攻岳麓山。而岳麓山仅有一个师,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局势岌岌可危。此时张德能才认识到赵子立的部署是正确的,于是赶紧抽调城内的一个师支援岳麓山。可没料想,因为传递命令的失误,这个师认为是撤退,所以在渡过湘江后就向衡阳方向撤退了,最终造成了岳麓山的失守。
岳麓山失守后,长沙守军失去了支援,眼见守不住,就主动撤离了长沙。就这样,在抗日战争中守了5年的长沙城就这样失陷了。
战后,张德能被执行军法枪毙,赵子立因为被架空,没有负实际责任被免职。
历史上的很多事情看似是小事,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就像那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就酿成了一次飓风那样,会出现严重的连锁反应。如果吴逸志不是头脑发热把那份方案交给了盟军,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怒,他就不会被撤职,就会继续留在九战区参谋长的位置上继续辅佐薛岳。如果他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就会在关键时刻说服薛岳正视现实,不被过去的胜利冲昏头脑,采取正确的策略迎战日军,也就不会造成长沙的失陷,或者即使放弃长沙,也是有序转进,而不是被日军攻陷。
如果长沙不失,或者坚守相当长的时间,就会使得中国军队有着充分的反应时间,也就不会酿成惨烈的豫湘桂大溃败。如果没有豫湘桂大溃败,重庆国民政府也就不会失去盟军的信任,也就不会在国际上丧失一系列的应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