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志愿军第二十军在副军长廖政国（当时军长张翼翔正在国内养伤）率领下，奉命前往华川地区阻击“联合国军”，掩护志愿军大部队向后方转移休整。
廖政国命令第六十师作为全军的左翼，在战略要地长古峰一带设置阻击阵地。
长古峰是一座海拔830米的山峰，六十师如能扼守住此山，就能把山阳里到金城公路的必经之地注波岭牢牢掌握在手中，也能卡住山阳里到金化的另一条公路。
敌人当然也明白长古峰的重要性，派出装备精良的美军机械化部队，从两条公路上杀气腾腾地扑来，向六十师发起夹攻。
六十师一八〇团的一个营坚守在长古峰主峰上，与美军展开了极为惨烈的攻防大战。
虽然他们实际上只有11个班的兵力，在武器装备、后勤补给上也远远处于劣势，却打得极为英勇顽强，在阵地上苦战了三昼夜。
6月12日晨，恼羞成怒的美军出动数十倍于志愿军的兵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发起疯狂的进攻，最终占领了长古峰。
长古峰这个战略要地失守，意味着志愿军二十军的防御体系出现了重大漏洞，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果不其然，在接下来两天当中，处在二十军右翼位置的五十九师，也连续丢失了赤根山、三天峰两个重要阵地。
可以说，二十军的整个防线已经呈现了岌岌可危的状态，这让军指挥所内的气氛变得无比紧张和沉重。
作为全军的实际指挥者，著名的“独臂将军”廖政国对于目前这种极其不利的局面，陷入了焦灼与苦思之中。
廖政国历来有指挥靠前的习惯，因此他把军指挥所设置在距前沿仅有6000米的豆栗洞附近。对于拥有机械化装备的美军来说，随时可以用坦克、飞机和大炮对二十军指挥所造成致命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廖政国心里很不情愿，军指挥所也必须向后方转移了。
6月14日下午3点多钟，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紧了，廖政国在各级干部的力劝之下，终于下达了将军指挥所后撤的命令。
军部警卫营营长和教导员深知保证军指挥所安全的重要性，向廖政国郑重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豆栗洞前面的几个山头，死死拖住敌人，掩护军指挥所顺利转移。
随后，这两名干部就带着部队到达指挥阵地，加紧修筑工事，准备与敌人拼死血战。
然而，直到警卫营打退了美军先头部队的三次猛攻，他们才从电话中得知，军指挥所虽然已经安全转移了，作为全军最高指挥员的廖政国依然在原地没挪窝！
廖政国为什么要这么做？理由很简单，无论情况多么危急，他始终要求自己处在尽可能靠前的位置，与前沿将士同呼吸、共命运！
因此，他让军指挥所人员提前吃过晚饭就转移了，只留下两名作战参谋和一个警卫班。
廖政国留在这么危险的地方，众多部下当然心急如焚，纷纷打来电话催促他马上转移。
子夜时分，六十师师长彭飞得知廖政国仍未后撤，急得在电话中吼了起来：“副军长，你必须立刻转移！你那里太危险了！”
廖政国却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打你们的，不要管我！什么时候转移，我心中有数！”
没过多久，五十师师长戴克林也心急火燎地来电催促：“副军长，你再不走，敌人一发炮弹打过去，就有可能把你那儿炸翻天！”
廖政国不耐烦地答道：“该走的时候，我自己会走，用不着你们啰嗦！”
按理说，廖政国作为全军最高的指挥官，哪怕稍微让后撤一点点，让部下们把心放宽一点，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可是执拗的廖政国偏偏不理会部下的再三催促，无论如何不肯转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正是由于廖政国将军在危急关头这种不近情理的执拗，让整个战局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廖政国面对死亡的危险仍不肯挪窝，让彭飞和戴克林等部下都忐忑不安：既然全军的最高指挥官没有转移，那么师指挥所、团指挥所甚至营连指挥所都没有向后撤退的道理，他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竭尽全力顶住敌人的进攻！
面对副军长做出的表率，师、团、营、连各级干部纷纷用行动来回应：师级干部下到最前沿的团去督战，团级干部下到最前沿的营去督战，营级干部下到最前沿的连去督战……
干部们的做法让每一名战士都大受鼓舞，他们都拿出了不打退敌人誓死不撤退、不放弃的决心，克服了武器弹药不足、兵员数量有限、后勤补给滞后等种种困难，用无比饱满的斗志、无比坚定的信心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牢牢守住了阵地。
战局就这样奇迹般地发生了大逆转，二十军终于圆满完成了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
参考史料：《百旅之杰：二十军史话》、《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抗美援朝战争纪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