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6日下午两点，四野的韩先楚所部第40军进入汉口市区，很快汉口宣告解放，次日下午，汉阳和武昌相继解放，至此武汉三镇全部得到解放。
刚刚解放的武汉并不稳定，还时刻拉响警报，一名叫李华初的妇女领着三个女儿在武汉苦苦地等待着丈夫周镐的消息。
周镐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军统少将，而李华初知道丈夫实际上在为共产党做事，当时有朋友提示她，周镐可能去了台湾。
李华初并不相信她的丈夫去了台湾，但是她又不知道丈夫去了哪里。
如果周镐没有去台湾，那很有可能牺牲了，她不敢这样去想，她还一直等着丈夫回来。
由于生存艰难，李华初就带着三个女儿离开了武汉，到丈夫的农村老家等着周镐的消息。
这些年李华初省吃俭用，节省下来半块金条和一些金银首饰，想着用这些东西把三个女儿养大，然而让李华初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东西却被人偷了去。
李华初想去农会的工作组报案，工作组的一位同志听了她的遭遇后劝道：“最好不要报案，这些东西就是找回来，贫下中农也不会让你拿回去的，还会追问这些钱物是从哪里来的，你就当这些物品换回你们母女的四条命。”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位同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李华初最后没有报案，后来土改的时候，她们一家被划为贫农，还分了田分了房子。
让李华初骄傲的是，她的三个女儿都比较要强，学习成绩都很好，就是没钱交学费，李华初就拿着周镐以前写给她的信给学校领导看，有一封信中写着：“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将你们接到一块过好日子……”
李华初说自己的丈夫是给党工作的，但是当校领导问她可有烈士证书一类的材料，她却拿不出来，校领导看在孩子学习成绩优秀的份上，还是给她们评上了乙等助学金，凭借这点奖学金，孩子们才得以继续读书。
当时李华初还算年轻，又是一身官太太气质，追求她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李华初却一再表示：“我可以去死，但绝不改嫁。”
在李华初的照顾下，三个孩子终于长大，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周镐的身份问题，她们一家也被当作特务家属来对待。
李华初的女儿周慧励刚结婚，她的丈夫成余地就被开除了党籍，单位给她丈夫的通知说：“成余地不听组织劝告，与逃台大特务女儿周慧励结婚，特此开除党籍”。
成余地万分痛苦，却自己一个人忍受，没有告诉周慧励。
1962年，上面认为李华初是伪军官的太太，下放到农村，在农村生活三年后，李华初含怨去世，至死没有得知父亲的下落。
当年年底，周镐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追认为革命烈士，实际上已经意味着周镐已经牺牲了，女儿周慧励当时认为，这对母亲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她临死前还有一个盼头。
1971年，政府给周慧励姐妹三人送来了烈士证和光荣烈属牌。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中，有一本周镐烈士的日记，将周镐从国民党军统少将嬗变为中共秘密党员、革命烈士的经历写得清清楚楚。
这本日记中，周镐详细地记录了在1948年9月23日至1949年1月4日，他到了解放区时的所见所闻。
比如在解放军占领锦州和长春的消息时，周镐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秋风扫落叶之势，蒋介石的末日快要到来了。”
在日记中，周镐更是详细记载他读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和革命书籍后的感悟，只有共产党代表了广大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他曾发誓：“生命仅一线之安，此后余生，当誓为党国人民尽忠拼命，消灭蒋贼政权，余生有幸，必达此目的也。”
在1948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周镐更是讲述了自己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的过程，他写道：“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余妻当有同感，乃商议做解放工作，正好徐祖芳（即徐楚光）同志函约相晤，恰到好处而成功。”
在日记的后半部分，更是记录了他在淮海战役前线不计风险、不计艰难从事策反工作的情况，可称之为阵前日记。
在淮海战役拉开帷幕后，1948年11月8日，他接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丕显的电示，让他立即本分前线，策动、争取国民党军孙良诚部起义，11月13日，在解放军兵临城下之前，周镐孤身进入孙部进行劝降，经过周镐的努力，孙良诚率部向解放军投诚。
周镐日记部分内容
11月19日，陈丕显托人转告周镐，希望他与孙良诚再策动刘汝明部起义，然而没有料想到孙良诚暗中反水，以及没有意料到刘汝明诈降，1949年1月5日，当周镐与孙良诚等一行人进入刘汝明部后，就被特务扣押。
周镐的日记的截止时间在1月4日，正是其被捕的前一天，在被捕三天后，周镐就被押送到南京，蒋介石对周镐参加共产党、策动国民党军起义的行为十分恼怒，亲自下令“就地枪决”，这样周镐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这本日记一直由周镐的另一位妻子吴雪亚珍藏在身边，1989年4月9日，吴雪亚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凭吊时，将这本珍贵的日记赠送给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1993年，周镐日记被省、市文物部门鉴定为一级革命文物，周镐的传奇事迹，也逐渐被更多的人知道。
周镐出生于湖北罗田的一个农户人家，14岁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在校期间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决心为此而奋斗。
17岁时，周镐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因为一表人才，引得很多女孩的青睐，其中就包括一个富家女孩李华初。
武汉黄埔分校
但是李华初的父亲认为周镐家境贫寒，并不同意这门婚事，李华初不惜与娘家断绝关系，也要嫁给周镐。
因为周镐家里太过贫穷，在婚后两个人就居住在山顶上的一间茅草房里，当时周镐还在读书，没有收入来源，家里事务都由李华初照料。
因为条件艰苦，有一天下大雨，屋里又漏雨，李华初与周镐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同时发了高烧，等到李华初抱着孩子找到郎中时，儿子已经咽气了。
周镐不忍心李华初一个人在乡下受罪，更怕她伤心，于是把她带到武汉，租了一间小房子，李华初靠给大户人家洗衣服，缝纫衣服扣子赚点钱度日，那一阵子，虽然没有钱，日子也过得苦，却是周镐与李华初夫妻最开心的时候。
在校期间，因该校对学员进行“蒋化”教育和控制，使得周镐颇为不满，在政治测验中也流露出反蒋情绪，终因“思想不纯”被学校出名，离开学校后，他到上海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当时正值淞沪抗战爆发，周镐参加十九路军就是为了保家卫国，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非但不巩固国防，防止日本人再次发动侵略，反而将十九路调到福建去“剿共”。
19路军淞沪抗战
1933年11月，蔡廷锴、李济深等将领以十九路军为骨干，领导发动了“福建事变”，以成立反蒋政权，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很多人不得不脱离部队。
周镐决定取道上海返回家乡，日后再做打算，然而在途中却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在汉口刚下船就被特务以有“共党嫌疑”为名拘捕。
当时的周镐只有24岁，就被拘捕，内心十分恐惧，谁知负责审讯他的人竟然是他的一位朋友，知道他读过黄埔。
因此劝到：“你是黄埔出身，何不加入复兴社？这样，过去的一切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复兴社全称是中华民族复兴社，对外宣称是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周镐在黄埔军校读书时就学习过三民主义，他当时还天真的以为复兴社是真的要复兴中华民族的组织机构。
再加上，当时他急于脱身，因此就询问说：“如果我参加了复兴社，过去的一切真的能一笔勾销吗？”
就这样，周镐参加了复兴社特务处，复兴社实际上就是军统的前身，后来正式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周镐成了一名特务，开始了十几年的特务生涯。
事实上，周镐参加军统半年，就被汉口军统调查室指控有“共产嫌疑”而被捕，终究因为查无实据，后又被放了出来。
戴笠
还在当时周镐做事比较卖力，思维比较缜密，获得军统特务头子周伟龙的赏识，周伟龙是戴笠的结拜兄弟，是军统中元老级别的特务，在周伟龙的关照下，周镐从此扶摇直上，1941年担任重庆军统局督查室第一科上校课长，负责重庆军统的邮电检查、缉私、谍报、督察等等，一路做到军统中的重要骨干。
而周镐真正获得戴笠的赏识，则是奉命打入到汪伪政权中。
汪精卫叛国后，在南京建立汪伪政权，并针对军统的锄奸行动，特地组建了76号特工总部，一时间与军统特务在上海、南京等地展开激烈的对抗。
然而对抗的地区是在沦陷区，军统逐渐落入下风，军统上海站一度遭受重创，在这样的情况下，戴笠想要在汪伪政权中物色一名重要人物，作为争取对象。
这个人物就是汪伪政权的首脑之一周佛海，周佛海一直暗中想与重庆联系，以为自己留条后路，在1940年，周佛海手下的特工曾破获一架军统地下电台，但是周佛海却没有上交出去，而是留了下来，与重庆方面继续“保持联络”。
周佛海亲拟电文，请戴笠转呈蒋介石，表示想为国民党做点事，戴笠于是选择默认，很模糊地回应了周佛海。
周佛海于是将电台搬回自己的官邸，仍由原来的军统人员掌握，周佛海负责他们的吃喝用度，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通过这架电台，南京汪伪政府与重庆国民党政府有了一些沟通。
周佛海
1943年初，戴笠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周佛海的联系，戴笠交给周镐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就是让他潜伏到汪伪军委会，加强周佛海与重庆政府的联络，同时为重庆政府收集汪伪情报、策反汪伪军队。
周镐于告别了妻女，化妆成商人秘密去了南京，李华初也不知道周镐去了哪里，在干些什么，但是军统的人开始对李华初母女特别照顾，在当时西南后方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依然给他们充足的供应。
周镐经过重重困难，带着电台辗转来到南京，却始终没见到周佛海的面，原来当时周佛海觉得还没有到了和国民党摊牌的时候，周镐于是潜伏在南京，等待时机。
后来，周镐给李华初写信时回忆起那段时光说：“……你未必相信，在京伪军委会工作期间，虎口之内，幸有余生，期间痛苦，一言难尽，今日尚在者，非祖宗福荫，早丧残生了。”
直到有一天，周佛海家里的电台引起日本人的怀疑，精明的周佛海立刻把自己的房子点了，然后制造失火的假象，并借机销毁电台，日本人没了证据，也只得作罢。
到1943年7月，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已经进入到反攻阶段，一向拥有政治敏锐神经的周佛海当即意识到，如果与重庆方面彻底失去联络，将完全没有退路，于是急忙寻找周镐。
周镐要求周佛海给安排一个公开身份职位，周佛海就将周镐安插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处第六科任少将科长。
周镐利用这个职务，开始活跃在汪伪军界，广交朋友，为日后的策反工作打下基础，在此期间，周镐结识了时任汪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的徐楚光，而徐楚光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
徐楚光
周镐在汪伪任职时，看透了蒋介石政权与汪精卫联合“剿匪”的卑劣手段，对于他们的消极抗日更是十分不耻。
当他知道徐楚光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后，曾将一些汪伪政权中的军事机密传递给中共，并利用自己掌握的运输系统，给新四军运送过一些抗战物资，可以说，周镐后来能够成为共产党，早在抗战时期就建立了情谊。
1943年底，戴笠要周镐在南京组建军统南京站，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一直是军统重要经营的地方，却在南京沦陷后就叛变了，尽管此后军统一直试图在南京恢复南京站，但是影响力都不算大。
周镐重新组建南京站后，成为南京沦陷后影响力最大的时期，下设八个组，活动各有侧重，规模特别大。
鉴于周镐在南京的良好表现，戴笠很快提拔周镐为少将站长，以统筹军统在南京的所有地下活动。
此时，戴笠交给周镐两个重要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担负周佛海与重庆方面联络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是让其与伪军中的高级将领吴化文、孙良诚等人建立密切的关系，积极争取他们，以便在抗战胜利时能够投降国民政府。
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时，周镐被任命为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
日军投降的第二天，周镐直接宣布将南京指挥部设在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开始陆续接管汪伪政权，当天晚上，周镐命令指挥部封锁南京的交通港口和车站，逮捕了47名作恶多端的汉奸，昔日的汪伪政权重要干部，都被周镐抓到了指挥部中。
周镐潜伏多年，终于见到了希望，正想大显身手，却遭遇了人生重要的滑铁卢。
原来周镐在抓捕汉奸过程中，汪伪陆军部长萧叔董因伤流血过多而亡，汪伪考试院院长陈群畏罪自杀，这让汪伪政权中的大小汉奸人人自危，使得南京的社会秩序出现混乱，这些汉奸群起而反攻，开始对周镐进行告状。
因为周镐的锄奸行为，触动了汪伪乃至重庆高层某些人的利益，危险如潮水一般很快向周镐涌来。
蒋介石要周镐接收南京是要南京维持现状，利用汉奸军队防止新四军进城，以便拖延时间让自己在西南大后方的军队能够进入南京。
而周镐却禁止让刚刚收编的伪军进入南京，蒋介石情急之下竟然下令，南京的治安暂由日军来维持。
很快，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人将周镐软禁到日军司令部，此后，蒋介石的嫡系新六军接管南京后，南京警备司令任援道奉戴笠之令，到日军司令部交涉，将周镐转押到警备司令部。
戴笠到达南京后，周镐以为他会为自己做主，结果戴笠却将他押到上海审查，宣布他的罪名是贪污。
周镐找了很多关系，请求戴笠为自己洗刷冤屈，戴笠却都不为所动，大概在戴笠看来，南京光复后，周镐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于是开始“卸磨杀驴”。
直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军统局副局长唐纵才同意将周镐释放。
这次遭遇对于周镐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自己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结果却是这样的结局，出狱之后，在家闲居，没有工作，生活变得相当艰难。
此时的周镐对国民党内部互相倾轧、贪腐渎职已经是恨之入骨，完全失去了信心，正当他迷茫时，他在汪伪政权潜伏时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徐楚光找到了他，当时徐楚光担任中共华中局联络部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南京做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
徐楚光告诉周镐，他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处境，是因为你到南京秘密联络汉奸周佛海的工作是见不得光的，一旦此事走露风声，国民政府无法向民众交待，如果戴笠不死，恐怕你一辈子都出不了监狱。
周镐听了徐楚光的分析，才意识到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竟然是被戴笠当了弃子。
很快周镐就向中共提出申请，要参加共产党，徐楚光把周镐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党组织最终同意吸收周镐为秘密党员，任中共华中分局京、沪、徐、杭特派员，负责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及情报工作。
因为周镐在汪伪政权中活动时，单身并不方便，因此认识了家境优裕的吴雪亚，并完成了婚姻，后来与吴雪亚一块加入中共，依然保持了与吴雪亚的婚姻关系，以方便自己的行动。
等到李华初赶到南京后，见到吴雪亚是帮助周镐进行革命活动，最终作出了让步，选择在外面租房带孩子，后来又回到了武汉。
对于一个国民党的将领来说，娶几个老婆还是很正常的，更有利于展开活动。
吴雪亚的主要任务就是掩护周镐，平时周镐与人密谈时，吴雪亚就在外面负责放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军统的特务都是嗅觉非常灵敏的职业特务，稍有不慎，就容易露馅。
有一次，周镐去上海参加地下党会议，回南京的时候，被军统的人盯上了，等他发现时，为时已晚，于是回到家里告诉了吴雪亚，吴雪亚立刻化了妆，偷偷跑了出去，坐火车赶到上海，让地下党的同志立即撤退。
1946年11月，周镐被捕，并被关押在军统看守所，因为在上海的地下党已经转移，军统特务并没有抓到实质性的证据，两个月后被释放后。
当时军统已改组为保密局，周镐就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在军统上班，并秘密地为党收集情报。
1947年9月，徐楚光到武汉去看望李华初母女，却不幸被捕，因为被捕地点距离李华初居住的地方很近，李华初立即给周镐发去电报，通知他徐楚光被捕的消息，让他立即通知有关人员进行转移。
在1948年9月23日，周镐因身份暴露，经华东局的安排，秘密撤出南京，进入苏北解放区。
淮海战役
担心被国民党发现，因此走的时候并没有通知任何人，等到李华初后来到南京去寻找周镐，只有保姆一个人在家，保姆说，他们已经走了好久了，不知去了哪里。
李华初就是从这时起与丈夫失去联系，一直到去世的时候。
在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抽调大批军队集中到徐州，妄图与解放军在徐州一带决战，孙良诚被升任第一绥靖区107军军长。
孙良诚曾投靠汪伪政权，担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日本投降时，蒋介石开始着手吞并孙良诚的部队，1946年1月，蒋介石派白崇禧到孙良诚的部队进行改编，说是改编，实际上是进行缩编，只给了他一个暂编第二十五师师长的番号。
因为孙良诚在国民党军内一直受到歧视，这就使得孙良诚有率部起义的可能性，华东局决定由熟悉孙良诚部的周镐做策反工作。
1948年10月6日，苏北军区政治委员陈丕显指示周镐：“孙部尚未成熟，起义宜缓不宜急。”
周镐于是放缓了自己去孙良诚部的节奏，先是用暗语写了封信派人送往孙良诚的驻地，以试探孙良诚对起义的诚意。
到11月8日时，随着战局的变化，陈丕显认为策反孙良诚的时机已经成熟，让周镐立即动身前往孙良诚部，对其进行策反。
周镐到达宿迁后，负责到孙部送信的警卫员回来，却没有带回孙良诚的信，这让周镐对孙良诚的起义态度捉摸不定，然而孙良诚麾下260师师长王清瀚（中共秘密党员）却让警卫员送回一封密信，在信中，王清瀚提醒周镐说，国民党方面已经派来特务，要周小心，免遭特务毒手。
可以看出，当时孙良诚对是否起义是摇摆不定的，一方面没有明确拒绝起义，另一方面也没有给予回信。
然而，随着国民党军逐渐陷入劣势，孙良诚则更倾向于倒向中共，当时顾祝同在徐州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孙良诚虽然受邀参加，却被当作杂牌军将领，被安排在一旁，连个发言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孙良诚对国民党有些心灰意冷，与周镐见面，孙良诚听了周镐的劝降后，依然没有下定决心。
恰在此时，蒋介石给孙良诚送来一封亲笔信，这让孙良诚十分受用，立刻把起义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徐州“剿总”刘峙随即调孙良诚部向徐州靠拢，却直接被解放军包围，孙良诚本来希望等国民党军前来接应，但是国民党将连嫡系被包都不救，又怎么救他这个杂牌军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丕显再次给周镐发电报，让其争取孙良诚起义，很快周镐深入敌营，与孙良诚会面，当时孙良诚还想讲条件，周镐直接告诉他，现在再不投降，孙部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只有放下武器选择投诚，才是唯一出路。
孙良诚
在周镐的恫吓之下，孙良诚只得举起白旗选择投诚，1948年11月13日晚，孙部5800余人在睢宁被接收。
淮海战役打响后，中央军委考虑到刘汝明部原来是冯玉祥麾下的重要将领，决定一边武力阻击，一边写信派人劝告刘汝明战场起义。
因为刘汝明在被蒋介石收编后，并未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在淮海战役时，担任第八兵团司令官，中央军委分析各种情况后，认为刘汝明不排除在一定的条件下，脱离蒋介石集团向解放军起义的可能性。
孙良诚被改编后，受到的待遇还不错，听说解放军要策反刘汝明，他就跟周镐讲述自己与刘汝明的关系还不错，表示愿意写信并派副官前往刘部劝起义。
党组织与周镐认为，孙良诚的话可信，1948年11月20日凌晨，周镐与孙良诚、王清瀚等人，赶往淮南。
因为当时战场条件瞬息万变，考虑到刘汝明如果早点起义，就会减少党和军队更多的损失，因此周镐与孙良诚等冒险潜入敌区去策反刘汝明等。
在周镐出发去见刘汝明前，他叫来自己的警卫员说：“如果我三天不回来，你就把这本日记和钱物交给夫人，照顾好我的家。”
很快，周镐等人进入到刘汝明的防区，刘汝明在办公室里见到了孙良诚，本来以为刘汝明会欣然投诚，但是显然刘汝明想得更多，他告诉孙良诚说，自己并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军中耳目众多，起义一定要从长计议。
刘汝明
接着刘汝明又询问周镐的身份，孙良诚说周镐之前是军统局的少将，抗战时曾担任南京站站长。
当谈到周镐的身份曾是军统少将时，刘汝明当即怀疑其周镐的身份，他听说有很多“双料特务”的传闻，担心周镐是军统潜伏在中共方面的内心。
一旦被军统特务侦查到他与中共方面的人暗中往来，那他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刘汝明在稳住了孙良诚和周镐等人后，当即将此事报告给了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
很快军统特务就把周镐及其随从人员逮捕，并押往徐州，刘峙见到孙良诚后，声色俱厉地责问他，为何“率部投共”？
孙良诚见此情况，为求自保，当即把责任全部推到周镐和王清瀚身上，并一再表白自己是忠于党国的，投降不过是障眼法。
尽管孙良诚一再解释，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刘峙已经没有功夫断孙良诚的“官司”了，直接把他们打发到南京军统那里。
抓到周镐后，蒋介石和毛人凤对周镐的叛变十分震怒，亲自下令“就地处决”，周镐被押往刑场，负责行刑的人是恰巧是周镐之前的同事，周镐十分淡定地对这位同事说：“兄弟，枪打得准点！”
与周镐一块牺牲的，还有107军中将副军长兼260师师长王清瀚（中共秘密党员）、107军中将副军长谢庆云（中共秘密党员）、中共华东局联络部政治交通员、通讯联络组组长祝元福，他们一块倒在了南京解放的前夕。
因为周镐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工作者，牺牲时又是被秘密杀害的，遗骨和安葬地点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身份也就一直没有公开。
作为一名隐蔽战线的工作者，虽然在策反刘汝明的行动中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党组织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为革命胜利付出生命的同志。
曹荻秋
经过长时间的梳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为周镐做了详细的证明，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于1965年11月22日向中共中央组织送上报告，报告中说：“周治平（周镐在党内工作的化名）原来是国民党军统局少将级特务……1946年7月周治平起义后，即同我地下工作者徐楚光建立了联系，1946年10月由华中分局……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1948年底，周治平根据曹荻秋同志的指示，赴蚌埠、徐州之间策反蒋匪军刘汝明的时候，被孙良诚出卖。1949年1月遭蒋匪军杀害。根据上述情况，经我们研究，追认周治平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于1965年12月28日批复：同意追认周治平为革命烈士，并对其遗属予以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