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广州市解放,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专门给一位躲在香港的国民党少将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回来参加工作。在叶剑英南下前,毛泽东主席就曾专门嘱咐他,到广东后务必要找到这位国民党少将,说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无论过去犯过什么错,都要安排工作。
这位国民党少将叫莫雄,早年追随孙中山,1907年便参加了同盟会,算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武昌起义后,莫雄在广东北伐军中先后担任排长、连长,屡建战功。1922年,北伐军兴师讨伐吴佩孚,蒋介石时任大本营参军兼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负责留守。
一次,大本营突然遭到一万多“土匪”包围,蒋介石被困城中危在旦夕。慌乱不堪的蒋介石连忙拍电报给粤军第四独立旅求援,莫雄恰好在该旅担任中校营长,接到求援后带了两个营,冒死杀进城中救出蒋介石。从那以后,莫雄与蒋介石结下了非同一般的交情,也为他日后多次为共产党和红军立下奇功打下了基础。
不久后,陈炯明发动兵变,莫雄担任讨贼军前敌总指挥,一举将陈炯民赶出广州,为革命立下大功。在这次战斗中,莫雄展现了极高的军事才能,加上其本身的资历,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将他从中校营长直接提升为少将旅长。1925年,莫雄因战功升为中将师长。
然而,就在莫雄一路东征北伐,革命壮志未酬时,蒋介石为夺取粤军军权,解除了莫雄所部武装。莫雄无奈避居澳门,之后投奔张发奎所部,担任团长。1930年,莫雄随张发奎发兵反蒋,失败后寓居上海。
早年在粤军,尤其是张发奎的部队中,有大量共产党员,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多数都是出自这支部队中。当莫雄到上海后,便遇上了昔日部下,共产党员刘哑佛。通过刘哑佛,莫雄跟周恩来、李克农及中央特科有了联系,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所深深吸引,很快就提出了入党的请求。
李克农得知莫雄的想法后,当即向党组织进行汇报,并请严希纯当面向莫雄转达了党的意见:“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但是莫先生作为国民党的元老,在国民党中有很高的威望,暂不参加共产党,似乎对工作更为有益。我们难得的是有一个虽不是党员,但又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
莫雄对李克农这一番答复深表理解,也将此当做自己对党的承诺,之后多次为地下党提供巨大帮助。1933年10月,莫雄遇到了相识多年的杨永泰。当时,杨永泰是蒋介石身边最红的谋士,而他也深知莫雄的军事能力,因此向蒋介石举荐他担任江西德安区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蒋介石曾亲自见识过莫雄的指挥能力,加上连续几次围剿都无功而返,因此很快就对莫雄委以“剿共”重任,并允许他自己组建班子。
这对莫雄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了,他很快就将自己的司令部塞满了地下党员,从副司令、参谋长到情报官全都是共产党员。情报参谋项与年更是利用莫雄的关系,将情报人员送到大特务头目康泽手下任职。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一个绝密会议,策划了一个针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所谓“铁桶计划”。此时的莫雄已经不是那个被蒋介石解除兵权的粤军将领,而一旦不成为阻碍,蒋介石也就记起这个救命恩人了。此时的莫雄被蒋介石赋予“剿共”重任,受邀参加了这个有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军长出席的绝密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莫雄对于听到的每一句话都胆战心惊,一旦这个计划得以实行而红军又没有任何准备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会议刚一结束,莫雄连夜赶回司令部,冒着杀头的风险,十万火急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给了项与年、刘哑佛等地下党员。
当时的中央苏区正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由于博古等人奉行王明左倾主义,剥夺了毛泽东的兵权,放弃了前四次反围剿时极为有效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跟敌人堡垒对堡垒,损失惨重。项与年看着莫雄冒死拿过来的绝密文件,拿在手上掂量一下,足足有一二十斤重,每份地图、表格上面都印有蓝色的绝密二字。
蒋介石绞尽脑汁才想出这些计划,因此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每个收到这些文件的官员,都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手续十分严格。也就意味着,莫雄泄露出去的话,很容易就会查到他头上,一旦查出来,必死无疑。但此事事关中央苏区10万红军的生死,党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人都在那儿,因此,莫雄没有迟疑,冒着生命危险将情报交到项与年手上。
项与年接到情报后,没做任何停留,当即便化装成教书先生,将情报密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连夜就背着出发了。一路上,项与年昼伏夜行,穿山越岭,然而山上也都布满铁丝网和暗堡,关卡林立,要闯过去绝非易事。一旦被抓住,个人生命事小,他身上背负的可是整个中央苏区及中央红军的存亡。
在反复思索后,项与年做出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他毅然拿起旁边的石头,朝自己嘴巴使劲砸了几下,砸掉了四颗门牙。再一看,项与年脸色苍白,腮帮子肿胀得硕大无比,面部也变形了,再加上本身就已经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跟一个叫花子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正是凭借这身装扮,项与年终于通过了重重关卡。
在中央苏区,项与年见到了时任中央军委“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很快,“三人团”另外两位李德跟博古也传阅了“铁桶计划”,看完后大惊失色。三人团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着灭顶危机,若不抓紧采取措施,顶多再有半个月时间,就会被敌人完全围困脱不开身。
于是,中央红军决定实施战略转移,主力红军8.6万余人于1934年10月16日至18日依次度过于都河,踏上了长征的道路。剩下的红军也都分散开来,进入山区打游击。后来,很多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将领回忆起来,都说长征开始得很突然,此前几乎没有征兆,其根本原因就是莫雄提供的这份绝密情报。
莫雄提供的这份情报,可以说是挽救十万中央红军于存亡之际,毛主席后来称赞莫雄此举为奇人奇功。假如蒋介石“计划”得逞,就没有接下来的长征,三大主力会师、促成西安事变、全面抗日也就不知从何谈起。因此,毛主席称之为“奇人奇功”,是对于莫雄“恰如其分”的评价了。
蒋介石指挥部队仍在按“铁桶计划”按部就班进行,当他们如期占领宁都、会昌、等苏区重要城市,直到占领瑞金时,才发现红军主力早已转移。蒋介石气得也只有骂几句“娘希匹”,然后急调大军围追堵截了。
有趣的是,在蒋介石调动的大军中,莫雄也被派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贵州省毕节市担任“剿共”保安司令兼行政专员,统帅一师人马,参与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因为莫雄的到来,原本滞留在毕节的部分红军伤员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那段时间,蒋介石被毛主席指挥的红军玩得团团转,也无暇顾及莫雄在干嘛了。
莫雄就这样在蒋介石眼皮带下,一而再再而三地为红军提供便利,终于还是东窗事发。1936年2月,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方面军要通过毕节,莫雄干脆以剿匪为由,将部队撤到十几里外的山沟里,打开毕节城门让贺龙的部队进城休整了半个月。这样“明目张胆”的动作终于让蒋介石有所察觉,以“通共”为由将他押往南京关进了监狱。
在南京坐了几个月牢,赶上两广事变爆发,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出兵反蒋,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杨永泰、张发奎等莫雄好友趁机将他保释出狱,蒋介石当面训斥一番,又因为莫雄在粤军方面人脉很广,提出让他去两广搞策反,戴罪立功。两广事变平息后,莫雄又一次被蒋介石削去兵权。
抗战爆发后,莫雄再掌兵权,出任广东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尽管职位越来越小,但他却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去南雄上任前,莫雄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跟叶剑英进行了一番长谈,临走时带走一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回到南雄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关押在狱中的几百名共产党党员、红军战士以及进步人士全部释放了,其中包括已经被判刑的24名共产党重要干部。这些人都是余汉谋的部队在广东、湖南、江西边区抓到后,押到南雄关押的。在主力红军长征后,大量留下来打游击的红军将士,遭到了大量围剿,余汉谋的部队正是围剿主力。
很快,莫雄的司令部里又塞满了共产党员。1939年,莫雄调到韶关任职,成为北江抗日游击司令,升为少将。莫雄原本30多岁就已经是中将师长,几经辗转,年近五十后才又升到少将司令。不过这些对他来说全然不重要,他只是一心为共产党工作,事无论大小,都心甘情愿。1944年,余汉谋下令要逮捕莫雄部下4名共产党员,他以脑袋作担保,使得几位共产党员安全留在部下工作。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特务们也抓紧活动,疯狂屠杀,只要有任何可疑之处,都难逃杀手。莫雄因此被军统特务头子李及兰下了追杀令,他得到消息后,设法潜逃到了香港。直到广州解放,叶剑英遵照毛主席的嘱托,将他请回了广州,被委任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为稳定大、小北江的治安发挥了作用。
此时的莫雄已经57岁,年近花甲,就在他准备安心为新中国建设发挥余热时,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在土改过程中,当地群众和土改干部不清楚莫雄的真实身份,要求揪莫雄回英德交群众斗争后就地枪决,华南局有关领导也批准了。即便在命悬一线的危险时刻,莫雄也缄口不语,只字不提自己对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
幸亏有知情人士及时找打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反映了相关情况,陶铸再向叶剑英反映。叶剑英听到消息后大惊不已,直接急电当地干部,要求马上释放莫雄。面对当地干部群众的不解,叶剑英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他曾经是十万红军的救命功臣。
1956年,莫雄在《南方日报》上发表文章,被远在东北的项与年看到,他马上给陶铸打电话,询问这个莫雄是不是以前粤军的莫雄。得到肯定答复后,项与年欣喜若狂,赶紧给自己当年的上级李克农汇报,称当年冒死给我们送情报的莫雄还活着。
李克农得知后,同样十分欣喜,当即让项与年亲自去广东,接莫雄到北京参加当年的国庆典礼。项与年到广东见到莫雄后,老泪纵横,叙过往事后,领着他见了陶铸,当面证实莫雄当年那段英雄事历史。
毛主席也没有忘记莫雄,国庆典礼后,当面称赞他的功绩,称他跟项与年的功绩巨大。叶剑英代表党中央设宴招待了两位功臣,李克农也代表中央军委设宴款待他们。1979年6月,项与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官至副部级。1980年,89岁的莫雄不幸在广州病逝,结束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