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国山东主要煤矿区之一——枣庄，因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被日寇唾手而得。由于枣庄不仅出煤，而且处于扼守鲁南的重要战略位置，敌人重兵把守，警备森严，除了驻有一个日本野战步兵团外，还有什么矿警队、地方警备队，并搜罗了些认贼作父的走狗、民族败类组织了“维持会”、“爱护村”，建立了保甲制等等，致使枣庄矿区的工人、农民受尽屠杀蹂躏，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亡国的处境极其惨痛。
铁道游击队开始由苏鲁支队领导，当时司令员是张光中，政委彭嘉庆，政治部主任李荆山。一九四〇年，归鲁南军区领导。我是一九三九年冬天奉命进入枣庄，负责组织、领导铁道游击队的。当时，洪振海任大队长，我任政委，王志胜任副大队长，下有十一个队员，只有一支短枪，其他是大刀片，还有徒手的。开始是秘密活动，隐蔽在枣庄火车站北侧的陈庄，借开炭厂作掩护，秘密地发动工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打击鬼子汉奸。这支小部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队员们都会扒飞驰着的火车，有的还会开车，做司炉和扳道工作。
一九四〇年六月，游击队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由临枣路扩展到津浦路。由于队伍不断壮大，正式建立了大队部，下设四个队：原枣庄队为一队，主要活动地区在临枣、台枣铁路；以孙茂生同志为首组成的铁路二队，活动在徐州至临城之间；以李文庆同志为首组成的铁路三队，活动范围是从临城至官桥；以华绍宽同志为首组成了铁路破袭队。
这支小部队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有着坚强的政治工作和机动灵活的战术，在地方党、人民群众和主力部队的支援帮助下，好象一把锋锐的利剑插入敌人胸膛，到处袭扰敌人，搞得敌人精神错乱，草木皆兵。而我们却英勇善战，一直打到日寇投降。在这期间确实导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初露锋芒
铁道游击队第一次战斗是一九四〇年四月间奇袭国际洋行，也是初露锋芒。打好这一仗，对于打击敌人气焰，提高我军威望，树立必胜信心，都关系重大。因此，战斗前我们从各方面都做了周密的准备。
国际洋行地处枣庄火车站南侧，在车站和日本大兵营房中间。洋行是四合院，院墙设有四道电网，内住敌特司令矛山郎等十二名鬼子。这个垄断枣庄矿区金融，并且干着特务勾当的混合物，罪恶累累，枣庄人民早就对其恨之入骨，因此我们决定首先拿它开刀。当时我们力量还不算强，全队十四个人，一支短枪，怎么办好？大家开了个“诸葛亮会”，一致认为以奇袭为妥，不可硬拚。为了达到奇袭制胜的目的，我们首先派人员深入虎穴，进行了实地侦察，弄清了十二个鬼子在东、南、北三个房间的居住情况。为全歼敌人，又不暴露目标，把行动时间定在夜晚十点钟，采取挖透与灶房相连的洋行围墙潜入院内的办法。我们十四人作了具体部署，一人带手榴弹监视大兵营房的动静，一人带手榴弹监视火车站的敌人，其余十二人划分三组，每人持一把大刀片，洪振海同志带一个组杀南屋的鬼子，王志胜带一组收拾西屋，北屋的鬼子由梁传德小组解决。约定进院后以跺脚为令。当夜一切都按原计划顺利进行着，在大家听到进屋杀敌的命令后，一个个势若猛虎下山，破门而入，霎时间，舞起锋利的大刀，抓着鬼子就砍，由于天黑，首尾难以辨认，不得不象剁饺子馅一样，砍了一通，直杀得日寇鬼哭狼嚎，血肉飞溅。由于离车站近，敌哨兵听见后，立时鸣起枪来，子弹嗖嗖地掠墙而过，探照灯光也不时地扫向院子，情况十分危急，必须马上撤离，从洞里往外钻已经来不及了，这时不知谁急中生智，喊了声：“带的斧头呢，快把大门上的锁劈开！”这斧头本来是带了准备劈敌人的钱柜取钱的，由于敌人用的是铁保险柜，难以劈开，想不到在这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只听到“喀嚓”两声，大锁毁落了，一转眼，我们便全部冲出大门，消逝在夜色里，带着缴获的武器和其它胜利品安全转移了。给敌人留下的是十二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开始一段时间，鬼子疯狂搜查，但一直没有发现炭厂的秘密，直到一个队员的家族向宪兵队告了密，事情才暴露出去，结果导致两个队员被捕，炭厂也被封闭，铁道游击队在枣庄的隐蔽活动，从此便告结束了.
铁道钳敌
我们离开枣庄后，遵照鲁南军区的命令，公开打起共产党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的旗号，由临枣路扩展到津浦路，以微山湖为依托，立足于铁道两侧农村，钳在津浦、临枣、台枣三条铁道线上，犹似蛟龙猛虎，神出鬼没，声东击西，机动灵活。打票车，劫货车，截军车，夺军火，扒铁道，炸桥梁，割电线，袭据点，弄的敌人顾此失彼，惊慌失措，铁路运输经常出现停顿现象，有力地钳制、削弱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力量。敌人十分头疼，他想保全铁路保不住，要围剿我们又扑不着。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原则，打得快，打得准，突如其来，飘忽而去，象百灵鸟儿自由飞翔在人民群众这个幅员辽阔的森林里，使敌人变成了瞎子，寸步难行。
回顾这个时期，我们在抗日游击战争这一广阔舞台上的演出，的确是有声有色的，其中劫撞火车是很够壮观的。
记得在一九四一年春季，为了配合山区的反扫荡，一天深夜，我们十几个人去执行一项任务。其中四个扒车能手由曹德卿同志带领，曹德卿这个精明强悍的小伙子是个多面手，从小伴随着铁路长大，参加游击队前不久，还在火车上帮工跑车，他不仅具有第一流的扒车技巧，而且还有驾驶火车的高强本领，这次分工他和赵连友抢上机车，另外一个同志扒上守车，其余队员埋伏在枣庄西面六孔桥近区负责接应。当从枣庄开来的一列挂有四十多节车厢的煤车快驶出车站时，已等候在那里的队员巧妙地躲过刺目的探照灯光，一齐从距铁轨十几米的地方腾空起跃，一个个象离弦的飞箭迅速准确地钉到预定的位置上，曹德卿一手把住火车头窗门，一手将匣枪对准司机，厉声喝道：“为了抗日请你让让！”司机驯服地让出了自己的岗位，司炉仍然在赵连友的监督下尽着自己的责任，卖力地向熊熊炉膛里添着煤。快到六孔桥了，曹德卿毅然抖下封闸，列车停在桥上，赵连友劝说司机一块下车躲到安全的地方。这时，曹德卿将机车挂钩摘脱，机车继续前进十余里路后，曹德卿从窗口发出开倒车的信号，于是长鸣一声，转向回开，机车象发疯似地向六孔桥飞奔。他这时迅速离开司机座，出了车口象飞燕起舞一样飘落到路基旁，当他刚起身站稳，精彩的演出到了高潮，只听到“哐哐”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机车与车厢相撞了，桥也断了，十几节车厢掉到桥下，象一条瘫痪了的黑色巨蟒。事后鬼子整整用了近一周的时间才把桥梁修复，拖走破烂车皮，此间一些重要军列被迫推后。
还有一次，使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九四一年近冬时分，我们鲁南军区的被服厂突然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大部分冬服，被抢走或烧毁，纺纱车、织布机也被砸坏烧焦。根据地群众生活本来就够艰苦的，再拿出布料赶做已不可能？怎么办？部队已经穿了两年的棉袄早已褴褛不堪，去年冬天因为缺少棉花，从山里弄来的未经完善加工的羊毛代替，行起军来一个劲地从棉衣缝里往外钻，加上出汗，沾的全身一片白，大家变成“羊”人了，而今就是弄到羊毛也没有布料来套啊！军区首长心急如焚，为这个事专门把洪队长和我找了去，研究通过扒敌人的火车来解决。我们深感这个任务的艰巨，尤其是时间紧迫，急不可待，但为了部队能穿上棉衣，狠狠地打鬼子，纵然有千难万险，也在所不辞。告别首长回来后，就发动群众开会讨论，大家提出了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运布列车的情报，必须准确；二是要解决运输人力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考虑通过沙沟站伪副站长张云继也许能够解决，根据我们平常的了解，觉得张这个人尚有民族感，也受鬼子欺侮，经做工作，他果然同意了。过了几天，张云继送来了情报，说是当天夜间十一点有一列从北京开往上海的票车经过沙沟站，其中尾部的闷罐车厢装的是布匹。这个信送的还算及时，距离十一点还有三个小时，于是我们立即研究对策，并派曹德卿、李云生等三人化装溜进车站藏到张云继家里，准备到时候扒车摘钩。同时，迅速动员群众。这里的群众觉悟比较高，又加上早有准备，几个基础好的村子一发动，男女老少竟出动了近千人，编了三个队，由游击队员们掩护，十点钟全部集合在微山湖边郗山关帝庙前，作了简短动员。十点半钟按时卧伏在沙沟站黄庄一带。当列车到达时，在预定区域由曹德卿适时摘钩，拔下插销，四节装布匹货车即被搁下，列车毫无所察照常向前运行。这时刚被摘脱的车厢也慢悠悠地走了一段，还未等停稳，几个同志就箭步登上，撬开大锁，打开车门，大捆大捆的布匹拚命往下掀，下边你争我抢，有的抬，有的背，有的推，有的扛，异常紧张繁忙，刹那间，出现了从黄庄到微山湖畔十多里的长龙。大家心里都明白，时间就是布匹，时间就是胜利，赶起路来几乎都是跑步。一个姓张的大爷近六十岁了，腿上长疮尚未好利索，我开始就阻止过他，可他非来不可，结果扛着一大捆布跑起来一跛一拐，气喘吁吁，我看了心疼，劝他拣个小捆，走的慢一点，可他老人家却意味深长地说：“政委，想起咱们队伍至今还没有棉衣穿，我心里急着呢，留不住步啊！”短短的几句话，却深深地感染着我，心想，是啊，有这样好的群众支持，又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什么敌人不能打垮呢？
湖上早已准备好了十几只捕鱼的大船，但刚刚开始装，远处就传来了枪声，显然是被敌人发现了。必须抢分夺秒，抓紧装运转移，布搬不完谁也不忍心离去的，因为摆在面前的就是阶级兄弟的棉衣呀！幸好这时天空突然大雾弥漫，几步之隔对面看不见人，这在初冬时节自古以来是少见的，真是天公相助。敌人越来越近了，我们便利用大雾这个天然屏障，故意虚张声势，长、短枪一齐打起来，机枪也“哒哒哒”地叫个不停，摆出一副主力部队的架式，敌人果真被我们唬住了，推进迟缓，当接近我们时，千余匹布和军服、被子、皮箱等物资基本卸完了。我们掩护着群众边打边撤。敌人仍不敢轻易冒进，他们赶到空车皮前看到大片的耕地被踏平时，就更相信是我们的主力部队下来了，于是放了一阵空枪，便告结束了。值得庆幸的是，这么大的一次行动，我们竟没有伤亡一个战士和群众。拂晓时分，雾散天晴，大家又惊又喜，议论纷纷，有的群众风趣地说：“当年诸葛亮借东风烧退曹操百万兵，而今铁道游击队借助天公，用大雾迷住小鬼子的眼睛，使之寸步难行，我们胜过孔明，我们每个人都是诸葛亮…….”
这批布运往山里解决了一个军区、三个军分区等部队的冬装的问题，剩余的花色布分给了群众也解决了部分贫困人民的穿衣困难。
由于以上的行动，刺到敌人痛处，敌人发疯了，他们纠集枣庄、峄县、滕县、临城、兖州的鬼子伪军，又调回扫荡山区根据地的一部分兵力，约计数千余人，配有炮兵、骑兵、橡皮舟，攻占微山湖，并对我活动地区，发动了空前未有的大清剿、大扫荡。为避开敌人锋芒，保存力量，以利再战，我们遵照鲁南军区首长指示，除留少数人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外，大部武装撤回山区根据地整训。
立足更稳
在山里，我们进行了一个月的整训。在这期间，记得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军区首长给我们说，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要亲自接见我们。当时我与刘金山同志一块去的，心情很激动，当我们见到慈祥面孔的肖主任时，他对我们过去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以后工作的开展，作了重要指示。肖主任还问我们能不能打回去，我们坚定地回答：能！肖主任说：那好，这次回去，有更多的困难等着你们去克服，对敌斗争也要求更讲究策略。由于敌人对平汉铁路的严密封锁，我们山东、华中与延安的交通中断了，上级有穿过津浦路，跨过微山湖，开辟新的交通线的意图。这样一来，你们所担负的任务，同前期柑比就更繁重了，主要力量，应放在进一步扎实地做好这一带的群众工作上，搞好敌工工作、粉碎敌人的伪化，对敌人的铁路运输的袭击，要以有利于转移敌人视线，更好地隐蔽我们的真正意图。要注意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相信你们能够完成。肖主任还就完成这一任务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指示。军区首长又决定拨给我们十支短枪和一挺机枪。
这次回来，形势确乎发生了变化。敌人下了很大的赌注，妄图使我们永无立足之地。临枣和津浦线交叉处几十里的铁路两侧，挖了很深的封锁沟，不便挖沟的地方都筑了封锁墙，碉堡林立。战士们说：“一眼能看到十八个”。沿线还建立了所谓“爱护村”，村中搭起高架子，放哨瞭望，上面挂有警钟，备有干柴，一发现可疑就敲钟点火，于是据点的鬼子、伪军迅速出动。同时伪化也加强了，由于他们的欺骗宣传，说什么铁道游击队已被杀尽灭绝，再也回不来了，于是那些反动的伪区长、乡长、保长应运而至，原来持中间态度的向右转了，微山岛陷落后，湖边成立了剿共司令部，特务活动也异常猖獗。我们的地下关系不少遭到破坏，过去和我们来往密切的群众也遭了殃，有的被抓，有的被杀，一片白色恐怖。开始几天，我们每到一处，日伪特务便很快扑上来，搞得终日东跑西奔，不要说白天不能住在村里，就是夜里进村也很危险。为了安全，有时一夜要转移几个地方，或者干脆睡在野外湖畔、豆垅行间，铺地盖天，风餐露宿。吃饭也成了问题，一天保证不了一顿饱饭，饿得心慌，只有熬到黑夜，再悄悄进村通过群众筹集一点干粮充饥。
在这艰难的时刻，群众的心还是向着共产党的，不过由于斗争形势的险恶，和我们接触时也有些顾虑。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化整为零，深入群众做工作，首先通过阶级教育、爱国教育，激起他们对鬼子奸淫烧杀、伪政权横征暴敛、汉奸特务敲诈勒索、地主恶霸通敌辱国的刻骨仇恨，提高斗争勇气，再就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统一战线，组织减租减息，从而和群众的关系又再度火热起来，不少群众不仅宁愿自己饿着肚子千方百计地为我们找吃的，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送情报，监视敌人，掩护游击队员，直到一块参战消灭敌人。
一次在刘店，我们几个干部正开着会，忽然一个群众急来报告，说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进村了，令人可疑，当时正在站岗的郝贞同志证实这几个是化装成乞丐的特务，于是我们立即投入战斗，结果除了老奸巨猾的特务头子松尾侥幸逃跑外，另外两个特务和一个翻译均被击毙。
还有一次，一个队员住在西伴庄姓彭的一个大娘家里，被敌发现后非要抓走不可，这时彭大娘一口咬定这个队员是她的儿子，敌人不信，其他群众都出来作证，结果敌人信以为真，这个队员安全脱险。象这类事是举不胜举的。
在群众中扎根立足之后，另一个急待解决的课题，就是彻底粉碎敌人的清剿。我们遵照毛主席教导的对敌斗争策略和肖华主任的指示，对这一带地主、汉奸、日伪组织逐一进行了分析，区别他们的不同情况，决定实行打、拉并举，争取利用，分化瓦解，争取多数，重点打击最反动骨干的政策。
砸蛇砸头，湖边剿共司令殷华平是个可耻的叛徒，他了解我们不少情况，充当敌人鹰犬后，在微山湖畔郗山潘庄、黄埠庄、蒋庄等安了许多据点，对我们威胁很大，造成的损失也重，必须坚决除掉。一天，据地下党的一位同志侦察，得知这个司令因脚上长疮，住在郗山他的住宅，有三十多个伪军住在碉堡里。于是我们立即集合队伍化装成日本宪兵队，出其不意地赶到郗山殷华平的住宅，我带了几个同志从前门逼近，其余的同志从后墙翻越包围，接近门口时，岗哨正在打瞌睡，还没醒过来就当了俘虏，并当即供出了殷的住房，我们一个箭步闯进去，这个叛徒司令还未及下床就被我们揪住，一瘸一拐地被拖上了船，经过审讯，次日在湖上枪毙了他。在抓他的同时，住在郗山坡碉堡上的三十多人的卫队被我们的机枪死死封住，始终龟缩匪穴，未能下来。他的部属本来就是些临时凑合起来的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听说司令被处死，又加上我们政治、军事上的夹击，很快“树倒猢狲散”了，从此微山岛又回到我们手中。
对于地主，我们是着重打击坏中之坏。西湾的地主、伪乡长张步锋是国民党员，大恶霸，一直与抗日作对，罪大恶极，结果我们抓住他，开公审大会，当众枪毙，既为群众平了愤，也震惊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地主。其中临城附近种庄号称“东霸天”的种化志，他有三十多人的武装，在当地很有影响，但听到张步锋被惩罚后，他胆颤心惊。一次他带了几个侍从，自临城回家，被我们捕获，这个家伙平时耀武扬威，这会儿却吓得面如土色，连连叩头求饶，我们抓住他的弱点，对他宣布按罪行应判死刑，但只要今后不再死心塌地当汉奸，为抗日做些好事，可免一死。他连连许诺后，被释放了。后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真的发挥了一些好的作用。
在当时的形势下，那些伪区长、乡长、保长，危害也是很大的，他们形成了一个网，我们的活动情况，不少是他们密报到据点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坚决将那些顽固不化的抓住处死，对另外一些，则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实行打、拉结合，争取转化，沙沟区长董华堂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区公所离沙沟站很近，站上驻有鬼子和伪军，他本人系地主兼资本家，自恃靠山硬，势力大，沙沟区的乡、保长都要听他的吆喝，因此，鬼子对他也很信任。为了整他，我们想了个以毒攻毒的办法，就是经常在他的区域制造麻烦，扒车、破路、锯电线杆，屡有发生，甚至在临城或其它地方抓了特务，也专门弄到沙沟附近枪毙。这样一来，这个鬼子眼里的红人终于变色了，红运算走完了，经常被鬼子骂得狗血喷头。这时候我们又抓了他在商店当经理的儿子送往山里，接着传话给他，如再不转变立场，就将采取断然措施。董华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我们屈服了，找上门来要求宽大，表示只要不杀他们父子，就改恶从善，不干伪区长了。我们提出三个条件：一是不得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二是本人和所属人员都要为我们提供情报；三是从物资上给我们一些支援，象军鞋之类的必需品。他在无可奈何之下答应了，为了应付鬼子，我们仍要他当伪区长。从后来的表现看，还算可以，我们出入这个地方，确实比较安全、自由了。有的队员家属来了，在这里住上一个时候，也平安无事，甚至可以收留治疗我们的伤病员。一次我们苏鲁支队三营营长刘景镇同志负了重伤，在山里治疗有困难，我们就将其安排在他家里，直至伤愈归队。
经过持续斗争，日寇的清剿到底被我们粉碎了，有些日伪组织，表面上是为敌人办事，实际上是听我们的指挥。与此同时，我们还加强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针对敌人的“爱护村”，我们成立了许多“基点村”，通过工作，绝大多数群众觉悟比较高，地主、日伪分子也被我们降服了。在这些村子里，秘密发展党的组织，敌人一有风吹草动，我们马上可以了解到，随时采取有效对策。
这样一来，我们无论是走、住、打都掌握了主动权，游击活动重新获得了自由，敌人要挤得我们无立足之地的妄想，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我们立足更稳了。
护送干部
局面改观后，我们立即接受了保卫交通线、护送干部过路的任务。有的护送从山东华中去延安的干部，接着又护送了一批从延安赴华中、山东的干部，护送这些干部，都是重要的党政军负责干部，仅一九四三年就护送干部三百多人，几年来均未发生什么意外。
记得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天，司令部下达了护送陈毅军长过路的命令，陈军长是去延安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高兴极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大家分头做着各种紧张的准备工作，我和队长刘金山先对全体基干队员作了思想动员，又秘密地做了有关的敌伪工作，对每个细节都做了周密的安排。
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皎洁的月光铺满了大地。九点多钟，一些伪军都撤到了据点里，碉堡、岗楼完全置于我们严密封锁之下。铁道两侧以及通向湖边的野地里，也卧伏着我们机警的战士，夜格外宁静。一切安排妥当了，我和刘金山、王志胜同志便在预定地点和带队干部接上了头，带队的同志很快带我们见了陈军长。陈军长一见面，就亲切跟我们打招呼，象久别重逢一样，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久久不肯放下，激动得我们连话都说不出来，他很和蔼地询问了我们的姓名和职务以及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当我们作了简要汇报后，他表示很满意，当即给予了表扬鼓励。指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要继续开展好敌后游击战争。他说：“游击队在敌占区活动，最重要的是掌握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对敌斗争策略和党的政策，注意做好反特工作，做好统战工作，对日伪顽中的死硬分子，要坚决孤立、打击，对中间势力要努力争取，力求扩大统一战线，但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警惕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陈军长还给我们简要地讲了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好形势，他很乐观地说道：“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敌人的寿命不会长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同志们，鼓起更大的勇气，投入战斗吧！”陈军长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给我们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为我们指明了对敌斗争的方向。
十点多钟，陈军长安全跨过铁路，登上了等候在湖上的船只，天刚破晓，就安全到达了预定联络点，当我们向他告别的时候，陈军长再次和我们握了手。
虽然离开了陈军长，但他那亲切的话语却一直回响在耳边，这些重要教诲，不仅指导了我们当时的对敌斗争，也激励着我们以后的继续革命。
在这期间，我们还掩护过许多党政军负责同志，安全通过了津浦路，这些首长都给予我们许多重要指导。我们铁道游击队所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有力地配合了鲁南军区的反“扫荡”斗争，完成了上级所交给的各项特殊的战斗任务，完全是靠了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和过路首长的教育帮助。
一九四四年，我因工作需要离开了铁道游击队，但这支队伍却一直乘胜前进，不仅同全国军民一道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又高举着战斗的旗帜，驰骋在祖国解放战争的疆场上.
杜季伟 (1911年――1983年)又名成德，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沈坊前村人。著名的铁道游击队首任政委。1981年离职休养，享受正军级待遇。1983年8月21日病逝于济南。
1938年3月，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2月，他奉命与洪振海、王志胜等人一起组建“铁道游击队”，并任政治委员。他机智勇敢地带领铁道游击队在枣庄地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袭击日本驻军，截火车、打洋行、抓汉奸、筹资金、搞钱粮，支援鲁南抗日部队，救济人民群众。1947年1月，调任鲁南军区特务团副政委。1948－1981年，先后担任过凫山县县委书记，鲁南军区七师二十一团政治委员，尼山和滕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鲁中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炮十一师和炮五师政治委员，济南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