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无数同胞除了死在敌人手里外，还有一部分是死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比如死在同为炎黄子孙的国民党反动派手里。不管是身怀绝技的高级特工，还是普通平凡的革命军人，一旦进了国民党监狱，尤其是军统监狱，生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更别说越狱了。但是有一个人，他曾3次被打入国民党打牢，又三次顺利出狱。最不可思议的一次出狱，准确地说应该是“越狱”，竟然是靠着一根尺把长的木条从军统的“人间地狱”里成功逃离，堪称传奇中的传奇。这个人便是被誉为红色特工的范纪曼。
被称为国民党“军统第一杀手”的陈恭澍晚年曾在台湾写过一本回忆录——《英雄无名》。在这本书里他多次提到一个名叫范行的人,说他“身份模糊,行踪神秘,为人重感情,收集情报的能力极高。曾代理过军统北平站站长,无缘无故地失踪,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上海,继续从事搜集情报的工作。”陈恭澍便怀疑他是国际组织派来的间谍,并在他的回忆录《英雄无名》第四章中以“国际大间谍范行”为题,专门郑重其事地介绍了这个人。由此可见范纪曼（曾化为范行）作为红色特工的潜伏水平和业务能力有多强。说起范纪曼，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这是他又一个让人感到传奇和不可思议的地方。身手非凡而不恃才傲物，贡献卓著但不居功求荣，直到1990年12月范纪曼在上海离世后，因为悼词里的一段话：“一生为党，功勋卓著，我们送别了一位传奇……”这才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当人们试着揭开层层历史迷雾、了解他的传奇经历后，皆被惊得目瞪口呆……
范纪曼一生共有过三次被打入国民党监狱的不凡经历，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故乡四川梁山县组织和发动当地的武装斗争，当他向川军士兵宣传革命时，遭到了当地军阀的追捕和通缉。他不得已离开家乡前往上海，到上海后范纪曼成为党组织在法租界据点的一名联络员，在纪念"五卅惨案"的游行集会上，被敌人逮捕入狱。近三个月的牢狱生涯，考验和锻炼了范纪曼作为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无论敌人怎样威逼利诱，他都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不管对方如何严刑拷打，他都始终坚称自己只是一名爱国学生。后来敌人实在找不到范纪曼共产党员的任何证据，就只好让他缴足保释金后，把他给无罪释放了。
范纪曼第二次入狱是因为向党组织传递请求时被身边叛徒出卖所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大批地下共产党员或被捕入狱，或不幸牺牲，或及时转移，上海党组织也被彻底破坏和摧毁，不得不转移到江西苏区。“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范纪曼虽然因“第一次入狱”得福，躲过“被屠杀”一劫，但出狱后的他已经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如孤魂野鬼一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后来，他打听到周恩来麾下负责“情报科”的陈赓在北平一带活动，于是便急忙坐火车赶往北平寻找党组织和陈赓。当时的北平鱼龙混杂、军阀横行，极为混乱，要想找到活动在隐蔽战线的同志犹如大海捞针。一段时间的寻找无果，让范纪曼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不得已改变了思路和方向，决定边在北平上学边寻找党组织。说来也巧，优秀的人时常哪里都优秀，范纪曼竟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平大学戏剧系。功夫不负有心人，求学期间，还真让他找到了当时北平党组织的同志。但是因为上海党组织已被破坏，他又来自上海，同时还有过“入狱”的经历，党组织一时无法判别范纪曼的真实身份。基于“严格审查，谨慎甄别”的原则，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来证实范纪曼的共产党员身份，同时安慰并鼓励范纪曼，让他耐心等待，要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于是范纪曼又回到了一边求学、一边等待审查结果的日子。因为暂时没有党的工作要做，他就积极投入到抗日爱国运动中。后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学生们踊跃参加示威游行活动。
1931年12月7日，范纪曼被北平68所大中学校学生会推举为“抗日学生联合会”主席之一和“南下示威请愿团纠察队”总指挥，负责组织和领导北平的学生到南京示威请愿。可北平地方政府不同意他们南下，于是他便带领学生们到丰台卧轨三天三夜，最后迫使政府妥协。12月10，范纪曼率领5000多名北平学生抵达南京，联合上海和南京本地的学生一起，先后到国民政府、外交部、教育部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政府“收复东三省”。遗憾的是，当时虽国难当头、东北沦陷，但蒋介石政府不顾亡国之危，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所谓国策，一边极力捕杀共产党员，一边命张学良的东北军“尽量”不要和日本人发生“冲突”。12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军警镇压游行和请愿的学生，范纪曼和其他众多同学被军警打伤。眼看请愿失败、救国无门，不甘失败的范纪曼转道上海，前往宋庆龄公馆，向宋庆龄和当时在场的中外记者们义愤填膺地讲述了学生此次请愿的内容和目的。宋庆龄听完非常气愤，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对时局的看法》一文。
虽然这次请愿并未实现“收复东三省”的愿望，但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高潮。然而他在学生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凡能力引起了国民党大特务陈恭澍的注意。机缘巧合，陈恭澍随即把他纳入了中华复兴社，即军统的前身。从此，范纪曼正式成为我党在军统内部最早的暗线之一。1935年，范纪曼接替陈恭澍成为军统北平站站长，有了将重要情报源源不断传到党组织手里的机会。这时党组织对范纪曼的甄别和审查工作已经结束，早就确认了他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后来因为叛徒的出卖和揭发，范纪曼又一次被国民党特务打入监狱。经过党组织成员和朋友们的大力营救，加上军统也不想将这种“难以启齿的耻辱”外泄，范纪曼就被朋友保释出狱了。
范纪曼的第三次入狱，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借助木条成功从国民党军统死牢越狱”的那一次。1939年，陈恭澍在魔都上海又一次遇到范行（范纪曼），当时已是“国共合作”时期，陈恭澍就让范行继续为军统搜集情报，范行同意了，而且一干就是八年多。1947年6月，范纪曼为了打入国民党高层，以便为党组织获取更多、更重要的情报资料，就通过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与他保持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子羽帮忙解决。张子羽虽是中共特工，但公开身份却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张子羽回到南京后，向陈诚（国民党国防部总参谋长）推荐了范纪曼，并将范纪曼化名范行，说他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精通多国语言，能力超然，早在30年代就为党国搜集情报，并有在美国驻上海大使馆工作的经历。”陈诚听完觉得范行正是党国急需的人才类型，于是就让他出任国防部二厅驻上海国际工作组少将专员。好景不长，1949年1月，就在毛泽东主席刚刚发表新年致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后不久，由于中共秘密特工沈寒涛身份暴露，被捕后国民党特务在他身上搜到一个和范纪曼有关的小本子，在特务们的审问下，叛变后的沈寒涛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他和范行的真实身份——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特工。随即，范纪曼再一次被捕入狱。特务们轮番审问，十八般酷刑几乎用遍，可范纪曼的嘴就像是被缝上了似的，始终没有向敌人透露半点有关党组织的信息。1949年3月初，“三大战役”已经打完并取得决定性胜利，“渡江战役”也即将打响，国民党反动派见大势已去，便开始秘密而又疯狂地处决俘虏。范纪曼得知监狱长徐少元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圆圈，就清楚自己将要被“枪毙”了，于是他决定趁这个时候越狱。范纪曼经过几天的观察和策划之后，在1949年4月11日的凌晨4点，当盯梢人员精神迷糊、睡意正浓之际，他拿着一块平时在牢房里搁置物品的长木板条，成功地避开了牢房看守人员后，蹑手蹑脚地来到监狱的围墙跟前。他将木板钉在墙上当做梯子，便抓着木板往上爬。由于木板太滑，他使足了全身的劲爬上去，又摔下来。有几次就差那么一点，眼看就要成功翻过围墙了，可还是因为木板太滑而掉下来。后来他将一根铁丝绑在脚上以增加摩擦力，终于在接连摔下来七八次后、好不容易爬上墙头——范纪曼成功越狱了。当他彻底逃离军统监狱、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后，他才感觉到疼痛，才发现身上、脚上、胳膊上到处都是伤痕累累。可是能从有“人间地狱”之称的国民党军统监狱成功脱逃，能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来，这点疼痛又算得了什么呢。
范纪曼越狱的消息像个重磅炸弹在监狱里爆炸了，惊人的威力迅速传遍了方圆数公里。监狱长徐少元像一条疯狗似的几乎发动了监狱所有的兵力到处搜捕范行，几天来掘地三尺，搜遍了整个上海滩也没找到范纪曼一根汗毛。绝望的徐少元吓得浑身发抖，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特务们在搜查范纪曼家的时候，发现了一张他的照片，于是就将照片印刷了很多张，并张贴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地毯式搜捕并通缉范纪曼。
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无数仁人志士工作在党的隐秘战线上，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地下革命工作者都是幸运的——被人民熟知、被历史牢记。有的人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虽然还在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工作，但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和特殊的历史原因，革命胜利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就连“共产党员”的身份都难以得到确认。范纪曼便是这样的“无名英雄”中的一员，直到198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才正式宣布："恢复范纪曼同志党员关系，入党年份从1926年算起。"就如电视剧《风筝》里演的那样：郑耀天作为成功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高级特工——影子，他一生为党工作，成绩斐然。由于同样的工作性质和历史原因，革命成功后他差点没被党和人民承认，但他依然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了，毫无怨言。我想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位人民公仆该有的素养和格局。范纪曼同志1984年平反昭雪、恢复党员身份后，曾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并于1990年12月6日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