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川军名将郭勋祺，熟悉近代史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郭勋祺曾经在土城战役中给红军造成了大麻烦，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襄樊战役中做了二野的俘虏，建国后，郭勋祺在新政权做过厅长和人大代表，与我党的交集算得上非常多了。
在大多数时候，郭勋祺都是我军在战场上的敌人，但鲜为人知的是，郭勋祺其实是我党的朋友，他同情中共，曾经多次在困难时候向我党伸出过援手，甚至救过陈毅元帅的命。当郭勋祺在襄樊战役中做了我军的俘虏后，刘伯承、陈毅一起做出指示：郭勋祺是我们的老朋友，要好好照顾他，一定要按照最高伙食标准照顾他的生活。若细究郭勋祺与我党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
一：中共的老朋友
郭勋祺，字翼之，1895年出生于四川省华阳县（今四川双流）。1912年，年仅17岁的郭勋祺投身行伍，加入川军西征军，跟随四川督军尹昌衡入藏作战。
郭勋祺于1912年进入西藏，直到1915年返回四川，在藏区足足待了三年多的时间。在西藏期间，郭勋祺走访藏民，遍察当地的风土民情，还学了一口流利的藏语，这让他对西藏有了深厚的感情。
抗日战争期间，有记者采访郭勋祺时，其对西藏时期的生活依旧念念不忘，对记者说道：“西藏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是一所尚未开发的宝库，如果我从军队退役，一定做一名实业家，我一定把西藏开发了。”时至今日，西藏的矿产依旧尚未开发，郭勋祺在当时竟然有这个想法，说明他的思想意识是十分超前的。
思想意识超前的郭勋祺，对在当时同样超前的共产主义思想并不抵触，在大革命时期，郭勋祺与我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郭勋祺回到四川后，进入川军潘文华部，凭借勇猛无匹的战场风格，一路升任连长、营长、团长，成为潘文华的心腹爱将。1921年，潘文华投奔刘湘，担任第四师师长，郭勋祺的职务也水涨船高，当上了旅长。
驻军万县期间，郭勋祺经川军将领陈孟熙介绍，认识了他的弟弟：陈毅，与其一见如故，结为至交好友。陈老总当时刚从欧洲回国不久，正在四川大力发展党组织，郭勋祺受他的影响，思想迅速转变。
1925年8月，郭勋祺参加了莲花池党部（由我党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活动，认识了党员杨闇公。当时，杨闇公、刘伯承等人正在川军中策划武装起义，郭勋祺多次参加杨闇公组织的活动，遭到了刘湘的猜疑。
1926年9月，刘湘将郭勋祺明升暗降，表面上提升为副师长，实际上却剥夺了他的兵权。刘伯承等人发动泸顺起义时，郭勋祺虽然失去了兵权，但依然积极响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泸顺起义失败后，中共在四川处境艰难，陈毅、杨闇公等党员遭到了四川军阀的通缉。老朋友有难，郭勋祺岂能袖手旁观？在他的安排下，陈毅等人顺利脱险。但在帮助杨闇公脱险时，却出现了意外。
当时，重庆爆发了镇压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郭勋祺找到杨闇公，劝说他暂避风头，等待时局好转时再露面。杨闇公急于返回武汉参加革命活动，婉言谢绝了郭勋祺的好意，登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
在轮船上，杨闇公被逮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地说道：“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敌人将杨闇公押到浮图关，秘密处死。临刑前，杨闇公面不改色，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从容赴死。
未能救杨闇公脱险让郭勋祺非常沮丧，随着大批党员离开四川，郭勋祺与中共的联系也就此中断，未能进一步与我党发展关系。如果不是断了联系，以郭勋祺与我党的关系，他很可能成为党员，如果是这样，也许红军就不会在土城之战受挫了。
二：激战土城
1931年，郭勋祺被重新起用，担任川军第21军第二独立旅旅长，率部前往湘鄂西，参加围剿洪湖苏区的战斗，从此，郭勋祺开始与中共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1935年1月，郭勋祺奉刘湘之命，率部向贵州进发，试图阻击中央红军。当时，中央红军在召开遵义会议后，重新走上了正轨，经过研究后，决定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兵分三分路，从遵义、桐梓、松坎等地向土城进发。27日，我军进至赤水河以东地区。此时，郭勋祺如影随形，紧紧咬住了我军的后翼。
根据截获的电报，我军获悉郭勋祺只有两个团的兵力，经过研究，中央红军决定利用土城附近的有利地形，打一个伏击战，彻底消灭郭勋祺的追兵。
毛主席很快做出了部署：红二师配合红一师，攻取赤水城；红三军团攻占土城至杨柳庄一线高地；红五军团攻占青杠坡到一碗水一线，在北面高地布防，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对郭勋祺形成围歼；陈赓率干部团充作预备队，在土城以东的白马山驻扎，随时准备支援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
28日，我军发起进攻。当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进攻枫村坝、青杠坡时，却遭到了郭勋祺部的拼命抵抗。川军居高临下，反而占据了地形优势。双方你来我往，反复冲杀，一场原本预计中的歼灭战打成了拉锯战。
从川军俘虏的口中，我军获悉了一个不利的情报：郭勋祺部总兵力并非两个团，而是足足有六个团（两个旅）一万多人，原来，我方在破译电文时出现了失误，将“旅”译成了“团”，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更为不利的是，潘佐率领的川军后续部队也已经离土城越来越近了，如果不能迅速击溃郭勋祺，红军将陷入很大的麻烦之中。
面对不利局面，朱老总亲赴前线指挥战斗，毛主席急令红二师火速增援土城。此时，敌人向我军发起疯狂反扑，川军攻占我军阵地，抢占几个山头后，进军到了一个叫做“漏风垭”的山腰，此处正是中革军委指挥部所在地！
战况不利，毛主席审时度势，命陈赓指挥干部团及时投入战场。陈赓临危受命，面不改色，率干部团火线出击，战场的局面才为之好转。很快，红二师抵达战场，毛主席调整战术后，重新向川军发起反攻。
在干部团和红二师加入后，红军重新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川军屡战屡败，被迫后撤了十五华里，阵型被压扁，逐渐处于下风。郭勋祺不愧是川军中的名将，在不利局面下，他依旧指挥川军凭借临时工事负隅顽抗。此时，潘佐部一个旅的援军已经离土城越来越近了。
为了避免不利局面，我军审时度势后，最终决定撤出战场。之后，中央红军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向西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在毛主席鬼神莫测的指挥下，红军转入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一举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由于在翻译敌人的密电时出现了错误，中央红军对川军的兵力估计不足，最终在土城受挫，未能完成战略目标。在土城之战中，郭勋祺这位老朋友给我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让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化为了泡影。
幸好毛主席迅速调整了进军路线，我军及时向西渡过了赤水河，摆脱了追兵，才扭转了被动局面。老朋友郭勋祺成了红军的大麻烦，在日后的岁月中，他还会与我军有交集吗？
三：故人重逢
土城之战后，郭勋祺升任川军模范师师长。因为在土城之战中的出色表现，刘湘打消了对郭勋祺的疑虑，开始对其委以重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模范师改组为144师，之后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3军，由潘文华担任军长，郭勋祺担任144师师长，开赴抗日战场。
郭勋祺率部参加了南京保卫战，表现抢眼。在战斗中，郭勋祺被子弹射中大腿，战后被送往医院养伤。1938年春，郭勋祺伤愈出院，升任第50军军长，奉命驻防皖南。在这里，郭勋祺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这位老朋友自然是陈毅陈老总了。1927年，郭勋祺冒着被刘湘猜忌的风险，力助陈老总脱险，到此时，已经过去十一年的时间了，老朋友重逢，分外唏嘘。
驻防皖南期间，郭勋祺与新四军关系融洽，多次联合对日作战，取得了不俗的战果。此时刘湘已经去世，老蒋正在对川军进行分化瓦解，试图将川军收为己用，郭勋祺与新四军的良好关系，引起了老蒋的猜忌。
1939年12月，老蒋以“作战不利”的名义，将郭勋祺撤职查办。接到被撤职的命令后，郭勋祺对国民党心灰意冷：我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却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难道国共合作抗日不是你蒋委员长定的路线？难道抗日也是错误的？国民政府没救了！
郭勋祺找到陈毅，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仲弘兄，我现在就率第50军参加新四军，这样就没人能阻挠我们的抗日大计了！”
陈毅沉吟良久，说道：“翼之，此事可从长计议。”
就这样，郭勋祺最终未能加入新四军，好事多磨，九年后的襄樊战役后，他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以我的猜测，陈老总不同意郭勋祺参加新四军，应该是怕引起老蒋的过激反应。当时是1939年，老蒋对新四军虎视眈眈，多次指使上官云相、韩德勤等人搞军事摩擦，随时找借口欲置新四军于死地。
郭勋祺有整整一个军的兵力，如果加入新四军，无疑是给老蒋搞摩擦制造口实。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陈老总放弃了这个使新四军发展壮大的机会。可惜的是，不到一年后，老蒋便向新四军挥起了屠刀，我方的顾全大局，并未使老蒋良心发现。
四：老友对决
老蒋剥夺了郭勋祺的兵权后，将其送往陆军大学学习。完成学业后，郭勋祺便在军政部担任闲职。1948年，郭勋祺被重新起用，担任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长官，驻防襄阳。
老蒋之所以重新起用郭勋祺，只因为一个人：康泽。康泽是蓝衣社的成员之一，长期从事特务工作，是老蒋的铁杆心腹。老蒋此人，很少信任非嫡系将领，对嫡系将领却往往委以重任，即使他们没能力担当重任。
康泽就是个没能力担当重任的嫡系，却被老蒋委以重任。康泽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对军事一窍不通，却被老蒋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老蒋虽然任人唯亲，但毕竟还不是糊涂虫，他也知道康泽在军事上是外行，便给他安排了一个精通军事的助手：郭勋祺。
老蒋觉得自己这个安排完美无缺，既能让自己信得过的人主持大局，又能发挥郭勋祺的军事才干，但他却忽略了一点：康泽是一把手，郭勋祺是二把手，如果一把手对二把手的意见置之不理呢？
康泽是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却自以为很懂军事，对郭勋祺的意见完全置若罔闻。1948年7月，刘伯承率中原野战军向襄阳进军，与老朋友郭勋祺再次交手。
襄阳城自古便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它北、东、西三面环水，南面则是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所以自古以来欲攻打襄阳，必先攻占南山。康泽自以为熟知历史，便把重兵布防在南山，其他三面防备空虚。
郭勋祺多次与我军打交道，深知解放军之能，在战役开始前，他劝说康泽要兼顾东西两面的防守，以免被趁虚而入，康泽却对此嗤之以鼻。
1948年7月2日，中野名将王宏坤指挥中野第六纵队，以及桐柏、陕南军区部队向襄阳发起进攻。10日，我军攻占襄阳城东西两面的外围阵地，守军被迫退入城中。解放军采用“黑虎掏心”的战术，以小部分兵力牵制住南山守军，主力部队从东西两面向襄阳城发起钳形进攻。
战斗到15日，我军占领西关和东关大部分地区，与守军在襄阳城中展开了激烈的巷战。16日，我军攻占位于襄阳杨家祠堂的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歼敌2.1万余人，活捉康泽、郭勋祺，襄樊战役胜利结束。郭勋祺，这位我党的老朋友，这位曾在土城给红军造成巨大麻烦的川军名将，就这样当了我军的俘虏。
五：策反川军
刘伯承、陈毅得知郭勋祺被俘的消息后，马上作出指示：郭勋祺是我们的老朋友，请务必给他最高规格的伙食待遇，照顾好他。1948年8月，在刘伯承的安排下，郭勋祺被护送到位于河南宝丰的中原军区政治部，受到了刘伯承、陈毅的接待。
老友重逢，感慨良多，面对老友，郭勋祺再次提出了参加革命的申请。并表示自己愿意返回四川，在川军中从事策反工作，经过考虑，刘伯承、陈毅同意了郭勋祺的申请，并派李根培担任郭勋祺的助手。
1948年12月，郭勋祺从鲁山县出发，经伏牛山、马山口、新野抵达梁家咀，见到了驻防此地的国军官兵。在国军官兵的安排下，郭勋祺乘船赶到张家湾，通过驻防此地的第九师师长李剑霜，联系上了襄阳绥靖区司令长官王凌云。
王凌云不敢怠慢，马上上报给蒋介石。老蒋对郭勋祺并不信任，他以“郭勋祺生病需要住院”为由，命令王凌云将郭勋祺送往汉口协和医院。在汉口，老蒋命特务对郭勋祺严密监视，并命他书写襄樊之战后脱身的过程。
郭勋祺写完供词后，便被押往南京软禁。三大战役后，桂系向老蒋发起逼宫，老蒋被迫下野，总统之职由李宗仁代行。李宗仁上台后，郭勋祺被释放，重获自由。
此时的郭勋祺，已经完全倒向了人民阵营，彻底与国民党反动派分道扬镳了，他返回四川，在川军中四处活动，对自己的旧部进行策反。第十八兵团南下解放四川时，郭勋祺成功策动国民党第16兵团司令长官董宋珩、副司令长官曾建元、第90军副军长陈华等人率部起义，并成立了西川人民保卫军，郭勋祺被推举为司令员。
解放军进军成都前，郭勋祺的西川人民自卫军已经与成都守军签订了“和平公约”，为成都的解放扫平了道路。郭勋祺，这位在大革命时期就心向革命的川军名将，到此时终于可以为革命胜利添砖加瓦了。
新中国成立后，郭勋祺先后担任过川西行署委员、交通厅长、四川省交通厅副厅长、体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代表等职务。1959年12月28日，一代名将郭勋祺在四川省成都市因病去世，享年64岁。
郭勋祺的一生跌宕起伏，从川军名将到抗日名将，从红军的对手到解放四川的功臣，他的一生中，经历了多个复杂的角色，但无论处于何种角色，他始终保持了爱国军人的风骨，正如刘伯承、陈毅两位元帅对他的评价：郭勋祺将军是党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