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关漫道真如铁》五大阳谋(13)：军事一流
以上两点，都是双首长制的优势，大家也是基本认可的。
但是，关于双首长制的争议，主要在于如何处理在作战指挥上分歧。
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两个人出现不同的看法，这是十分正常的。如果无法合理高效地处理双方的分歧，就会发生争执、扯皮，影响决策指挥的效率，导致严重的后果。
为什么苏联红军会在苏德战争最激烈的时刻取消政治委员制度，恢复一长制呢？
1953年3月，苏联总顾问柯托夫向彭德怀解释了原因：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与德国军队作战时，战场之上战线宽，纵深大，一个战场往往聚集了上百万的军队。
这些军队不但拥有众多强大的战役集团军团、战术兵团，而且，从空中到地面，从海上到陆上，拥有一套庞大且繁杂的技术兵力兵器。
因此，要想在极为复杂、瞬息万变的广阔战场上令行禁止并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要服从一个统一的指挥员的意志和决断。
而苏联军队中实行的一长制，十分符合这一要求。因此，苏联红军在苏德战场上，用无可辩驳的胜利证明了，一长制适合现代战争的需要。
但是，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后，经过反复的考虑之后，彭德怀最终决定，放弃学习苏联实行一长制的想法。
彭德怀不是政委出身，不会涉及个人名利；他也不是一个盲目附和的人，既不会附和苏联人的意见，更不会迎合同事们的意见；另外，彭德怀还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对于高技术、高强度的战争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
彭德怀为什么会认为双首长制不会影响部队作战指挥呢？
这就要说政委制的第三项原则——业务一流。
从共军最著名的几位政委来看，说起军事能力，那都是杠杠的。
聂荣臻早年曾在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可谓是科班出身。
罗荣桓虽然没有上过军校，但是在山东抗战时体现出了很高的军事水平，甚至发明了卷边战术。
邓小平没有独立指挥作战的机会，但是在后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决策可谓英明。
至于毛，军事方面绝对是天才级的，甚至比朱、彭、林等名将还高一个层次。
在上将中，王震、邓华、张爱萍、杨成武、洪学智、刘亚楼、刘震、陈锡联、宋时轮、杨勇等，早期都是专职的政治委员，后来转为军事主官，成为了威名赫赫的战将。
政委也要有一流的军事水平，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指挥作战，那样就不叫双首长制了；也不是为了帮助决策指挥，那是副司令、参谋长的职责。
政委在军事上的独特作用，就是一条，判断军事主官的决策是否存在投敌叛变、自立山头的风险。
比如，淮海战役的时候，蒋介石下令白崇禧派部队增援，白崇禧坚决不执行；蒋直接给宋希濂下命令，白崇禧居然派人把部队拦了下来。问题就在于，国军里面没有政委啊。
在拥有了电话电报技术的今天，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时间差不会超过一天，一般情况下，下级能够及时得到上级的命令指示，只要执行命令就可以了。
但是，战场状况瞬息万变，有时，半天时间情况就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真的来不及请示报告。
这时候，就需要政治委员来判断：是坚持执行上级命令，还是灵活处置突发情况？
湘江战役时，红4师在界首渡口一带布防，与敌人进行了两天两夜的血战，下辖的第11、12团严重减员。不过在没有接到命令前，战士们都在咬牙坚持着。
12月3日，中央主力渡过了湘江，红4师此刻依然很危险，尾随的敌人越来越多、距离越拉越近。
师政委黄克诚当即表示：阻击任务已完成，我们应该要撤离了。然而师长张宗逊却认为尚未接到命令，所以不能行动。
军情如火，黄克诚的话也带了几分火气：再不撤退就都走不了了，师长快下令。但张宗逊仍有几分犹豫。
黄克诚就没再跟他说，直接对通讯员下指示：“部队迅速撤离，前去追赶主力。出了什么事我一个人负责。”
林彪没有等到中央命令就从四平撤退时，罗荣桓也没有机械等待中央指示，而是向毛说明情况解释原因。
而如果政委的军事能力差距太大，真的会“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
比如，前面讲到龙普霖突然下令独立4师去进攻南丰县城，结果发现蒋军两个师严阵以待，就引起了3位团政委的怀疑，才及时将部队拉了回来。
虽然不能要求政委的军事水平向军事首长那样出类拔萃，但也必须是打仗的行家里手，否则就可能被野心家忽悠过去。
再回头看雪村战斗，司令员要求马上撤退，最多是畏敌怯战，这完全可以在事后调查清楚的。
可是政委为了追求更好的作战效果，没有顾及巨大的危险，导致被日伪军重兵包围。
政委的决策，就超出了最终否决权的范围，干预了司令员的军事指挥，越位了。
在一批综合水平差距不大的人选中，让业务最强、也很忠诚的人当军事主官，让最为信任、业务也是一流的人当政治主官，才能让二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配合默契。
未来的战场，兵种会更多，技术会更复杂，变化会更剧烈，但政治委员并不是只懂理论的书呆子，而是熟悉业务的行家里手，虽然不能像军事领导那样妙计迭出，但判断每项决策是否可行还是绰绰有余的，只要严守最终否决权的红线，就不会影响指挥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