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给予日本最后打击。8月10日，日本乞降。
8月10日、11日，朱德连续发出7道命令，让解放区抗日部队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并受降。其中第2号命令要求离东北最近的冀热辽部队，和东北民众比较熟悉、比较亲近的原东北军立即向东北进发，配合进入中国境内的苏联红军，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
抗战胜利时，东北没有国民党的半点兵力。国民党军主力都在西南地区。我军抢先进占东北，刚开始的对策是，只要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就坚决把他全部消灭。
可没过多长时间，我军态度竟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给后来的国民党军让开大路，让他们长驱直入了。
是害怕国民党吗？或者是要欢迎国民党军？竟要将东北拱手相让？事情没这么简单。
一、对东北的态度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会上鲜明亮出了对东北的态度：
“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东北是重中之重。日本乞降后，我军开进东北非常迅速及时。
冀热辽部队最先行动，8月30日就从日伪军手中攻克战略重镇山海关，继而北上接管锦州，直抵沈阳。
9月14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根据中共中央既定决策，从关内各解放区调动11万军队陆续开往东北。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
这时，我军就是要抢占东北、独占东北。那么，国民党对东北是什么态度呢？
国民党政府正依靠美国的飞机和军舰，用美械装备部队全力接收南京、上海、广州、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由于当时的东北在苏联军队的控制下，苏联不想让美国势力进入东北，不同意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
国民党军迟迟进不了东北。不过，他们自有打算。他们做的美梦是，依据8月14日与苏联签订的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苏军手里整个现成地把东北接收过来。
9月1日，国民党政府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没有精力考虑对付共产党的问题，他的大量时间都花在人事安排问题上。为了抢个一官半职，国民党东北党政军许多人争夺得异常激烈。
蒋介石担心原东北军势力重新抬头，叮嘱熊式辉说：“毋使尽用前汉卿（张学良）旧人，免将来指挥不灵。”到了10月18日，蒋介石派出自己人杜聿明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着手东北的军事工作。
熊式辉
二、先到者给后来者让路
国民党军要进东北，我军怎么办？令人惊讶的是，中共中央把军队部署方针调整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毛泽东的决定是：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
毛泽东还指示，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清算汉奸，进行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大部分正规军都要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下乡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稳固地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怕过国民党；以毛泽东对东北战略地位的清醒认识，中共中央决不会欢迎国民党军进入东北，更谈不上拱手相让东北。笔者认为，中共中央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策略，至少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内部力量对比悬殊。我东北解放军部队中，有很多刚刚参军的新兵，缺乏训练，作战能力还不强。而从山东、苏北出关的主力远道跋涉到东北，衣服单薄，武器弹药不足，需要休整补给。另外，稳固的可以依托的根据地还没有建立起来，群众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动，加之当地土匪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仓促应战肯定是不利的，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反观杜聿明向山海关进攻的2个军，可谓兵强马壮。第十三军是汤恩伯的起家部队，全军美械装备，火力十分强大。第五十二军是关麟征的起家部队，也是半美械装备。依靠秦皇岛和北宁铁路，他们可以得到充足的补给。
并且后来，国民党又将精锐主力新一军、新六军，还有七十一军和六十军调入东北，连同地方保安部队，国民党在东北的总兵力达到31万人。
《孙子兵法·谋攻篇》讲：“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用现在的话理解，就是有10倍的兵力就包围敌人，5倍的兵力就进攻敌人，2倍的兵力就分割消灭敌人，有与敌相当的兵力则可以抗击，兵力少于敌人就要避免与其正面接触，兵力弱少就要撤退远地。所以弱小的军队顽固硬拼，就会变成强大敌军的俘虏。
毛泽东让我军分散下乡，正是为了暂避强敌的锋芒。我军先后主动放弃了山海关和锦州等要地。
其次是外交因素制约。在东北的苏联军队，最初在一定程度上给过进入东北的我军一些帮助，但反复无常。因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要将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收。
斯大林认为美国会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取胜。他觉得中国共产党应该向蒋介石妥协，解散军队参加蒋介石政府。
在这一错误思想指导下，苏方强令我军撤出铁路沿线及各大城市。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说：
“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大城市退出后，我们在东北与国民党的斗争，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当决定于东北人民的动向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
国民党军要争城市，共产党的军队则要争人民。东北局把发动农民群众、创造根据地作为第一位的工作，号召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统统到农村去，并以能否深入群众作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
林彪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忍、等、狠”的三字方针。
“忍”，就是要忍受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丢失后面临的各种困难，积蓄力量，积极准备。
“等”，一方面是等敌人战线拉长、兵力分散，背上包袱、暴露弱点，由强变弱；另一方面是等我方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由弱变强。
“狠”，就是在忍和等的过程中发现、捕捉战机，抓住机会狠狠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三、退让之后的反攻：扭转东北战局
蒋介石一味以为我军大踏步后退是溃不成军，却不知国民党军到东北后，弱点很快就暴露出来了。
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极尽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之能事。不同派系之间相互排除异己，明争暗斗十分激烈。许多高级将领和中级军官竞相用贪污和克扣军饷赚的钱，购置土地房产，经营私人企业，甚至走私军火，买卖黄金。上行下效，军队毫无纪律可言，士兵们也都奸淫掳掠，胡作非为。
东北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强烈不满。此时蒋介石的主要精力还放在关内的中原、苏北、平绥路一带，尚沉浸在攻占淮阴、解围大同的喜悦中，没有意识到东北的隐患。
1946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谋划对各解放区的进攻策略后，陈诚直飞沈阳召开东北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会议，根据兵力不足的情况，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计划。
南满解放区只有临江等4个县比较完整，粮食缺乏，回旋余地狭小，当地一些领导干部主张北撤。毛泽东给林彪和东北局致电说：
“在目前情况下暂取守势，力求拖延敌对北满之进攻，并准备迎击敌之进攻部署甚妥。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我军开展了规模浩大的“三下临江、四保临江”的作战。通过南北密切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迫使国民党军两面作战，从而打乱国民党军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计划。
这场战斗从1946年12月，打到1947年4月，我军收复11座县城，歼灭国民党军5万余人。国民党军不得不停止进攻，由攻势转为守势。我军则由防御转向进攻，东北战局出现大扭转。
杜聿明派郑洞国到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增加2个军的兵力。蒋介石一句话把郑洞国噎了回去：“东北固然重要，南京更为重要。现在各个战场上的兵力都不够用，要增加兵力是绝对没有办法的。”
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只能被动挨打了。从1947年5月中旬起，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阶段，接连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切断了沈阳、长春、锦州三地之间的联系。
其间，蒋介石两易东北军事主官，无奈局面依然照旧，甚至更差。
我军夏季攻势结束后，蒋介石解除了杜聿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职务，派陈诚前往东北指挥军政。
陈诚
此时的蒋介石很焦虑，他想到东北是工业区，若被共产党占领，共产党就可以拥有无法计量的工业品，解放全中国都不成问题。
陈诚一到东北，便宣布用6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东北失地。他的自信来源于他的军队，国民党军总兵力增加到了50多万人。
可东北解放军早已今非昔比，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了51万人。陈诚连忙又找蒋介石要了一个整编师增援，结果处境还是没有好转，被歼灭近7万人。
焦虑的蒋介石急躁不安，飞到沈阳大骂东北将领：“你们当中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当年的‘黄埔精神'都哪里去了，简直是腐败！”
之后，蒋介石任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代替了陈诚。
卫立煌
西安事变时，卫立煌曾和蒋介石一起被扣留，蒋介石很看重共过患难的卫立煌。然而卫立煌曾长期在抗日一线作战，与八路军有过很好的合作关系，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十分不满。
卫立煌赴任东北，反而对我军有利。
四、平静之后的决战：解决整个东北问题
1948年3月初，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建议国民党军撤出东北。蒋介石表示惊愕，说从政治上考虑，不能放弃长春。长春原是满洲都城，如若放弃，在国内国际都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必须守住长春、沈阳和锦州，不是国军不肯牺牲，而是国际关系所不允许。
蒋介石一面这样说，一面也认识到上述几城事实上已成孤城，单靠空运补给粮食、弹药难以长期维持。他考虑过将沈阳的部队转移到锦州，同关内连成一体，保存实力。但这无异于放弃东北，抛弃长春。他下不了这样大的决心。
恰好卫立煌反对将主力撤出沈阳，蒋介石只好表示固守目前态势，推迟一些时日再说。
蒋介石的迟疑期是一个关键期。毛泽东知道，蒋介石举棋不定的状态可能稍纵即逝，必须抓住时机，着手准备主力会战。因为国民党主力一旦撤至关内，解放战争就会增加许多困难。
“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收到毛泽东的指示后，林彪指出：形势和任务要求军队由分散的作战转到集中的作战，由非正规战转到正规战，由运动战转到攻坚战。
接下来，1948年3月中旬到4月底，东北人民解放军全面开展新式整军运动。4月至8月，开展军事大练兵。
表面上，东北战局几乎平静了半年。实际上，我军是在为辽沈决战作准备，无论作战思想素质，还是作战军事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提高。
蒋介石以为战事趋缓，做起“军事稳定、各战区无甚变化”的安逸梦。等到我军长途奔袭锦州，蒋介石才如梦方醒。
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撤向关内的大门，可谓命门。蒋介石赶快召卫立煌到南京接受任务，要沈阳的国民党军主力出动，以解锦州之围。卫立煌虽没有反抗，但也没答应，只言回去再说。
蒋介石担心卫立煌不听话，不仅派顾祝同到沈阳监督执行任务，还亲飞北平、沈阳指挥，要调华北的军队增援东北，要卫立煌下决心率部撤出沈阳，全力援锦。
疯狂的蒋介石已不单单是要增援锦州，而是要对包围锦州的东北解放军实行反包围，一举解决东北问题。
按理，既然要打生死决战，蒋介石应当自始至终不离主帅位置。可他竟因后院失火，开了小差。
10月8日，蒋介石突然从北平飞上海，傅作义劝都劝不住。原来，蒋经国在上海推行经济管制，“打老虎”时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捉了，可遇到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宋美龄的外甥），却打不下去了。
杜月笙以此“将军”，蒋经国不得不派人查抄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于是，蒋介石接到了宋美龄“上海出了大问题”的电话。
蒋介石火速赶到上海，训斥蒋经国：“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让蒋经国立刻停止查抄扬子公司。
军中主帅因私误公，将士们怎么会卖命。国民党军以4倍于我的兵力攻打离锦州30公里的塔山，我军顶了6天6夜，丝毫没有退却。
蒋介石挺会骂人，才骂过儿子，再骂部下：“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三个军加上优势空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都不能攻进去。”
他不总结教训，自有人总结。英国军事家李德·哈特说过：“精神与士气乃战争之主宰。”
国民党军的士气还在迅速下滑。10月10日，蒋介石派空军给守长春的郑洞国空投一信，说解放军正在猛攻锦州，你迅速率部转移，等待来自沈阳的接应。
郑洞国当即找两位军长曾泽生、史说商议，得出的结论是“我军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
结果，曾泽生率第六十军宣布起义，我军当夜开进第六十军驻防的长春东半部。
曾泽生
锦州、长春解放后，毛泽东作出更重要的决断：抓住当前有利时机，迅速扩大战果，一举解决整个东北问题。他给东北局和林彪致电说：
“除以一部守备营口外，主力由东向西配合锦州我军作战，准备全歼廖耀湘兵团，攻取沈阳。”
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是因为蒋介石企图派廖耀湘兵团重新攻占锦州。廖耀湘兵团是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精锐部队。毛泽东曾经设想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最主要的指的就是廖耀湘兵团。
现在，廖耀湘兵团送上门来了。而守住营口，就切断了廖耀湘兵团从海上撤走的通道。
我军对廖耀湘兵团实行分割包围，大胆穿插，猛冲猛打，完全打乱了廖耀湘兵团的指挥系统和战斗部署，他们的汽车、大炮扔得遍地都是。
最终，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10万多人被歼，廖耀湘和3个军长被俘。
歼灭廖耀湘兵团没几天，我军向沈阳发起总攻。先一天开攻，第二天就结束了战斗，被歼灭的与起义的、投诚的国民党将士共有134000人。
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惨败收手，另外一支国民党军的“东进兵团”不失精明地停止了前进步伐，乘运输舰艇从海上撤跑了。这已影响不了东北全境解放大局，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五、写在后面
辽沈战役，除了解决东北问题，还解决了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总兵力受压制问题。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为此给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
“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要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毛泽东计算得多么准确，还不到一年时间，新中国就诞生了。
计算准确的法宝，笔者认为是实事求是。有什么样的现实条件，才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军事战争，毛泽东向来主张，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略防御阶段必须实行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通过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在战略上不断消耗敌人，借以逐渐改变战争力量的总体对比，最终把战略防御推向战略进攻。
先抢占东北，后让出东北，再占领东北，可以说是毛泽东这一军事思想的生动体现。这里面有个关键，“让”可不是真让。对付残暴的敌人，不能讲仁义，而要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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