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湖南长沙通电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次日，四野第46军第138师开入湖南，受到湖南群众热烈欢迎。长沙解放以后，为便于各项工作接管，需要确定新的领导机构。
其实早在3个月前，中央已经确定由黄克诚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因为他在接管天津的工作中表现出色，仅仅用了4个月时间就把天津完整接收。毛主席特意在香山召见了黄克诚，并对他说：
你有天津的经验，又是去我们的家乡，风土人情熟悉，你去我放心。
只是当时黄克诚有病在身，一直在天津疗养，直到10月下旬才到任。他是湖南永兴人，这次到湖南算是荣归故里。
为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新官到任一般要先进行大量调研，深入田间地头了解老百姓困难，与机关干部座谈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因此，刚到湖南的黄克诚几乎天天都奔走在各地与人座谈。
一天，黄克诚到省民政厅调研，亲切地与各个干部握手。突然他在人群中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非常像井冈山时期的一位老战友。虽然将近20年过去，容貌已经发生变化，但那副轮廓却如刻在黄克诚脑海中一般。
黄克诚想说点什么，但那个人却一直低着头，站在人群最后面。为了不影响调研，黄克诚在工作结束后才让人对那位“老战友”进行调查。
经查阅档案后发现，此人是湖南解放后才进入民政厅工作的。随后公安人员对其进行了审问，查实此人原名彭祜，正是黄克诚记忆中的那个老战友。最终，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彭祜于1953年被枪决。
黄克诚为何会下令审查自己的老战友呢？这背后有一段曲折的历史故事。
彭祜于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一个贫穷家庭。宜章是广东入湘的门户之地，在文化上受广东影响很大，比较重视教育。尽管彭家很穷，仍想尽一切办法送彭祜去上学。彭祜于1923年考入位于衡阳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免除一切费用，非常适合穷苦出身的学生。同样出身穷苦家庭的黄克诚比彭祜早一年进入三师。学校每期招生人数在130人左右，并不算多，想必作为校友的黄克诚和彭祜在这段时间就有接触。
1922年时，毛泽东曾受邀去该校演讲，并秘密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后来还派人到三师任教。因此三师学生思想都非常进步，黄克诚于1925年入党，彭祜比他晚了一年。
最开始彭祜在学校负责学生工作，毕业后被分配到衡阳地方特委组织部工作。1927年5月，由直系军阀改编过来的国民革命军33团团长许克祥突然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使湖南的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史称马日事变。
当时衡阳的党组织与省委失去联系，为了与省委取得联系，报告衡阳地区情况。衡阳地方特委派彭祜为交通员前往长沙联系。彭祜见识了长沙残酷的形势，带着密报惊慌地回到衡阳。结果发现衡阳的形势比长沙更为严峻，连花名册都被反动敌人搜去了。
年纪轻轻的彭祜哪里见过这种世面，革命意志开始动摇。他想到的不是与敌人斗争到底，而是如何尽快离开衡阳躲避。恰好，当时农民起义军在汝城一带活动，衡阳党组织想与军队取得联系。
这次彭祜主动请缨要求担任交通员，他说自己宜章老家与汝城靠近，对周边地理非常熟悉。在危急关头，组织把重要任务交给了他，对其是寄予厚望的。但胆小如鼠的彭祜并没有去找起义军，而是直接回老家躲避去了。
几个月过去，不断有党员回乡躲避，他们传递了许多外界的消息给彭祜。躲藏几个月后发现平安无事，彭祜胆子又大起来了，找到几个同乡在村里组织了宜章特支，并设法与湘南特委取得了联系。
在老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对反动派进行回应。毛泽东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随后把部队带上井冈山。周恩来、贺龙等人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部队被打散。
危急关头朱德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把起义余部800多人组织起来，躲过敌军围堵，在滇军将领范石生掩护，由广东进入湘南，他们第一仗便攻下宜章。
井冈山会师（剧照）
彭祜闻讯后大喜，立即与朱德、陈毅领导的起义武装联系，把自己组建的特支搬迁到县城，被改编为县委，他被任命为组织部长。由此开始了自己的辉煌腾达之路。
从彭祜这段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革命意志薄弱且善于投机的人。但因为有些文化，与他共事过的人后来回忆，他工作能力其实很强，而且口才极佳，说话非常有煽动力，所以能在找到起义部队后快速升迁。
朱德和陈毅领导部队在湘南一带连续攻下数座县城，并开展土地革命，声势越来越大，部队人数也由原来的一千多人发展到八千多人。那段时间黄克诚也在永兴组织农民起义。历史上把这段时间称为“湘南暴动”。
“湘南暴动”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从湘、桂、粤调集7个师的兵力从三个方向围攻起义军。由于实力悬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朱德等人判决形势后决定把部队带上井冈山。
黄克诚、彭祜等人也随部队上了井冈山，黄担任过永兴独立团团长，而彭一开始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在不大的革命根据地，同是红军干部的两人想必多有交集。
彭祜真正发迹也是这段时间，他在红四军八大上当选为前委委员，后来还出席过红军历史上颇为重要的古田会议。
井冈山会师后，敌军又数次调重兵发起“围剿”。红军采取“围魏救赵”方式破敌，率主力向闽西、赣南一带出击，跳出包围圈进攻其后方，逐渐在闽西建立根据地，闽西、赣南一带后来逐渐发展成中央苏区。
到1930年红四军第一纵队挺进平远时，彭祜已经担任纵队政委，而司令员则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林彪。中央苏区时期，彭祜的职务又历经几次调动，到1933年秋出任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黄克诚同样战斗在中央苏区，接连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到1933年秋出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损失严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8.6万余人的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开始长征。同时以少部分队伍继续留在根据地打游击，牵制敌军。彭祜的任务是留在当地进行游击战争。
那时闽赣省机关与军区合并为省委工作团一起行动，领导班子为省委书记钟循仁、省主席杨道明、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他们当时掌握的部队尚有千余人。
红军剧照
其中钟循仁和杨道明当年都是20出头的青年政工干部，没有抓部队的经验，而且由于新到任，在闽赣军区的威信也不如另外三人。宋清泉等人是带兵出身，而且在闽赣军区任职时间长，事实上权力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面对敌军重兵“围剿”，宋清泉等人贪生怕死，一味避战，游而不击，未放一枪便连丢数城。这严重违背了中央的精神，遭到钟循仁和杨道明的反对。班子内部逐渐分裂成两派，宋清泉一伙人根本不把省委放在眼里。
红军主力转移后，敌军即以重兵扑向中央苏区，由于实力悬殊，根据地不断沦陷，人越打越少，粮食弹药均无法补给。游击队只能退往深山之中，看到眼前这一幕幕，彭祜又想到了“马日事变”时长沙的场景，情绪悲观，意志又开始动摇。这时，彭祜与宋清泉等人就开始密谋投降。
1935年5月，红军部队几经挫折转战到福建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的紫山，但下山的道路旋即被敌军围堵，此时红军已经陷入包围。彭祜等人的悲观情绪更为严重，开始实施投降行动，一方面派人下山去与敌军联系，一方面在部队里散布投降言论。
他们哄骗战士说：“我们现在被围困在山上，弹药无法补给，连吃穿都没有，不如暂时诈降，将来有机会了，咱们再拉出来。”
这个苗头很快被钟循仁、杨道明等人发现，立即开会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批评。但会上彭祜等人闷头不说话，会后仍然私底下执行自己的计划。第二天早上，仙游保安团一个便衣特务摸上山，彭祜等人悄悄与他们会谈了一夜，天亮后还派一名干部与他一道下山。
结果敌人派了三四个民工抬了一头猪上山慰劳。此事被省主席杨道明发现，他严厉地质问彭祜：“你们搞什么，是要下山去投降吗？”
彭祜吞吞吐吐地说：“我们现在处境困难，只是先下去应付一下。”
杨道明听了非常生气地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何不告诉省委，你们到底要怎么应付？”
杨道明感觉事态严重，立即向钟循仁报告，钟听完后立即吹响集合哨，把部队往山顶上带。在行军途中，钟循仁又组织会议对彭祜等人进行批评教育，告诫他们大敌当前要坚定信念，不要被困难吓倒。但彭祜等人却矢口否认自己要投降。
然而钟循仁等人还是低估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当天晚上安排宿营时，宋清泉等人以方便保卫为由故意把部队安排在里省工作团较远的地方，另以彭祜混入工作团稳住钟循仁等人。次日拂晓，宋清泉便把大部队拉下山去投敌了。
杨道明出家为僧
彭祜日后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吹嘘说，在宋清泉、徐江汉把大部队拉走后，他借口与钟循仁一起去看地形。钟走在前面，彭走在后面，在离驻地较远的一处山坡时，彭祜在背后开枪将钟循仁杀害，随即他也下山。叛徒拉走的部队总共五百多人。
彭祜下山后不久，敌军保安部队就上山对剩余的几十人发起进攻，激战当中20多人牺牲，10多人被捕，剩余人员全部被打散，闽赣省的革命力量就此断送。
实际上，彭祜是为了讨好国民党而吹牛，钟循人并没有被杀害，他在战斗中和省主席杨道明一起突围。由于到处都是敌军搜捕，他们与组织失去联系无处藏身，最后只能到一家寺庙当了和尚。
组织曾派人去寻找钟循仁等人，但无果，钟循仁的下落成了党史上的一段谜案。一千余人的队伍被断送，钟循仁对组织抱有歉疚，始终不愿去寻找组织。临终前仍交代杨道明，对其身份千万保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晚年的杨道明预感时日不多，有责任揭开这段谜案，才向组织说出自己和钟循仁的身份。
彭祜等人投降后各自写了一份自首书，对红军大肆污蔑诋毁。敌军将此三人的自首书大量印刷，投送到中央苏区，对党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当时红军战士们个个对彭祜咬牙切齿，欲除之而后快。彭祜的投敌行为，包括黄克诚在内的绝大部队红军将领都是知情的。
彭祜等人投敌后并没有得到敌军善待，他们三人都被判处三年刑期，关押到福建省反省院“感化”。
其中宋清泉于1937年5月被释放，抗战爆发后，他再次混入新四军，结果被项英发现，审查清楚后于1939年春枪毙。徐江汉于1937年8月被释放，随后辗转赶到延安，隐瞒历史重新入了党。解放后罪行才被查明，不过得以善终。
彭祜于1937年5月被释放，此人性格上有个缺陷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被释放之初，以教书为生，誓不参与政治。然而抗战爆发后，各地沦陷，他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张，于是加入了国民党。不过对于他这种有叛徒经历的人是很难得到重用的，只能谋个闲差，混口饭吃。
直到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彭祜才预感事情不妙，立即离开了国民党回到家乡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那段时间，他心惊胆战，害怕自己的罪恶历史暴露，几乎很少与外界来往。
解放战争胜利
然而，湖南和平解放以后，彭祜观察了一段时间并没有人清查他的历史，又开始浮出水面。改名换姓，隐瞒历史混入湖南民政厅工作。
1949年6月，曾与彭祜一起工作过的方志纯在与陈毅讨论闽赣省革命失败的问题时提到了彭祜等人叛变的事。陈毅非常恼火地说：“这些家伙终究会找到的，他们是历史的罪人，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果然，解放后彭祜混入湖南省民政厅，被黄克诚识破。虽然彭祜杀害钟循仁的事是编造的，但是他带敌人上山使许多其他同志牺牲，同样罪不可恕。
纵观彭祜的一生，在革命的道路上意志薄弱，总以保命优先，充满投机心理，最终当了叛徒也就不奇怪了。在中央苏区时期，彭祜的地位与林帅并驾齐驱，可以说是很有发展潜力的。
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投机心理，最终误己误人，不仅使闽赣革命力量损失殆尽，还使闽赣省另外两位领导被迫出家，荒废余生。
都说革命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只有把一些投机分子不断淘汰，留下最精华的部分，才会形成最强张斗争。彭祜的叛变正是大浪淘沙的结果，及早淘汰动摇分子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否则贻害无穷。
古人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彭祜叛变投敌，只让自己多苟且了几年，最终结果仍难逃一死。假如当年被围困在紫山之上时，彭祜等人如果意志足够坚定，拼死一战未必没有突围的希望。即便真的牺牲，也会百世流芳。
但他选择了当叛徒，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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