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7日，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解放福州后，继续追击逃敌。其中，第二十八军八十四师二五一团奉命沿苏岐江绕道追歼沿南屿山区向西逃窜的敌人。
8月21日晚，二十八军军部得知二五一团攻占了桥头岭，已将逃敌拦腰截断，便派军侦察科长兼军部侦察营营长张宪章（后来成为开国大校）带着一个加强排，连夜赶去支援作战。
由于连日大雨，道路湿滑泥泞，行军异常艰难。
22日凌晨2点左右，部队来到一个小村庄，张宪章下令原地休息片刻再前进。
就在这时，村庄东边传来一阵嘈杂声，还不时有手电光摇晃闪烁，张宪章断定这可能是敌人，便让部队继续前进。
没过多久，担任后卫的副排长崔成亮突然发现，队伍后面有不少人跟了上来。凭着老侦察兵特有的敏感和机警，他意识是这一股逃窜的敌人。
这些敌人多达数百名，由于周围一片漆黑，天上又下着雨，因此敌人误以为解放军这个加强排是自己人，在后面越跟越紧。
此时一名敌兵凑上来问话，崔成亮机智作答后又反问，得知对方是九十六军军部的。
随后，崔成亮悄悄地摆脱了这名敌兵，赶到自己队伍的前头，向张宪章报告：“我们队伍后面突然出现敌九十六军军部的人。”
张宪章问明情由，既感到高兴又非常担心。
高兴的是，我军正苦寻敌人不着，没想到他们竟自己送上门来了。
担心的是，眼下整个队伍加起来只有50人，而敌人多达数百名，要想歼灭他们，不但难度极大，还有被他们反过来吃掉的风险。
怎么办？张宪章的大脑飞快转动起来，苦苦思索破敌之策。
好在这时夜黑如墨，雨又越下越大，敌人急于出逃，暂时没有察觉到情况异常。
张宪章便让崔成亮回到队伍后面去，稳住敌人，尽可能少跟他们说话以免暴露，下一步如何行动等候命令。
随后他告诉干部战士们，敌人是从福州仓皇逃出来的，一路上疲惫不堪。再加上军部人员来源颇杂，一般来说没有太强的战斗力，因此不必过于紧张。
虽然我军只有一个加强排，总共只有50人，但只要在适当的时机运用合理的计谋，仍然有机会战胜敌人。
接下来张宪章率领部队继续往前走，并借着依稀的手电光不断观察前方的地形。此时他们正朝着山中峡谷里的一条小路往山上走，坡度越来越陡。
张宪章根据山体的走势来判断，再往前走一阵子，一定会出现一个山口，过了山口就是朝山下走的路了。
想到这里，他灵机一动，心中已经有了对付敌人的办法，随即通知干部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众人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这时风更大了，雨更猛了，雨水朝人们的头上、身上一个劲地扫，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爬山，自然是寸步难行，后面的敌人连日奔波，体力上要逊色不少，渐渐与我军拉开了距离。
张宪章带着部队往前没了走多远，果然出现了一个山口，而且地形非常险要，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更妙的是，山口两边各连着一个小山头，是布置兵力的绝佳所在。
再往前走一道较为平缓的山坡，连接着下山的小路。路旁有两间空房和一大块红薯地。
张宪章冒着大雨看完周边的地形，心中大喜，情不自禁地说道：“天助我也！
趁敌人还没出现，张宪章迅速对战斗做了部署：两个小山头各派一个班埋伏，通讯班担任预备队，其他人卡住山口。
当敌人把枪当作拐杖，一步一喘地爬到山口时，战士们突然冲了出来，用低沉而威严的声音说道：“缴枪不杀，我们是解放军！”
敌人被黑洞洞的枪口吓懵了，只得乖乖放下武器，被战士们押到下面的红薯地里。
接下来，张宪章指挥部队充分利用大雨、黑夜和地形的优势，如同瓮中捉鳖，出现几个敌人就抓几个。
战士们不断重复着“缴枪不杀，我们是解放军”这句话，把一串串的敌人缴了枪之后集中在红薯地里。
虽然解放军战士们严阵以待，现场的气氛是极其紧张而严肃的，但整个战斗过程却非常顺利，没有发出一声枪响。
凌晨五点多，雨势渐小，天也快亮了。张宪章已带领战士们抓获了300多名俘虏，其中绝大部分是敌第九十六军军部警卫营的士兵，另外就是敌军部八大处的勤杂人员。
不过，这场无声的战斗至此并未结束，好戏还在后头。
走到最后面的敌第九十六军副军长黄振涛，见自己的手下上了山口就全部消失了，也发现情况不对头。但他自知无路可逃，便带着剩下的100多名官兵主动投降了。
也就是说，张宪章指挥解放军一个50人的加强排，竟一举俘敌400多名。
时任二十八军八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翁默清（1955年上校）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战例，曾专门记述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