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的夏天，我受原二十集团军主要首长委托，去上海参加原二十军老战士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走进延安西路64号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来自本埠和杭嘉湖平原的新四军抗战老兵正络绎不绝涌进会场。令我惊异不已的是，鹤发童颜的老战士中，有好几位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我请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十集团军分会会长刘石安统计，会场有26把轮椅，57副拐杖！
这个撼人心灵的数字，使我感受到铁军铁一般的风骨。
看到几位大姐相携进场，我问她们是二十军哪个单位的？
“我们是二十军文工团的！”笑语朗朗，自豪充盈。
我立刻想起了原二十军文工团团长陈荣兰。这个1944年从上海奔赴浙东参加新四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考验的女战士，1953年从朝鲜回国后转业回上海，不久进入上海沪剧团任党总支书记、分管业务的副团长。在她领导下，上海沪剧团大胆推进戏剧改革，由演“西装旗袍戏”转向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创作出红色经典《芦荡火种》，后改为京剧《沙家浜》。
“陈荣兰同志现在哪里？”
“她因车祸去世30年了……”
我的心沉下去了，眼前浮现出新华社记者摄于白雪皑皑淮海前线的一张照片，那是陈荣兰在战壕中对战士进行现场鼓动的倩影。
主席台上，我幸遇二十军老战士崔左夫。虽是初次谋面，但他所写的《血染着的姓名》引发沪剧《芦荡火种》创作，早已传为美谈——
沪剧《芦荡火种》
1948年9月我军攻克济南后，胸嵌敌人子弹、在阳澄湖养过伤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刘飞率部队南下，11月8日于江苏新沂窑湾镇一举歼灭国民党第六十三军。战后，新华社战地记者崔左夫前来采访。刘飞没有给他介绍制胜秘笈，反而带他去运河西岸看部队。秋风萧瑟，芦花似雪，刘飞的芦荡记忆被唤醒，给崔左夫讲起1939年新四军伤病员在阳澄湖养伤的往事，嘱他胜利后一定写写这些坚守芦荡、最终星火燎原的革命火种。1957年，崔左夫赴苏南采访写出《血染着的姓名》。翌年，陈荣兰在南京邂逅老战友崔左夫，看到这篇文章如获至宝，随后组织创作了现代沪剧《芦荡火种》。
那天，我在主席台还见到了刘飞的大儿子刘建华。严格说来，他并非刘飞长子——1944年，他的那个已会跟战士出操的3岁小哥哥刘非常患了白喉，军医准备给他注射青霉素。刘飞赶来制止说：“这种药是地下党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搞来的，是给战士救命用的，我的孩子不能用！” 3天后，刘非常在妈妈怀里痛苦离世。
耳熟能详的故事背后，竟蕴藏着这么多新奇瑰丽的原生矿藏！
会后，我第一次赶赴常熟沙家浜寻访。虽说时令尚不是“芦花放、稻谷香”的秋天，但朝霞映在阳澄湖上，白鹭在火焰般燃烧的湖面翱翔，乌篷船游弋在绿意盎然的芦苇丛中……触景生情，追寻芦花朝霞中的红色传奇的创作冲动，从我脑海中奔涌而出。
2015年初，我开始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我用心研究毛泽东有关论著和新四军史料，再赴阳澄湖和刘飞养伤的上海同仁医院等地采访，掌握了大量生动翔实的第一手材料。谋篇布局时，我努力站在时代高峰透视这段历史，用1939年起与刘飞生死相伴并成为他身体一部分的子弹贯穿全篇，凭借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的珍罕故事和细节，在战争与文化的双重书写中再现从子弹到经典的壮丽史诗，展现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和社会图景。
创作中，我久久为东来茶馆老板胡广兴的命运而嗟叹。1940年冬，胡广兴找到常熟县委书记任天石说：“我瘦马负重，只能走到这里了。我到上海后做点儿正经生意，绝不会做一件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我相信抗战必胜。”在日伪围困阳澄湖妄图饿死芦苇荡中的新四军伤病员时，中共常熟县委地下联络站站长胡广兴，让侄子胡小龙嘴衔芦苇管换气潜水，趁夜暗推船进入芦苇荡，连夜把伤病员转移到张家浜。脱险伤病员中有开国中将刘飞和开国少将黄峰。胡广兴入党前开老虎灶，娶有两个老婆。组织上要求党员一夫一妻，他无力改变现状又愧对组织，遂与胡小龙两家乘船去上海经商。沪剧《芦荡火种》中茶馆老板最初以胡广兴为原型，是个男的。陈荣兰提出，舞台上都是一帮大老爷们，戏不好看，剧中老板才改为阿庆嫂。
东来茶馆老板叔侄今何在？通过上海市公安局查找，弄清胡广兴在新中国成立前已谢世，胡小龙在上海奉贤区。我专程到奉贤看望他，给上海市领导同志写信说，如果不是胡小龙冒险飞舟救出刘飞等新四军伤病员，苏南抗日斗争乃至二十军的历史就要重写了！在上海市领导亲切关怀下，埋名几十年的草根英雄胡小龙重享荣光。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著 作家出版社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人民文学》在头条摘编近9万字，《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艺报》等报纸用6个整版摘编内容或刊登创作谈，《新华文摘》两次转载摘编文章和创作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作品。2017年，这部作品获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如今，《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与苏州革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嵌在刘飞胸中45年的那颗子弹，一起陈列在馆中同一展柜。（责编：张玉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