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初逃台湾时，针对大陆的破坏活动比较猖獗，在接连遭到我方的沉重打击后，一度有所收敛。
到20世纪80年代，大陆对外开放的大门不断敞开，台湾特务机关发现其谍报人员通过香港或者周边国家进入大陆的机会逐渐增多，于是不断通过探亲、旅游、经商等各种方式强化对大陆的渗透，开展“政治反攻”。
这期间，他们向大陆派遣的特务数量，竟然超过了外国对华派遣特务数量的总和。
1979年阔别大陆30年的可口可乐公司重新营业，开放的市场也为间谍活动提供了便利
1980年底，台湾特务机关向大陆派遣了一个名叫李俊敏的间谍，在成功策反某部的一名护士后，因不会使用粮票而暴露，被上海公安机关抓获（具体内容请看本号的上一篇文章）。
这个李俊敏“业务”能力也确实不一般，在押期间，他又将我刚入伍的看守民警凌建兴策反，并图谋夺取武器后潜逃。1982年5月，李俊敏因特务罪被判刑，随后转入上海市监狱服刑改造。
上海市监狱，又叫上海提篮桥监狱，坐落于长阳路147号，1903年5月建成投入使用，原是外国殖民主义侵略中国，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产物。
解放前，这所监狱主要是关押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判处徒刑的中国籍犯人，共产党人任弼时、张爱萍、江上青等，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章太炎、邹容都曾经在此关押过。
提篮桥监狱
解放后，提篮桥监狱收押、改造、教育了大批罪犯，其中包括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汪伪政府的汪曼云、罗君强、陈春圃等15位政要高官，还先后关押过数百名日本战犯，内有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日本驻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中将、日本驻台湾第10军区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等。
而80年代初的提篮桥监狱，关押着一群特殊的犯人，他们就是“四人帮”骨干分子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等，以及部分间谍分子。李俊敏被判刑后就是和这些人关押在同一所监狱里。
被判刑关押后的李犯仍然不思悔改，立场极为反动。
1983年的春节，上海市监狱各监号的犯人在干警的组织下，进行多种文娱活动，大多数犯人都很积极地参加。但李俊敏却对此漠不关心，消极应付，还时不时与王军生、徐世豪等多名犯人窃窃私语，一旦看到有人靠近，李俊敏就开始故意提高嗓门，高谈阔论。
犯人丁宥入狱前曾是一名赤脚医生，在一次为病人治病时因疏忽出了事故死了人，被判入狱。入狱后，因他懂得一些医术，表现积极，监狱就安排他为犯人看一些头疼脑热的小病。就这样，丁某与民警和犯人接触都比较多，民警对丁某相对也比较信任，犯人因为有求于他，与他关系也不错，尤其是经济犯王军生和他关系最好。
李俊敏在春节期间的异常表现被丁某察觉后，他就将李犯的可疑行为报告了管教干警。此后，他又报告了他听犯人王军生所讲的“李俊敏已经委托即将释放的王勇毅携信（密写信）出狱”等情况。但遗憾的是，该管教干警敏感性不强，对这一重要情况未能及时向上汇报，仅在王勇毅出狱时对他进行了搜查，但未查获任何信件（事后才知道该密写信是藏在鞋夹层内躲过搜查的）。
不久后，思想反动、不服管教的李俊敏因严重对抗管教干警而被关禁闭。
2月下旬，根据监狱的安排，丁某陪同犯人王军生到监狱医院治病。由于俩人平时关系不错，王犯这时候又即将刑满释放，就对丁某无话不说了，他透露自己以后打算去国外谋生，还得意地说李俊敏已经教会了自己密写显影技术，并要丁某代他向李犯问候。
次日，丁某去禁闭室巡诊，向李俊敏打了招呼，并说明是受王军生所托。李俊敏听完略显惊讶，但很快就镇定下来，追问丁某：“王军生还讲了些什么？”
丁某灵机一动说：“我们俩是表兄弟，请你放心。”
李俊敏听完讲：“你们真是表兄弟的话，我也就放心了。”
80年代监狱中的犯人
3月23日，丁某又去禁闭室巡诊，李俊敏一听到丁某的声音，就嚷着要吃药，丁某过去后，李犯小声问道：“王军生到底何时走？”丁某说：“就下周。”谈话间，李犯将一团纸塞给了丁某，并叮嘱他尽快转交给王军生。
丁某离开禁闭室，就打开纸团察看，只见上面写着一段极为反动的话，并和王军生相约下次再去信。
丁某看完感到事关重大，就立即找监狱领导汇报，还说李俊敏已经教会王军生密写显影技术，同时还发现李俊敏自制国民党党徽贴在笔记本上，并用血书在本子上写下极为嚣张的反动誓言。
这时，上海市公安局又转来了截获刑满释放人员徐世豪于同年2月20日帮李俊敏投递的两封密写信，收件人经鉴定确为敌特机关。徐世豪还交代，李俊敏急等他向监狱寄去明信片，以暗示密写信已经寄出。
从李俊敏教会王军生密写显影的方法、频繁打听王军生刑满释放日期、急等着徐世豪发回明信片的种种表现，都可以看出他急于与敌特机关恢复联系，并想利用王军生来充当交通员。
鉴于案情重大，公安机关决定对李俊敏立案侦查，并成立专案组。专案组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排发现，平常和李犯接触较多的有四种人：
第一种，是和李犯有过接触，但事后能向管教干警反映李犯的异常情况的，如医务犯丁宥，可以利用他继续了解情况。
第二种，是对李犯的反动立场很钦佩，情感上同情李犯，并在生活上给他以照顾的，如朱磊明、陈汇生等犯，这些人可能会被李犯所利用，需要加以监视控制。
第三种，是误以为“台湾是天堂”，通过接近李犯来了解台湾情况的，如朱锡良等犯，也有被李犯所利用的可能。
第四种，是向往国外生活的“出国迷”，尤其是为李犯带过密信的徐世豪和即将出狱的王军生，这两人被李犯发展成为特务的可能性很大，需要严密监控。
为尽快搜集李俊敏的犯罪证据，专案组决定进行秘密侦查。在初步排查的四类人中，医务犯丁某与此案没有任何关联，平时表现比较好，愿意为我工作，又能及时向我反映各种情况，特别是他还帮李俊敏捎过口信，取得过李的初步信任。所以，专案组决定将丁某设为耳目，代号为10号，选派一名业务能力强的干警单线领导指挥丁某。
紧接着，专案组让10号假扮受“表哥”王军生之托，在王出狱后借巡诊的机会，给李犯一定的生活照顾，比如偷偷送些报纸和补药等，以进一步拉近感情。
一切安排妥当后，专案组于4月1日安排丁某以看望病号为由，去监狱医院与王军生见面，并向他透露了自己在监狱里“照顾”李犯的情况。这样，本就关系不错的王军生彻底把丁某当成了“自己人”。于是告诉丁某，李俊敏要他刑满释放后，迅速同“台北邮政XXXX号XX”联系。
4月2日，在10号“偷偷”给李俊敏送报纸时，李犯约他有空谈谈个人问题。
根据这些情况，专案组推测，李犯是想通过10号来开辟新的联络渠道，于是决定将计就计，指示10号可在李犯面前流露出拒不认罪、向往国外生活的意思，引诱李犯放松戒备，使他误认为10号也是可以发展的对象。
80年代监狱禁闭室
几天之后，10号再去禁闭室巡诊，李俊敏一听到10号的讲话声，就故意高喊“头疼”，要求诊治。
在两人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10号按照专案组的指示讲了一遍，李犯表示满意。这时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一管教干警故意走到10号的面前，批评他不守纪律、东走西走，并让他马上离开。
待干警一走，李犯就对10号说道：“你要在4月25日前，准备一台小型短波收音机，以及《辞海》上册、《新华字典》、1982年第五期《民主与法治》、稿纸，同时设法绘制监狱平面图，并寻机策反监狱工作人员。”
4月上旬，10号按照专案组的部署，将《辞海》等物品带给李犯，李非常高兴，随后交给10号一封信，并让他明天再来。10号立即将这封信交给了专案组，只见信中写道：“今天我告诉你，王（勇毅）、徐（世豪）是在完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发展的，所以并不打算让他们参加核心工作。”
显然，这封信是李犯专门写给10号的，言下之意他对前面发展的王勇毅、徐世豪两人还不太放心，对10号倒是建立起了初步的信任。
次日上午，10号再次见到李犯，李犯一见面就问起了王军生的近况。10号回答：“王目前在住院，我对他照顾得很好，再过几天他就要刑满释放了，他也很挂念你。”
李犯又问：“你现在见王方便吗？”
10号回答说：“没问题，我是医生，给王送东西也没遇到过麻烦。”
于是，李犯又将一封信交给10号，让他尽快交给王军生。只见信中写道：
台北邮政XXXXX号XXX收
剑明贤侄：函悉。欣闻莉莉金榜题名，不胜欣慰，且表祝贺。您欲返沪共渡正浩生日，请函告返沪日期，以便迎候。伯父字 83年4月X日
此信经过密拍后与市公安局确认，收信人是敌特机关。
为了便于对王军生进行审查，当天中午，专案组指挥10号将信交给王军生。晚上，专案组以王即将刑满释放为由，将王由医院调回监舍，同时对王进行公开搜查，该信被当场搜出，王军生因此被收审。
80年代监狱内犯人生活照
4月下旬，专案组召开会议，一致认为：李俊敏在监狱内进行特务活动的部分证据已经被掌握，王军生、王勇毅、徐世豪应该都是这一特务组织的重要成员，下一步应尽快获取李犯的全部罪证，搞清他的最终目的，同时要严防10号身份暴露。
不久，10号报告，李犯搞了一个“拨云计划”——劫持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四人帮”骨干分子潜逃，搞一个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不得不说，这个年仅二十四五岁的特务，既执着又大胆，只是他没能看清形势，把劲用错了方向。
一次，李犯将“拨云计划”第一部分“知音作业”交给了10号，并当面传授他密写显影的方法，准备发展他为特务组织核心成员。所谓“知音作业”，就是要和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建立快速联络通道。
在李犯看来，经过他几个月的努力，尽管身在牢中，但所发展的特务既有外围的，又有核心的，似乎开始得心应手了。但他想不到的是，这一切都在我公安机关的牢牢掌控之中。
6月份，10号又机智地获取了“拨云计划”的第二部分——劫持提篮桥监狱中在押“四人帮”骨干分子的实施计划。
至此，经过前后90多天的紧张调查，专案组指挥10号成功获取了14件由李犯亲笔书写的反动计划、书信及其他罪证。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的政治保卫部门也截获了徐世豪为李犯投寄给敌特机关的两封密写信。专案组认为，可以收网了。
7月，正当李俊敏加速实施“拨云计划”时，被再次押进了审讯室。当然，他的所谓“拨云计划”也彻底宣告破产。
不久，李俊敏因犯特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王勇毅、徐世豪、王军生作为他发展的特务，分别被判五到十年不等。10号丁某因协助警方破案有功，被减刑提前释放。
2006年10月，终于肯静下心来接受改造的李俊敏，经多次减刑后即将被释放，大陆方面通知李俊敏的家人尽快向台有关部门提出申请，以便把李俊敏接回家。其家人马上与台湾“军情局”联系，不料被告知，早在1999年底，“军情局”就以“执行作战任务死亡”为由，为其办理了“死亡”手续，还注销了其在台湾的户籍。后来李俊敏家属经过多方面周折，“军情局”才撤销了李俊敏的死亡手续。
2006年12月8日，李俊敏在其妻子陪同下回到台湾，在桃园机场一下飞机他就被“军情局”特工一再警告：“不能对外发言”。
李俊敏当年“忠心耿耿”地冒死为台当局服务，但却被“过河拆桥”、不管死活。李俊敏会作何感想呢？可能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