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全国各地掀起了“镇反”高潮。一些反革命分子潜伏在人民群众当中，伺机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迫害。
为了更好地扫除反革命残余势力和反动组织，巩固新生政权，我国很多地方都发出了布告，要求曾经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所有人员，一律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
此时南京城西住着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他不是本地人，说话带着浓郁的广东腔。这位老人平日里靠着摆摊卖些茶水、香烟、火柴等为生，日子过得穷困潦倒。
虽然邻居们和老人接触不多，但每次碰面的时候，老人总是会回以微笑。有人私下里议论，这个老人八成是个知识分子，说话、走路的气派不像一般人。也有人说，这个老人背景可能不简单，平日里深居简出，十分神秘。
就在大家猜测老人的真实身份时，公安机关的到来，打破了南京城平静的生活。
大家闲言碎语的议论，城西那位面容和蔼，摆摊为生的老人竟然被公安机关带走了！还有人说，那人是个特务头子！
这个消息很快如同炸了锅一样，四下窜开。人们纷纷猜测，这位老人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真的是个特务吗？
图-老照片-警车
就在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的时候，老人又被公安人员送了回来。不过这一回稍有不同，几个公安干部说话十分客气，跟在老人身后，叽里咕噜的不知道说些什么。
这下，邻居们更加百思不得其解了。这老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为什么会被公安机关盯上？稍后又亲自送了回来？如果真的大有来头，老人的生活又为什么这么穷困潦倒呢？
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我党“双面特工”
这位被带走后又被送回来的老人名叫杨登瀛[yíng]，如果你不熟悉这个名字，那么提到他的别名，你可能会突然之间惊呼，原来是他！
杨登瀛[yíng]，广东香山县人，1893年出生，后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他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鲍君甫。
杨登瀛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便回国工作，随后参加了五四运动，1924年加入国民党，次年参加了“五卅”反帝斗争。
这次的斗争经历，让杨登瀛认识了不少国民党左派以及我党朋友。善于交际的杨登瀛，很快在上海滩拥有了自己的人脉，非常“兜得转”。
图-杨登瀛（1893—1969）
由于多年在日本生活，杨登瀛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方面面都非常了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1925年，我党党员陈养山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文。
在交往的过程中，陈养山发觉杨登瀛是位追求进步的积极青年，随即便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进步书籍送给杨登瀛。
杨登瀛早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就已经接触过马列主义的书籍，所以并不排斥共产主义思想。当陈养山送给他进步书籍时，杨登瀛十分喜悦，还把自己收藏的日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送给了陈养山，帮助陈养山学习日文。
有了陈养山的牵线搭桥，杨登瀛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共产党人，思想也开始更加追求积极进步。
图-陈养山（1906—1991），中共中央特科精英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对此事非常不满，偶有微词。因为此次“讨蒋运动”，杨登瀛被捕入狱。
幸而后来蔡元培对其保释，杨登瀛才得以出狱，后来就蛰居上海。在此期间，杨登瀛又认识了自己的同乡杨剑虹。
杨剑虹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国民党驻上海的特派员，听起来不过是个芝麻小官，实际上，权力非常大，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在上海要抓什么人、杀什么人，杨剑虹都可以拍板决定。
此时中统急需人手，而杨剑虹又一下子身居高位，需要一个帮手，同乡的杨登瀛一下子成为了杨剑虹的首选。
杨登瀛头脑十分活络，脑筋十分好用，而且在上海租界内朋友非常多，人脉非常广，给自己当副手实在是再合适不过。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杨登瀛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中统特工之路。
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大概是上天想要扶持一把杨登瀛，在一次青帮内部争斗中，杨剑虹意外身亡。
考虑到杨登瀛在上海有着非常广泛的人脉基础，所以徐恩曾特别任命杨登瀛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并且由陈立夫亲自将蒋介石的委任状交给了杨登瀛。
自此，杨登瀛在中统内的身份和地位有了再一次提升。
那么杨登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他和陈养山等我党同志的交往来看，杨登瀛是一位追求进步的青年，认同共产主义思想。
但他如果真的是位共产主义者，又为什么接受中统的委任，并且混得如日中天呢？
图-徐恩曾（1896年—1985年）国民党中统局长
其实，在最开始杨剑虹找到杨登瀛的时候，杨登瀛的内心十分纠结。踌躇之际，杨登瀛把自己的矛盾告诉了我党党员陈养山。
陈养山觉得事关重大，于是将这一情报汇报给了陈赓。在详细了解了杨登瀛的基本情况后，陈赓又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周公。
此时我党正缺少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内线，周公和长于情报工作的陈赓都觉得，杨登瀛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为了安全起见，周公安排陈赓和杨登瀛单线联系。
从此之后，杨登瀛成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双面特工”。
图-陈赓-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国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者
屡立奇功，铲除我党内叛徒
为了掩护杨登瀛，根据周公的批准，陈赓给杨登瀛购买了一辆汽车，同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给他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为了让杨登瀛进一步取得敌人的信任，中央特科给他送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向敌人透露一些已经转移过的活动据点。
杨登瀛本身就是一个头脑灵活的人，在我党中央特科的帮助下，他很快取得了特务头子陈立夫的信任，并且很快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的上层人士成为了朋友。
在外人看来杨登瀛“平步青云”，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知道，杨登瀛自从掌握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大权后，为我党中央做了很多事。
1929年8月24日下午4点，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正在召开一次秘密的党内会议。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来这次行动十分隐秘，但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大批的租界巡捕和警察局包探破门而入。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包括彭湃在内的开会人员全部被捕。
我党中央得知此事后非常震惊，经过再三分析，中央断定我党内部一定出现了叛徒！不然的话，敌人行动的时候怎么仿佛提前知道一样？
但是，这个叛徒到底是谁呢？
图-彭湃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经过杨登瀛的一番调查，这个叛徒原来是一个叫白鑫的中央军委秘书，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秘密叛变。
之前白鑫的一个亲属因为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枪毙，所以白鑫怀恨在心。
既然找到了叛徒，怎么才能铲除叛徒，并且解救出被捕同志呢？
杨登瀛从特务口中得知，包括彭湃在内的我党内多名人士被关押在了上海的龙华监狱。杨登瀛一边将我党内同志的相关信息传颂给我党中央，一边又将我党中央的营救计划告诉被捕同志，从而相互配合。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本来计划好的营救行动，因为敌人的提前出发而功败垂成，营救行动惜败。
但在此次行动中，杨登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狡猾的敌人临时更改了出发时间，营救计划将有极大可能成功。
而眼下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这些被捕的同志报仇，铲除这名叛徒。但白鑫似乎“藏”了起来，怎么也找不到踪迹，他到底去哪儿了？
图-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旧影
杨登瀛靠着自己的人脉打听到，白鑫躲在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身边有一圈保镖。
于是杨登瀛借自己要去送行之名来到了范家，在和白鑫的闲谈中知道了白鑫的出行路线和时间，并且通过刘鼎传递给了陈赓，陈赓迅速率领我中央特科立即展开行动。
当天下午，范争波家的后门停了两辆车，随后就有佣人开始往车上搬东西，显然这是接白鑫出国的车。过了一会儿，只见一群保镖簇拥着白鑫走了出来。
我特科的队员们如同神兵天降一般，突然出现在了距离白鑫仅仅数米的地方，吓得白鑫落荒而逃。
期间白鑫也曾拔出手枪反抗，但很快就被我特科队员逼入了死角，随后被打死在了合坊71号门前。
白鑫这个叛徒能够被铲除，杨登瀛的情报工作可谓功不可没。
图-白鑫 - 中共叛变者
1928年秋天，我党地下机关的七名同志正在开会议事，结果因为叛徒告密，被敌人知道了相关情报，最终这七名同志全部被捕。
当时杨登瀛恰好在巡捕房办事，随后就一同前往，亲眼目睹了七名同志被捕。后来杨登瀛打听到叛徒是戴冰石，随后反馈给了我党中央，叛徒一举被铲除。
像这样帮助我党铲除叛徒的行动，杨登瀛还参与了很多次，为我党的发展和扫除障碍，立下了汗马功劳。
通知周公防范，救下多名我党内人士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不幸遭到了上海国民党特务的逮捕。
危急之际，杨登瀛挺身而出，靠着自己那三寸不烂金舌，跟巡捕房说任弼时其实是自己的手下。
后来又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将任弼时救了出来。从一定程度上说，杨登瀛是任弼时的救命恩人。
除此之外，杨登瀛还救过周公（周恩来）的命。
图-任弼时
1930年4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黄第洪从苏联回国。黄第洪本是我党成员，回国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到江西苏区参与工作，并且由周公代表我党中央和他联络。
令人没想到的是，黄第洪早就已经对革命悲观失望，丧失革命理想。竟然秘密联络蒋介石，还说出了他和周公约定的见面地址。可对于这一切，周公并不知情。
造化弄人，蒋介石把这件事交给了特务头子徐恩曾负责，徐恩曾又安排杨登瀛前去和黄第洪街头，商议埋伏的相关事宜。
杨登瀛得知此人已经叛变革命，还要出卖周公，不觉得心里一惊。
不动声色地稳住敌人后，杨登瀛迅速联系刘鼎，将黄第洪叛变的消息传递了出去，我党中央因此及时进行了防范，不然一场危局将给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
1931年春天，上海工联机关被公共租界巡捕房查封时，杨登瀛又救了关向应一命。
当时，租界巡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的家中搜到了一大箱的绝密文件，由于是中文，对方看不懂，所以暂时没有处理。
后来国民党就主动提出，由他们的特派员前来清理文件，考虑到和杨登瀛关系不错，租界头目就答应了。
杨登瀛将情况反映给了陈赓，随后便带着由刘鼎假扮的“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进行文件鉴定，后又提出需要把文件带回去仔细研究。
图-刘鼎 （中共地下情报人员）
几天后，杨登瀛和刘鼎合力上演了一出偷龙换凤，将精心仿制的假文件冒充巡捕搜查出来的绝密文件。
杨登瀛还十分“热血肠”地翻译，称这些文件其实都是“学术研究资料”，被捕的人是一位“激进学者”。
由于和杨登瀛关系不错，听到杨登瀛这样说，巡捕也就信了杨登瀛的话，认为自己抓的人不是政治要犯，随后就交到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进行关押。
杨登瀛再次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和敌人进行多方斡旋，八个月后，关向应以“误捕”为由终于被保释出狱。
如果这一次不是杨登瀛提供帮助，及时传递情报，并且和敌人多方周旋，关向应极有可能丢掉性命，我党内诸多绝密文件也可能会被敌人发现。
既然杨登瀛为我党做出了这么多的突出贡献，为何建国后他的生活这么穷困潦倒？
这就要提一提顾顺章被捕的事。
图-关向应(1902年~1946年7月21日)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领导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叛徒出卖告别特工生涯，默默无闻直至离世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敌人抓捕，随后就叛变了革命。
顾顺章在我党内部关系特殊，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杨登瀛的身份自然也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党中央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对党中央及所属各级机关进行转移，只有极少数的机关遭到了破坏。
当时陈赓找到了杨登瀛，告知对方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考虑到安全问题，建议杨登瀛最好还是能到外地暂避一段时间。
杨登瀛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
陈赓实在担心杨登瀛，但又感动于杨登瀛为我党做出的贡献，千叮咛万嘱咐：
“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解救全中国，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
图-顾顺章-被视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随后不久，杨登瀛就被抓走了。陈赓也不幸被敌人抓住，两个人都被关押在了南京的宪兵司令部。
当时杨登瀛自己已经身陷囹圄，仍然靠着自己的人脉关系，对陈赓予以照顾，这让陈赓十分感动。
半年后，杨登瀛获得了宽释，但也已经脱离了特工组织，与我党失去了联系，生活渐渐平淡了下去。
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工总部西迁，杨登瀛继续留在了南京，终于“重获自由”。
1949年南京迎来解放时，杨登瀛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每天靠着摆摊卖烟为生。日子虽然过得苦，可看到共产党得了天下，杨登瀛打心眼里高兴。
1951年，全国掀起了镇反高潮，南京政府也要求所有曾经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都必须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
杨登瀛被捕，就和这件事有关。
虽然杨登瀛的对外身份一直都是中统情报组织人员，但实际上他却认为自己是为共产党工作的人员，所以并未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这才引来了警察上门。
随后，经过陈赓和陈养山的相关证明，南京市人民法院对杨登瀛进行了从宽处理，并且每个月给杨登瀛发放100元的生活补助费。
但因为种种原因，杨登瀛的身份始终没有被公开承认。
图-国共双面间谍杨登瀛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病重，弥留之际他再三告诉自己的孩子：
“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关于对杨登瀛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但他为了营救中共领导人所做的付出，也同样有目共睹。究竟如何评价他，就交给世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