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 邓小平和刘伯承
黄泛区，是一片长达几十里的沼泽性土地，始于1938年，是蒋介石为阻拦日军进攻不惜炸开黄河河堤形成的，建国后得到治理。
它也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必经之地，那个时候，邓小平搀扶着行动困难的刘伯承在泥泞中走了几十里……
工作上配合默契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开县，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护法运动，在讨伐军阀的战斗中，右眼不幸被枪射中，几近失明。在信仰共产主义朋友的影响下，他于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人一起领导发动南昌起义。1927年至1930年，赴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参与指挥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围剿”工作，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主席。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邓小平担任一二九师政委，从此与邓小平长期共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图 刘伯承
一二九师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建立抗日根据地，主要分布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一带。他们在这里与侵华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在八年时间里，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在百团大战中立下汗马功劳，配合其他军队一起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阴谋，给予日军了沉重打击，鼓舞了人心，振奋了我方士气。
解放战争爆发后，一二九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刘邓大军，依然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为了夺取军事战略地区大别山区，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带领军队进攻大别山区的国民党，拉开了共产党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的序幕，创建了新的中原革命根据地。大别山区地理位置特殊，谁占据这里谁就占据了有利位置，有了军事上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再者，大别山战区的开辟也能缓解其他战区解放军的压力，更让国民党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图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邓小平这样说他们挺进大别山的意义:"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
刘伯承比邓小平年长12岁，性格也不同。刘伯承温和平易，邓小平稍显严厉。一宽一严的他们成为了战场上的最佳拍档。他们互相尊重，信任彼此。刘伯承对下属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话。”邓小平决定的事情拿去问刘伯承，刘伯承一定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刘伯承决定了，邓小平就会说：“照刘师长讲的办。”刘伯承常常会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
邓小平说他和刘伯承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去做。
图 邓小平
有个奇怪的现象，由指挥部发出的文告，常常分不清哪个是邓小平写的，哪个是刘伯承写的，哪句是刘伯承说的，哪句又是邓小平说的， 因为所有文告几乎都是他俩一起拟定的，都署名刘邓，哪怕是他们出于战略需要分开时，下发的文件依旧署名刘邓。以至于人们都说邓小平和刘伯承是分不开的，新华社的记者李普这样形容他们的关系：“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军队的领导，但是刘伯承写文章比起邓小平稍逊一筹，所以邓小平会替刘伯承回应国民党的谣言。有一次，国民党中央社公然捏造刘伯承负伤牺牲的消息，刘伯承和其他人商量怎么回击，邓小平进门听到后，直接口授记者新闻稿予以驳斥，这篇新闻稿很快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标题为《蒋方捏造“负伤”“牺牲”谣言，刘伯承一笑置之》，文中痛斥国民党道：“中央社这种无耻造谣，在于掩蔽其接二连三败绩，并图以振奋其再衰三竭之士气军心。近日他们一说刘将军负伤，二说潜逃，三说牺牲，前后矛盾可笑。天才指挥刘伯承将军部队，在三个月中已歼灭蒋军十个旅(师)，第三师师长赵锡田负伤被俘，第一旅旅长黄正诚被执，三十一师师长刘铭锡、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仅以身免，微服落荒而逃。其他高级军官被击毙者更不计其数。”
图 解放军报
“刘将军现在正发挥其高明的军事指挥天才，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军将再一次尝到刘将军的厉害。”
凛然大气，一气呵成，让新华社的记者吴象佩服极了，他后来回忆说：“邓政委问明了情况，没有吭气，用右手扶着含在嘴里的烟斗，在屋里来回踱步。过了三四分钟，他说话了：‘我看就这样吧！’接着便口授了一遍电讯，一句接着一句，不紧不慢，干净利索，毫无停顿，更无重复，简直像在念一篇已经写好的文稿。”
生活上的相互关心
他们不仅是工作上配合默契的好同事，好战友，生活中也是好朋友。他们总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打趣彼此。
1940年，日军疯狂进攻华北地区，百团大战爆发，形势紧张。一天，129师部的张香山推开会议室的门，看到了令他难忘的一幕。邓小平和刘伯承正在仔细地看一张地图，他们的头挨得很近。刘伯承眼睛受过伤，一只眼睛失明了，看东西比较困难。邓小平就拿着蜡烛，刘伯承把手指移到哪里，邓小平就把蜡烛移到哪里，还念出地名来。烛火照亮了地图，刘伯承能看清楚了。张香山后来回忆起邓小平和刘伯承这样生活上的相互关照都特别感动。
他说：“我革命了几十年，像刘邓这样深的感情见得不多。真是高山仰止，令人感动。”
图 百团大战
邓小平常常吩咐底下的人说：“师长年纪较大，视力也弱，大家要特别注意，小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大事才找师长决策。”为了让刘伯承更好地休息，他常常让战士们拉着电话线出去接打电话。安排房子时，邓小平总把好的那间给刘伯承，自己住差的。
后来解放战争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刘伯承由于年龄较大，又失去了一只眼睛，走起路来有些困难，大别山又到处是山路，马也不能时时骑，所以他的出行成了麻烦。于是邓小平就让警卫做了一副担架，准备让人抬着刘伯承走。刘伯承认为这是给部队拖后腿，坚决不同意，邓小平就让警卫员小彭找了根竹竿。
图 邓小平和刘伯承
刘伯承拄着，样子很滑稽。邓小平向小彭笑他：“你把竹子砍短些，你看他拄这么长的棍子像个要饭的。”
刘伯承没有生气，笑着回道：“要饭的棍就是要长些，这样才不会受狗欺。我要拿着这根打狗棍，把中国头号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打倒。”大家哈哈大笑。
图 蒋介石
邓小平和卓琳的儿子邓朴方的名字就是刘伯承起的，邓朴方两岁的时候还只有小名“胖胖”，没有正式名字。
那是后来1945年的一天，卓琳和邓小平说起这件事，说：“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不行呀！要是长得瘦，就总叫瘦瘦？该取个名了！”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和刘伯承带领军队绝大多数时间驻扎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太行这片地区对邓小平来说太熟悉也太有意义了，所以邓小平未加思索就脱口而出：“我们给他取个‘太行’吧，叫‘邓太行’。”
卓琳听了，又气又笑，刘师长的儿子也叫太行，邓小平和刘伯承是亲密的战友不假，但也不至于把孩子名字都起成一样的吧！
图 刘伯承和儿子刘太行
邓小平看到卓琳的表情，才反应过来，想起刘伯承的儿子早用了“太行”这个名字了。
于是邓小平跟刘伯承说：“伯承同志，你的儿子占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
刘伯承故意逗他们，说这是政委的事，跟司令员没关系。
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
刘伯承刚才正好在练字，他觉得他写的字里就有几个好的。
他把胖胖招呼到身前，又让夫人汪荣华把他写的四个大字拿出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朴方’好不好？”
图 邓朴方
众人都说这个名字起得好，一致赞同。邓朴方从此就有了正式名字了。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几次分别
虽然他们两人长期一直共事，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们也经历过多次分别，直到最后一次刘伯承逝世。
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3月，邓小平去太岳、中条山检查工作。可去太岳、中条山的路上，驻扎着很多日本兵，刘伯承非常担心邓小平的安全。
刘伯承对参谋长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他每天都去值班室过问。
3月19日晚上，刘伯承来到值班室，听到邓小平要经过白晋线的消息。白晋线防守着很多日军，非常危险。刘伯承担心不下，于是他让两位参谋去休息，自己亲自等待。参谋说：“我们不困，还是师长去休息吧。”刘伯承摇头，他温和而不容争辩地把他们拉去了休息室，把他们按在床上，还帮他们盖好了被子。
图 邓小平和刘伯承
回到值班室后，他一直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着电报的送达，为了缓和自己的紧张情绪，他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翻起值班日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夜已经很深了。电报终于送达了，是“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的好消息，刘伯承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把两位参谋叫起的时候，眼睛里已泛起了血丝。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6月，刘邓大军受中央部署挺近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意义重大，但敌人依旧凶狠顽强。国民党集结了三十万兵力，疯狂进攻和围剿刘邓大军，当时大别山上的党组织绝大多数受到了严重损害，刘邓大军只有7万兵力了。12月11日，他们来到黄陂站红联村王家湾（今黄店镇），为分散敌人进攻，保存有生力量，决定将司令部分成前后方两个指挥部，一个留在大别山指挥，一个转移至淮西。
图 邓小平和刘伯承
谁留在大别山？谁去淮西呢？他们都争着说自己要留在危险的大别山，让对方去相对安全 的淮西。两个人在会议上争辩得很厉害。最后，在邓小平的强烈坚持下，决定由邓小平坚守大别山， 刘伯承带一部分军队转移至淮西地带。
12月12日，是刘伯承带队转移的日子，想到好友邓小平没有了他，要独自在这凶险的大别山里战斗，他放心不下地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总之，你在大别山千万要注意，我还是不放心哦！”
邓小平宽慰道：“放心吧，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司令员到淮西指挥全局。”
傍晚时分，邓小平送刘伯承离开。他们都没有骑马，在严寒中一路步行，两个人都沉默着没有说话。路程虽然很长，但时间过得飞快。很快，他们就走到了跑马岭。
图 左邓小平 中蔡树藩 右刘伯承
两人停下脚步，他们双手相握，又紧紧拥抱，泪水湿润了眼眶。他们的体温温暖着彼此，在寒风呼啸中，这是唯一的温暖。也许此一别离，他们会再次汇合紧紧相拥，也许此一别离，他们今生都再不会相见了。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为了保存力量，为了战胜敌人，不得不做。
当他们松开彼此，眼神里是满满的不舍。据考证，到达跑马岭后，刘伯承并没有转身离开，他又反送邓小平回到了王家湾前的十字路口。他们的战友情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率军离开大别山，与刘伯承成功会合。
1950年，刘伯承提议并受命在南京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和政治委员，与在重庆的邓小平分开了。
后来，当刘伯承遭受政治攻击时，邓小平往往不顾对自己的影响仗义执言。刘伯承也时时关心着邓小平的近况。邓小平1966年有难了，他急切地问陈毅：“小平还好吗？”
1972年，陈毅因肠癌逝世了，刘伯承听闻这一消息，悲痛地对前来看望他的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图 陈毅
他的这个愿望最后实现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否决邓小平做他追悼会的主持人。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逝世。
1986年10月14日，在刘伯承遗体告别仪式上，邓小平携家人最早到达灵堂，他向刘伯承的遗体深深鞠了三躬，然后静静地长久站立。这位他亲密的战友，曾经的师长与世长辞了，此刻正一动不动地躺在这里，这是他能见到他的最后一面了。
邓小平深情地凝视着刘伯承，彷佛是想把他最后的样子铭记脑海。看着看着，他的眼泪不禁涌出来，无声地在脸上纵横流淌，这眼泪是他们几十年情谊的凝结和证明。
图 邓小平和刘伯承
他们一起度过戎马倥偬岁月，一个是师长，一个是政委，一起商讨作战方案，配合紧密默契，在他们的指挥下，军队才能屡次击退来犯的敌人，保护一方安宁，守卫人民政权。
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写下他和刘伯承的情谊：“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
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