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风烛之年的马文彪是在他屋檐下的病榻上，他双腿行动不便，颤抖的双手不能端杯子，喝茶用一把旧茶壶咂，说话困难得若嗫嚅，句子不长却连贯。他声泪俱下地向我们讲述他的长征故事。
一
马文彪1921年出生在四川通江，本姓陈，叫陈文彪。在他的记忆中，小时候，家里人口多，巴山蜀水也没能给这勤劳的一家以温饱。那时四川的刘湘、杨森、田颂尧等军阀在这块“天府之国”里割地自肥，大大小小的“棒老二”（四川土语“土匪”）打家劫舍、绑票杀人。鸦片之害，四川尤甚，十室九邑，必有烟馆，三人同行，定有瘾者。一些无业流民组织起来“抓肥猪”（四川土话“吃大户”），苛捐杂税多到说不清名目。
有一年，四川东北部至东南一带地区来了红军。红军真正是穷人的队伍，对穷人的好说不完。当时喜欢唱山歌的巴山人民有一首歌唱红军的歌：“红军同志远方来／半夜三更出太阳／一打虎，二打狼／穷人掌印坐天堂／这场喜事哪个办？巴山来了徐向前。”红军纪律严明，待人可亲，对参加红军的家属优待。红色政权建立之处，凡红军家属的田地由苏维埃组织的代耕队帮忙种，如果战士牺牲了，对红军家属从经济、生活上关照有加。于是，马文彪的二哥、三哥都参加了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哥哥们的带动下，虚岁12的马文彪参加了游击队、赤卫队，后参加红四方面军，在红军先锋队任卫生员，在实践中学习，进步很快。那时战斗很多，他在火线上给伤员包扎伤口，从战地抬伤员，在前线医院看护伤病员……在80岁的马文彪的眼中，这一切是那么的遥远又近若眼前。
“我一辈子最难忘的是与我们打过仗的九个军，刘湘的仗口硬得很，马家军很凶残……”让我吃惊的是老人一口气说出了从四川到甘肃河西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头领的名字：“田颂尧、邓锡侯、刘湘、刘文辉、薛兵、鲁大昌、胡宗南、马步青、马步芳……”说完后，老人还补充了一句：“薛兵在长江边上堵（嘉陵江剑门关之役），马步青在黄河边上堵。”在他包扎护理伤兵的记忆中，最惨不忍睹的是一个连长，竟让炮弹炸掉了半个脸面，还拿着枪喊打。
渡过嘉陵江向川西北转移，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开始了。马文彪背着绷带、药品，背包有六七十斤，一路跟着队伍行军。他年纪虽然小，但知道这是党的任务，从未喊过苦，心想一定要完成，心中有了坚定的信念，就有了坚强的意志。走遍千山万水，过的河数不胜数，草原上的黑河、白河水冷得刺骨，至今记忆犹新。
二
他已经记不清是哪座雪山了，只记得那时狂风夹着冰雪吹来，打得人脸上发麻，有时风要把人给掀翻。狂风吹来时，大家赶紧趴在雪中；风稍小时，爬起来再走。雪山上冻得人瑟瑟发抖。战士们凭雪的薄厚感觉山的高低，山越高，雪越厚。有些地方积雪齐腰深，空身子都寸步难行，但马文彪背的药品、绷带是能救红军生命的东西，一件都不能丢。
“一阵狂风卷来，将走在我前面背着锅的炊事员一下子连锅带人像卷雪花般地卷走，掉进万丈深沟，刮走了，刮走了……”老人讲到这里，泣不成声，呜咽了近40多秒没出声。
过草地时，饿得四肢无力。再加上草地像稀凉粉一样晃荡，十分害怕，一不小心就会掉进稀泥陷下去。大家只有一个信念：跟着队伍，不能掉队。草根、鞋底都是吃的，但也不多，只要一人能吃上一口就会有点力气。皮带、枪带都拿来吃，过草地时拄的棍有用场，除探路外，宿营时无柴烧可以用来烧火。在火上将皮带烧焦，急不可待地放到嘴里，一下子，嘴唇和烧得冒油的皮带粘在一起，弄破了嘴唇，流出血来。
走出草地，进入岷山，在岷县二郎山被鲁大昌军队围困了近一个月。战斗不太猛烈，但伤亡天天有。有一次抬伤员，自己的腿也被打伤，忍着疼痛，包扎一番。重伤员在队伍开拔时会给几个银元作生活费，留在百姓家。
“华家岭之战太恶，胡宗南的仗口硬得很，人死了很多。几架飞机翻来覆去地轰炸，炸伤的战士很惨，给包扎时的惨像……”说到此处，老人再次悲咽，再度沉思。
三
从靖远过了黄河，中央让红四方面军改名为西路军。后来遭遇了马步青的部队，红9军被围在古浪，红30军来接应。红30军主力与马家军一战打得美。两军突围后，在永昌又打了一场恶仗。药品、绷带、食物，尤其是弹药越来越少。那么多的人，在寒冬腊月打游击，大家穿得单薄。河西风沙大得让人睁不开眼，蚕豆般的石子被风卷起，打在人身上像子弹。红军队伍迎着寒风沙尘长途跋涉，走路极为困难。一到休息时间，卫生员就将针烧红，给战士们挑脚上的泡。在山丹附近，马家的骑兵追击得厉害，马家军还叫来了蒋介石的飞机乱炸。部队减员很多，重伤病员撤退时都来不及带走，没有后方根据地，抬走也没处安置，这些伤员大多被马家军追上后杀掉。轻伤者尽量跟上部队走。
“那年5军攻进了高台。”老人说的那年是1936年腊月三十（阳历1937年2月左右）。红5军从山丹出发继续西进，马家军骑兵再次夹击红五军。正月初一、初二，趁人家过年之际，红军用借的梯子攻下了高台。守城的骑兵只有两个连，弃城而逃。1000多个民团兵丁投降，大都被红军吸收了。5军在高台驻扎的人数，包括董振堂等主要首长在内只有3000多人。一进城就筹粮款，做棉衣。只过了几天功夫，尾随而来的马家军就把县城团团围住。敌人除民团外，有韩起功、马彪、马福三个旅。各旅的马的颜色不一样，红马、黑马、花马，都有。当时红军部队子弹已经很少了，平均每人五发。
马家军攻了几天后，红军就不行了，吸收的民团兵丁不好好打。马文彪在高台城的城门上包扎伤员时再度负伤。这时双方杀红了眼，每次击退马家军后，对马家军的伤员，红军也杀掉。由于敌众我寡，守高台的后勤部、政工、制衣厂的男女干部战士全部投入战斗。马文彪伤势重，动不得，在死人堆里爬着。后来县城被攻破，“军长董振堂、副军长杨克明及军部、师部、团部干部都全部牺牲”。对5军的领导人，老人记得清楚，只有杨克明是红5军政治部主任，而老人记成了副军长。此役，5军主力全部覆没。他“在死人堆里爬了三天。死的有红军，也有马家军，分不清。”老人数次说到这个细节，每说到此处，就泣不成声。
四
马家军打扫战场时，发现了还有气的马文彪。马家军杀俘虏。马文彪当时对死没有恐惧，但胡师长负伤被抓后，敌人剖了他的腹，抽了肠子，这对他刺激很深。每说到抽肠子，他都流泪。很多红军官兵被杀了后就往坑里填，填坑前不管死活，再一人补一刀。敌人押着马文彪往坑边走，眼看轮到他了，一个撒拉民团的小官儿说：“这个尕娃给我当儿子去。”这个民团官儿是马家军一个师长的外甥，有点背景，马文彪就留了一条命（他原来叫陈文彪，从这时起改成了这个小军官的姓，叫马文彪）。后来，他又被送给了那人的一个亲戚家做人手（长工），由于实在受不了打骂，尤其张口就是“这个小共产，跟共产跟得骨头斜了”这句话，对一个失败的红军来说比挨打还难受。后来他找机会从那家里逃出，流浪到了临夏县漠泥沟，在那里隐居下来。
新中国成立了，天下成了咱们自己人的天下。作为一名老红军战士，任何事他都走在前面，在肃反、镇反时积极协助政府抓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农业社成立时，他当过农业小组组长、村长，社里的行政主任、检查主任。“从参加红军时，党交给我的每件任务我都没有落下，按时完成，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入上党。”
他一家兄弟三个人都当了红军，后来两位哥哥都没了音讯，可能是牺牲了。几十年来，他的四川口音渐渐变成了临夏口音，成了地道的临夏人。他与几个流落在临夏的西路红军战士彼此当成亲兄弟、兄妹时时来往，现在他（她）们许多都已故去。“我也病得不行了，‘无常’是早晚的事了。”
自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将西路红军流落人员正式承认为西路红军后，每人发了一个光荣证，马文彪的光荣证号为0427；同时发给生活补贴，原来每人每月几十元的生活费，到了2003年涨到了600元，并规定药费实报实销。领导们在节日期间、“八·一”建军节都来慰问。
老人的老伴在今年正月里过世了，现在老人和小儿子住在一起。儿子是乡村老师。几个儿女都很疼老人，白天把老人抬到屋外，在屋檐下的病榻上晒太阳，给老人端热汤热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