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我在红四方面军30军88师263团担任直属连连长。在河西走廊死守甘肃临泽倪家营子的战斗中，全连战至只剩8个人。我记忆犹新。“我们刚过了黄河，马匪军就迅速集结，把我们包围在一座山附近。”远离根据地的西路军各个部队被敌军骑兵冲成了几段，首尾不能相应。在一分钟之内，我被炮弹连续击中两次，但每次倒下后，想到繁重的狙击任务我还是挣扎着从血泊中站起来。激烈战斗中，我接到上级命令率全连跑步占领倪家营子的大炮楼，死守部队撤退道路上的“咽喉”。带领全连刚刚进入炮楼，敌人就架起云梯发起了进攻。我点了点弹药，全连只剩下70多发子弹和很少的手榴弹。为节约子弹，我命令战士们尽量用红缨枪从枪眼里把敌人捅下去。
突然，一颗炮弹把炮楼顶盖揭去了，我被第3次被炮弹击倒，面对强敌来袭，可我还是第3次站了起来，冲着楼下大声喊：“喂，小伙子们，还能战斗的上到楼上来。”下面的十几个伤员都爬上楼来，看见血肉模糊的战友遗体，年轻的战士们失声痛哭。可敌人仍不停地把冒着烟的手榴弹扔进来，不停地有红军战士倒下去。一个弹片再次击中了我的头部，我模糊记得是第4次倒下。接着，又有4颗手榴弹扔了进来，落在我的脚下，我忍着疼痛，捡起快要爆炸的手榴弹一颗一颗又扔了出去……我和战友们坚守着炮楼，直到30军政委李先念率领部队前来解围。看到李政委过来救我们了，浑身是血的我紧紧握住李先念的我忍不住呜咽起来……
西路军惨遭失败后，领导上决定分散突围，发给路费，让各人想办法奔陕北去。我因左臂和腿上负伤，也成了被分散活动的人员之一。和我一路的有三个同志：一个是五连连长，一个是营部的小号兵，还有一个是小勤务兵。我和五连连长每人背着一个包袱，小号兵背着他心爱的钢号，勤务兵背着一只小锅，我们四个人钻进了一个大山林里。
天空阴沉着，只有风吹着山上的野草，发出瑟瑟的声音，我们缓慢地行进在两边是高山的深谷里。这里是刚刚和敌人厮杀过的战场，空气中还充满着硝烟气味。
前天，我们263团在这里血战了一天，同志们打光了子弹，最后用刺刀、石头和敌人拼杀，用牙齿、拳头和敌人搏斗。如今，这里倒着许多同志，烈士们有的还紧紧挨着一个敌人的尸体，有的咬着敌人的耳朵，有的抱着打坏了的枪……他们宁死不屈，和敌人搏斗到最后一口气，流完最后一滴血!
在一个山坡下，我们看到了一片尸体，一个个被剥得精光，全身都是刀痕，这是被敌人残杀的我军伤员。看到这些情景，两个小鬼悲声哭起来。五连连长把两个小鬼搂在胸前，安慰着他们：“不要哭，不要哭!我们要永远记住这笔仇恨!……”他说着也止不住流下了泪。我的眼早已被泪水蒙住了，每根神经都在绞痛，仇恨的火，在心中燃烧……
为了报仇雪恨，我们止住了眼泪，踏着战士用鲜血染红了的土地，继续向前走!快走到梨园口的河滩了。
突然，我看见河滩上有十几个人，手持木棍站在那里。小号兵低声说：“看，那是不是赤卫队呀?”我们都记得，在川北打了胜仗，赤卫队都帮助放哨，热情地迎接我们，可是，这里是新区，怎么会有赤卫队呢?还没等我们弄清楚是些什么人，一个家伙就跑上来，抡起手中的木棍就对我头上打来。我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随后只听一阵喊叫，棍棒声乱响，我强睁开眼，只见五连连长正和一个家伙搏斗，小勤务兵抡着石头，嘴里不住地叫：“打!打死这群坏蛋!”再向旁边看，号兵正和一个家伙夺手枪，他拼命地向我叫着：“副营长，快来啊!”我全身顿时紧张起来。
这支手枪是我们四个人唯一的武器，是我们的命根子，决不能被他们抢走，不知从哪来的劲，我一下猛扑上去，用负伤的手抓住了枪筒，号兵见我扑上来，就用嘴咬那家伙，只听得一声尖叫，手枪到了我手里，几个家伙见势不妙，叫着跑开了。后来才明白，这群坏蛋是当地地主的保甲人员，他们见我们失败了，专门集结在路口抢劫我流散人员的。
自从遇到这群暴徒，我们再不敢走大路了，就避开主要的道，在荒无人烟的山里转。天老是灰溜溜的，好像故意和我们作对，白天不出太阳，晚上不见月亮和星星，我们没有地图，迷失了方向，总希望它们出来照照路，指指方向，可是，一直就不见它们的面。后来，我们转了七八天才发现我们还是在这个山上。这天，太阳总算露出来了。我们判明了哪是东方，便向一个小山岭奔去。突然，林子里出现了二三十个人，开始以为是搜山的敌人，便隐蔽起来，准备和他们拼杀，待他们走近时，小号兵低声兴奋地叫着：“自己的人，自己的人!”原来是九军流散的同志。
他们在这儿集结了二十多人，靠山打游击，这些天，我们无时不想念自己的部队，就是一个排，一个连也好啊!现在总算找到了，虽然这支队伍人数不多，成员又都是一些老弱伤残和机关干部，携带的武器多是手枪，但是，我们像回到了大部队，大家都说不出有多高兴。从此，我们就在这个山上打开了游击。有吃的大家同分，有困难大家同担，同志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在山上，我们几乎每天都遇到流散的同志加入到集体里来，这样，我们这支没有番号、没有编制的队伍一天天扩大起来，很快就扩大到了十多人。队伍越多，目标越大，吃的就越困难，这时大家就提议渡过黑河，往陕北走。但黑河水很深，没有桥，不能徒涉，找船更是困难，而且渡口都有敌人重兵把守，听说有许多同志想偷渡过去，没能成功，有的就牺牲在渡口上。渡河不成，我们只好到肃州的东黄草地上去活动。这里有马匪许多养马场，看管的人很少，发现我们来了，有的便跑了。
这时，我们决定每人去捉一匹马，组织一个骑兵队，一来可以跑得快，二来可利用马匹把我们驮过黑河。我们插到马群里，有的拿绳子往马脖子上套，有的抓住马鬃翻上马背，有的在群马中乱扑。烈性的马，嘶叫着，蹦跳着。有的同志从马背上摔落下来，也顾不得疼痛，继续追捕……马群像遇到了猛虎，惊慌起来，四散奔逃。我们都不熟悉马的特性，也没有捉马驯马的本领，搞了半天，也没搞到一匹马，后来采取集中“兵力”捕捉一匹的办法，才抓到了八匹好马。但是，这些马野性大，又踢又跳，只能看不能骑。捉马的事被敌人发觉了。敌人派了几个骑兵连来“围剿”我们。他们每天搜山，一发现我们的踪迹，就穷追一阵，最后把我们包围在一座山上。情况越来越危急，眼看着我们这支队伍有全部覆没的危险，这才决定分散突围，各人寻找机会冲出封锁圈。
我和原来的三个同志，一天晚上悄悄地走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我的伤势重，腿又残废，行动十分艰难，幸得其他三个战友的帮助。有了饭他们总是先叫我吃，口渴了，小勤务兵拿个小铜锅跑很远去弄水，遇上敌人，总是五连连长打冲锋。就这样，我们在敌人的大包围中转来转去，始终寻求机会往陕北走。
这天晚上，我们来到一个小煤窑附近。这里有十几个挖煤工人，他们住的是小草棚，生活很苦，除了一些吃饭的用具外，就是一双劳动的手。“你们是什么人?”一个年纪略大的工人问我们。“我们是红军。”五连连长说，因为看到是工人，是自己的阶级弟兄，我们没隐瞒自己的身份。其实，就是瞒，也瞒不住，在这荒僻的地方，除了流散的红军，又会有谁来呢?工人弟兄们没有再多问，把我们让进草棚里，生起火，立刻做饭给我们吃。
那位年纪略大的工人，望着我们饥饿疲困的样子，默默地说：“红军是好队伍，只是人数太少，要不，也不能落到这一步……”我们吃了饭，向他们讲说了一些革命道理，要求他们允许我们暂住一下。虽然有个别的工人害怕，但是大多数人都同情我们，便把我们引进一个窑洞里隐藏起来。我们又暂时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白天睡在窑洞里不出来，只有到晚上，才爬出来透透风，呼吸点新鲜空气。
几个工人兄弟，每天冒着危险，到外面去为我们买粮食，帮助我们探听消息。在这里，我们住了七八天，一直都很平安。一天，我们正躺在窑洞里商量怎么往陕北走的事，那个年纪略大一点的工人匆匆跑来说：“敌人来了，你们千万不要动!”说完又跑了出去。不知道敌人是真的发现了我们呢，还是他们虚张声势，在洞外大喊大叫着。“快出来吧，缴枪不杀!”“不出来就把你们炸死在里头!”我们守住洞口，一声不响，只待敌人冲进来，和他们拼。这时又听见敌人向工人们大骂不止，但是，没听到有什么回声。
过了一会儿，几个敌人钻进洞口，对我们开了几枪，五连连长说了一声：“不好，他们发现了!”便向敌人还了几枪。本来，敌人可能没发现我们，枪一响，我们暴露了，敌人嚎叫着，拼命地往洞里打枪，扔手榴弹，接着把一个火把丢了进来，呛得我们不能忍受，这时敌人叫嚷着：“架火，架火，把他们通通烧死在里头!”我一听敌人要放火，心想坏了，忙向五连连长说：“快，向外扔手榴弹!”
我话刚说完，五连连长爬向洞口，把一颗手榴弹投了出去，只听见洞外一片惨叫声。敌人愤怒了，恶狠狠地叫着：“炸，拿炸药炸，把他们通通炸死在洞里!”“不能炸!不能炸!”“我们要靠挖煤吃饭啊!”这是工人兄弟们的声音，他们苦苦地向敌人哀求着，敌人大声地骂着，噼噼啪啪地殴打他们……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我失去了知觉，不知道过了多久，又醒过来，眼前一片漆黑，呼吸感到困难。伸手摸了摸，其他同志都在。五连连长说：“完了，咱们被埋葬在这里了!”两个小鬼一听，都哭了。五连连长躺在地上，有些惋惜地说：“为革命，死在这里，我没有说的，只可惜我不是和敌人拼死的，我没能多杀几个敌人。”
我听到他这番话，也在想：是的，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死并不是可怕的事。可惜的是，我们拿着枪，被敌人活活埋葬在这个黑窑洞里!生命就要结束了，我们再也回不到陕北，回不到革命部队了!
这时，唯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我们这四个人宁死没向敌人屈服!在这个深深的窑洞里，在这黑色的煤土下，将永远埋藏着我们四颗红色战士的心!我们不为死去而难过，只为失掉了继续战斗的希望而伤心，四个人静静地躺着，躺着……
突然，被堵塞的窑洞口处，露出了一丝微弱的亮光，现出一个小洞，一个熟悉的轻轻的声音在问：“喂!同志们，你们还活着吗?”听到这个声音，我们都惊喜地爬过去，又听外边有挖土的声音。当我们知道敌人走了，是工人弟兄们正在扒堵死的洞口时，我们四个人的双手，不顾一切地疯狂挖着洞口上的泥土。
挖啊，挖啊!特别是两个小鬼，拼命地挖着，叫着：“快!快!……”工具的响声越来越清楚了，光线越来越亮了，几张工人兄弟的面孔，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个个紧张地喘着气，流着汗水。“他们都走了!”一个工人兄弟看我们都活着，高兴地叫起来，“快向外爬，爬!”我们四个人出了洞口，扑上去握住他们的手，流下了眼泪。说什么呢?任何话语，也不能把我们的情感表明，伟大的阶级友情，通过他们的手，像电流那样，传到我们身上。那个年纪略大一点的工人兄弟，抓住我们的手，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说：“你们快走吧!明天，他们还可能来的!”我们在蒙蒙的月色下，走向东方。三个工人兄弟送了我们一程，指明了道路，把一小布袋小米放在小号兵的肩膀上，低声嘱咐着：“兄弟们，愿你们能平安地回去……”
我们含着热泪，再一次和他们握手告别。当我们走出很远，回头望望，那个小茅草棚已不见了的时候，才想起一件事：怎么不问问他们的姓名呢?现在已经迟了，为了赶路，为了不再使他们受连累，我们没转回去。但是，我们会永远记住这几位工人，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亲兄弟!自从离开小煤窑以后，我们就一路讨饭往东走。由于在荒山上转了很久，衣服都破成了一片片，头发长得像茅草。脸上身上积了一层污垢。不了解的人，真以为我们是讨饭的。
一天，走到一家大门口，刚叫了几声，一个老头从里边走出来，他上下把我们打量一番，说：“你们也够可怜的，既然来到我的门口，就不能让你们空着走!进家来吧!”我看这门户，不像是个穷人家。不是大地主，也是二地主，怎么会待穷人这么好呢?想必是他看透了我们是红军，要暗害我们。
五连连长见我犹豫，递了个眼色给我，意思是：跟他进去，看他会怎么着。我们也实在饿得不行了，就硬着头皮走进了大门。突然，从两边扑上来几个大汉，把我们围住。那老头脸一翻，眼一瞪说：“你们当我认不出吗?红军羔子，给我捆起来!”说着手一摆，两旁的人就要动手捆。我“刷”地一下抽出枪，喝了一声：“哪个敢动?动就打死你!”五连连长也随手抓过一条凳子，准备搏斗。
老财没料到我们还有枪，只想抓住我们去领赏，见此光景，一下跪倒在地，苦苦哀求着：“饶……饶……命!”我正想开枪，五连连长放下凳子，上前对老财踢了一脚说：“你这家伙，有眼无珠!起来去准备饭!”这个老财，落了个“偷鸡不着蚀把米”，老老实实地管了我们一顿饱饭。我们从这家走出，真是又气又笑，因担心这家坏蛋去报告敌人，便连夜爬上了山。我们住在半山腰一个岩石洞里，好几天不敢露面。过了几天，也没见敌人的动静，这才离开了山洞，继续往东走。
走了两天，没找到一点吃的东西，两个小鬼饿得直打晃。我们的身子像有千斤的石头压着，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四个人就坐了下来。四个人，八只饥饿的眼，满地搜索着，我回想起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饿上几天几夜，还有雪吃，还可以找到野菜、牛蹄子、牛皮，如今困在这光秃秃的山上，连一滴水也找不到。歇了一会儿，还是五连连长说：“走吧，再往前找找看，说不定能找到点什么，总不能蹲在这儿等死啊!”我们又继续向前走。五连连长突然叫了起来。“水!水!这儿有水!”“在哪里?在哪里?”两个小鬼大声叫着。
一条清清的小河，在山谷下淙淙地流着。我们爬到河边，像牛似的，把嘴插下去，喝了歇，歇了喝，大约喝了半个钟头，才抬起头，相互望着笑了，谁说水不管饿?我们喝了一肚子，顿时都有了精神，站起来松松腰带，洗了多天没洗的脸，又继续往前走。灌了一肚子水，支持我们走了十几里，腿又抬不动了。天无绝人之路，忽然山坡上出现了一个羊群。我们跑过去，向牧羊的人买了一条小山羊，抱起来跑进一片林子里。怎么吃呢?锅倒有一只，就是没有火。
五连连长说：“生着吃吧，就是有火，也点不得，万一暴露了目标，让敌人看见，这生羊肉也吃不成了。”我们把小羊杀死，分成四半，每人捧着一条羊腿，闭着眼一大口一大口地吃着。那股腥膻味，真没法说，但是我们也顾不得了，大家似乎在执行一个共同的任务：填肚子，不顾一切填肚子。
天黑了下来，我们赶路的机会又来了，四个人扛着四个吃剩的羊腿，在艰难的道路上继续走向东方，走向陕北……
杜万荣（1915——2007年），四川省阆中市朱镇十三村人。1934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四方面军30军88师263团战士、班长、排长、直属连连长，红军大学连长，第30军营长，129师直属队党总支书记，师随营学校组织科长，营政治教导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6分校1大队政治委员，师直卫生处和太岳4军分区卫生处政治委员，洪洞独立团和警卫4团、第538团政治委员，太岳第8纵队留守处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60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军区绵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部顾问。1955年9月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