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援助抗日
193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表明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对日军的嚣张气焰是一沉重打击。后来，“苏联一直希望维持同国民党政府的正常关系。那些年代中国是苏联在远东的唯一盟国……苏联对华外交亦以此为出发点”。
南京政府一方面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劝说苏联直接出兵对日作战，但苏联此时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其远东战略是以中国拖住日本，但不能为了中国而对日出兵，冒被日、德东西夹击之险，故苏联“从考虑本国安全出发，坚持与日本保持和平关系”，甚至为了不使苏日之间产生紧张状态，“苏联总是让日本一步”，“经常使日本感到苏联决不敌视日本”。中国对日用兵的要求自然遭到了斯大林的婉拒。
不过，国民政府在争取苏联对华军事、经济援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与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的英、美、法诸国不同，苏联政府给予了中国大量的财政和军事援助。1937年底，蒋介石派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赴莫斯科争取苏联对华军事援助，斯大林接见中方代表表示愿意相助。苏方及时派出志愿航空队赴华，与中国空军密切配合，在南京、武汉、广州、南海等地与日本空军进行多次空战，给予日军沉重打击。
1938年初，立法院院长孙科以国民政府特使身份赴苏请求援华，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愿始终相助”。1938年3月1日，苏联与迁都重庆后的国民政府两次签署《中苏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之协定》，规定此项贷款专门用于购买苏联工业品及设备，实际上是购买中国抗战所急需的军火。6月13日双方又签署《关于使用一亿五千万美元贷款之条约》。
此后，苏联把折为贷款的中国急需军用物资，经新疆运往中国。到武汉陷落为止，苏联“向中国提供的主要军需品是：战斗机336架、轰炸机148架、战车82辆等，其他还有大量的大炮、机关枪和汽车等”。此外，苏联政府还派遣军事干部直接帮助中国抗战，崔可夫、切列潘诺夫、德拉特文将军所率领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直接参与拟订作战计划、实施军队训练及指挥对日作战，为中国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联援华的目的是要中国拖住日本，使之陷入中国战场而无法脱身，以此实现苏联东部边境的安全。而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对国际局势发展的估计发生变化时，其对华政策亦随之变化了。1939年8月欧洲大战爆发前夕，由于恐惧德、日东西夹击，苏联对国际形势作出了错误认识，与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随后又在远东一改帮助中国拖住日本的战略方针，转变为在援华的同时改善与日本的关系，诱使日本南进。
在此背景下，中苏关系迅速降温。不过，苏联的对华军援一直未曾中断，据学者孔庆泰统计，苏联自1937年至1942年共援助中国价值545158084美元的军用品投入抗日战场。 当然，苏联在对中国提供援助时，向国民党提出了一个原则条件：停止内战及一切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敌对行动。
二、保卫滇缅路——中国远征军与英军协同抗日
缅甸对于中国与英国均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政府为保卫滇缅路，支援英军在缅甸（当时为其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远征军出国作战，它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多，中国投入兵力40万人，伤亡近20万人，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日战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1938年初修筑通车的滇缅公路，成为抗战爆发后中国接收外援物资的重要通道，尤其是滇越线全面中断后，滇缅公路成援华唯一通道。日军据滇缅公路则可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中国积极准备并提出中国军队及早进入缅甸布防，中英两国于1941年12月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遂告成立。1942年1月，日军占领马来西亚后，入侵缅甸。
为了防御滇缅路，中英双方为协同抗日做了必要准备。中国方面：第一，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以林蔚为团长，萧毅肃为参谋处长，及参谋若干人，策划中英有关作战的一切业务。第二，先准备三个军动员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第三，对远征各军充实装备，如第五军成立炮兵团等，并令加紧训练。第四，其他集中滇川、滇康、滇黔边境各部队亦在暗中准备动员。第五，其他炮、工、通、辎等部队亦作了必要的准备。但对于缅甸境内的交通运输、通信补给等则完全依靠英方，毫无准备。
英国方面：第一，任命胡敦为英缅军总司令。第二，增加兵力：1941年春中国军事考察团在缅甸考察时，英国在缅甸仅有英缅军第1师，而且尚未装备训练完成。到珍珠港事变前后，除这一个师装备完成外，并增加了英印军第17师、英澳军第63旅及装甲第7旅（坦克150辆），并有炮兵、空军等部队。第三，对缅泰边境防御工事、交通、通信等完全无准备，但对于主副食、医药等有一定的准备。
中英双方在防卫缅甸的目标上原则一致，但英军高估自己而轻视中国军队，且不愿外国军队深入自己的属地，一再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直至1942年1月，日军进攻缅甸，英缅军节节败退，英方才吁请中国军队入缅援救。
2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滞留于滇缅边境待命的军队紧急入缅，在英缅军总司令胡敦的统一指挥下对日作战，却由于已失去作战先机，缅甸保卫战失利。英军一再撤退，中国远征军为掩护英军撤退付出了巨大牺牲，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英美也钦佩中国远征军的战绩。
在仁安羌援英作战中，孙立人将军率新编第38师一团兵力与数倍日军作战，解救出濒临绝境的英缅军第1师。新编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屡建奇功，掩护了英军的平安撤退，后在翻越野人山对敌作战中殉国。
缅甸失守给后续作战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使中国彻底失去了滇缅公路这唯一陆上交通线，之后不得不开辟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日本亦可直接威胁印度。但此役也取得了重大战略意义，掩护了英军撤退，赢得了时间保存了力量以保卫印度，粉碎了日军从缅北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企图。这次远征作战，弘扬了中华民族的国际主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一次缅甸战役日军伤亡约4500人，英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远征军伤亡5万余人，绝大部分牺牲在为掩护英军撤退的野人山战役。缅甸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一部分退入英属印度，由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导，在兰姆伽训练营受训并于1943年8月整编为中国驻印军。同时，中国积极酝酿反攻缅甸，在滇西重新组编并整训第二批远征军，随时准备与英美军队协同反攻缅甸。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制订了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代号为“安纳吉姆”），以保障开辟中印公路（中国昆明—印度利多）和敷设输油管。1944年3月，中国驻印军占领孟关，消灭日本最精锐的第18师团的主力，并乘胜追击，攻占缅北重镇孟拱，再次告捷。
此前，由国内于1944年春先后空运至印度接受美式装备和训练的新30师、第14师和第50师入缅并于8月初攻克密支那。10月，攻克八莫、南坎，在芒友与从云南西进的远征军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中国驻印军旋即南下，于1945年3月8日攻克腊戍，30日与英军会师于乔梅，缅北反攻作战结束，不久缅甸光复。
缅甸反攻战历时17个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收复缅北城镇50余座，解放缅甸领土8万余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毙伤日军4.8万余人，俘获日军647人。中国驻印军伤亡1.8万余人，中国远征军伤亡4万余人。
这次胜利，重新打通了滇缅路，使国际援华物资得以运入中国；钳制和重创了缅北、滇西日军，为盟军收复缅甸创造了有利条件；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揭开了正面战场对日反攻的序幕，并“使大后方人民倍受鼓舞。人们坚信，我军在缅北、滇西所取得的胜利，乃是全国抗战胜利的先声，最后胜利的日子即将来临了”。
三、中国援助韩国的抗日斗争
1940年，朝鲜在华流亡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至重庆，于同年9月正式迁入重庆市区办公，至日本战败投降，韩国光复，遂离华返国。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还组织了光复军，主要由在华的朝鲜人组成，对日军进行游击战，并在重庆成立了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这类抗战遗址得到保护，目睹旧址，恍若回到炮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1937年8月，金九领导的韩国国民党与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等九个韩国爱国团体，在南京联合成立了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简称“光复阵线”。11月，金元凤也联合一些韩国左派独立运动团体组织了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简称“民族战线”。
有矛盾的这两派，由蒋介石在1939年1月亲自出面，力促双方尽释前嫌，协力抗日。1939年5月，金九与金元凤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共赴国难，并号召在华各韩国独立团体结束各自为政的状态，不分主义和党派，“把力量集中起来”，迈出了整合韩国独立运动各政党的重要一步。
1940年3月，金九建议蒋介石将投诚的韩籍日军官兵组织为光复军，成立情报网，为中国的抗战服务，蒋介石欣然应允。9月，韩国光复军在重庆举行成立典礼，宋美龄特别捐赠10万元作为慰劳金。由于光复军的性质是外国流亡者在中国组建的军队，因此在国民政府内部引起了争论。
为此，蒋介石于1941年颁布了“光复军九个行动准则”，明确规定在韩国临时政府未返回韩国之前，光复军接受中国最高统帅的领导，与韩国临时政府只保持名义上的关系，且不得招收中国籍士兵。上述准则经韩国临时政府同意后，光复军正式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韩国独立运动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接联络指挥，如以金九为首的韩国独立党、韩国临时政府以及韩国光复军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联络并给予资助，以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和朝鲜义勇队则由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络并给予资助。
1942年在中国官方的干预下，朝鲜民族革命党宣布参加韩国临时政府，朝鲜义勇队并入韩国光复军。12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为首的实施援韩政策领导小组，规定今后有关援韩问题，不论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由该领导小组协议办理，使中国国民党的援韩工作完全纳入中国国民党中央直接调控之下。中国国民党与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关系虽也有军方与党部的矛盾，但自始至终都在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之下。
韩国光复军建立后，在中国军方支援下，分别在西安和成都举办韩国光复军干部训练班，战争后期，韩国光复军还派员组成工作队赴印缅战区活动，与美国战略谍报机构（OSS）合作，分别在西安和阜阳进行OSS特种训练，活动范围相当宽泛。就在华韩国独立运动的内容而言，该运动兼具参加中国抗战与争取韩国独立的双重使命，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参加中国抗战的国际纵队，壮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