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日，一辆卡车载着一个排的东北军，带着汽车的轰鸣声，向西安城城分巷胡同口进发，那里有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的家。
到了王军长家门口，这些人迅速下车，缴了警卫的枪，而后，立即向王军长所在的房间走去。
当时的王以哲正患病卧床。
门开之后，传来几声枪响，王以哲倒在了血泊之中。至死，他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里犯了错。
这起枪杀案，被称为“二二事变”，策划者是少壮派代表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此“事变”影响极其深远，无异于东北军的一场大地震，让“三位一体战略”彻底瓦解，完全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这些少壮派，和王以哲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为何下此狠手？
1、西安事变
事情从遥远的1931年说起，那一年，东北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因为张学良和蒋介石等人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低估了日本人膨胀的野心，导致东北大地拱手相让。这事出了以后，东北军就有了“降日派”、“软骨头”等称号，这样的口号对军人来说就是耻辱，比死都难受。
带着全国人民的谩骂，丢下自己的父老乡亲，舍下美好的家园，东北军强颜欢笑，入关了，但大家都知道，当时有多么不舍。
于是乎，每一个东北军人，都对日本人恨得要死，他们发誓要夺回家乡，要和鬼子斗争到底，那怕付出所有人的生命都在所不惜。这其中，就包括张学良。
以后的岁月里，张学良每次提起“九一八”，就非常的难受，那是他的软肋。
兜兜转转，张学良带着东北军来到了西北，受旗下王以哲等左派将领的影响，张学良和周恩来等人相谈甚欢，和杨虎城的17路军关系也是非常不错。
在经过了多次接触后，红军、17路军、东北军有了“三位一体”的协定，三方面保持同进同退，在以后的时间里，和蒋介石处理好关系，和日本人坚决开战。
事情很不凑巧，蒋介石在各狗头参谋们的建议下，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战略 。
眼看日本人已经在磨刀霍霍了，蒋介石竟然还要向自己的同胞兄弟们开刀，一时之间，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反应最激烈的就是红军和东北军。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来西安督军，他要亲自监督东北军和17路军进剿红军。对于这样的安排，张学良是不爽的，因为他想和红军一起抗日。
将帅的目标产生了分歧，张学良想要完成自我的救赎，蒋介石想要彻底灭了红军。
张学良出招了，开始各种劝谏“共同抗日”。
很多年后的我们，感觉张学良的策略无比正确，但在当时的蒋介石那里，对张学良只有一个感受：此人疯了。蒋介石拒绝得很干脆，然后飞往洛阳的蒋宋别墅。
当月29日，张学良跑去给蒋介石祝寿（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再一次提起共同抗日，蒋拒绝！又提出批准东北军北上抗日，再次被拒绝。
日本人的野心一点点在释放，蒋介石等人却不急不慌，张学良等人着急上火。
怎么办？再努力一下吧，1936年的11月27日，张学良再次申请北上抗日，不出意外，又一次被拒绝。
看来，让蒋介石抗日，难如登天。于是，张学良和周恩来、杨虎城商议，兵行险招，如果劝谏不成，就软禁逼宫。
策略定好了，张学良邀请蒋介石来西安。蒋介石没有多想，从蒋宋别墅来到了西安，那天是12月4日。
按照既定策略，先是再一次地劝其共同抗日。结果可以预料，蒋介石拒绝。
没有办法，只能走最后一步了，虽然大家都不想这样。
12月12日凌晨五点，东北军行动了，这是有一群少壮派组成的，以孙铭九等人为主。蒋介石发现了动静，越窗逃跑，无奈身手不敏捷，倒地受了伤，其后，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
很不巧，被张学良的人马发现了，蒋介石最后逃跑的机会落空了。
很快，陪同蒋介石的一众官员，像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也被扣留，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就在12日当天，张学良向国民政府通电，并告全体国民：改组国民党政府，容纳各个党派，共同抗日......
蒋介石被软禁逼宫，举国哗然，何应钦等人摩拳擦掌，准备来解救蒋介石。宋美龄等人一看，这事不妥，逼急了张学良会撕票的。
因此，宋美龄等人13日给予张学良信息：准备到西安。
12月16日，在国名党劝降张学良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何应钦成了讨逆总司令，准备讨伐西安。
蒋介石已经架在火上了，非常难受。同意共同抗日吧，违背了自己的策略；反对吧，自己会处于危险之中。
在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协调和谈判下，12月24日，蒋介石同意了共同抗日的要求。
2、变局，张学良又错了
但是，在12月25日，张学良竟然独自送蒋介石去机场，并计划送蒋介石去南京。
对于这样的事情，周恩来不知道，知情后追到机场，无奈人已经远去。对此，周恩来说道：
这是戏看多了啊，要上演负荆请罪的戏码啊！
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一听少帅去了南京，都急躁了，这是羊入虎口，风险太大了！
杨虎城知道张学良要走，也是最后一刻，在张学良出门前才知道。很多年后，宋子文的回忆录写道：
当时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虎城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没有任何保证下，孤身随蒋介石去南京，一定会让你人头落地的。”张学良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
张学良的判断再次出了大问题，上一次判处出问题还是在九一八的时候。
一切说明，张学良太是个性情中人了，绝不是政治高手。
就这一步走错，让张学良搭上了一生。
张学良走了，东北军没有了主心骨，开始有些变化。以孙铭九、应德田等人为主的少壮派，较为急躁，而实际的那些老将领们，比较含蓄和稳健，这就形成了不同风格间的矛盾。
在张学良走的第一天，有人就开始对肩膀上的脑袋能不能长久存在，产生质疑了。
在张学良走后的第三天，张学良电报来了：放了那些军政大员。
紧急磋商开始了，王以哲、杨虎城、周恩来等人认为，蒋介石都送走了，留着那些军政大员也没大用，反倒会激化矛盾，放了吧！
少壮派们听到这个消息，再一次狂躁了，把军政大员们放走了，再也没有筹码了。
看起来确实如此，没筹码了，就完全处于被动了。但国军就在潼关西边驻扎，如果不放，战争又会起来。
这真的是个棘手的问题。
高级将领们希望以退为进，见招出招，尽量不开战。
少壮们认为“吃张家饭，办张家事，迎接张学良回来”才是最正确的。
不过话说回来，张学良是个爱才的人，对这些少壮派们确实好。
3、要人何其难！
王以哲
蒋介石被送走了，军政大员们也被放走了。这时候，到了算旧账的时候，蒋介石岂是心胸如海宽的人？蒋介石担心的是：如果放了张学良，其他人以后会不会效仿呢？与其这样，不如收拾了。
1937年1月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了对张学良的特赦令，但有一个操蛋的附加条件：仍交军政委员会看管。
啥意思？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虽然是软禁在某处，但没有自由，和坐牢又有何区别？这一看管，就是一辈子，直到蒋介石死了，蒋经国也死了，才得以自由。
一边软禁张学良，一边蒋介石派代表来了，目的只有一个，处理东北军和17路军。
当时有两种方案，一是17路军撤到渭河以北，红军仍然返陕北，东北军到甘肃一带，而国民党的中央军进入西安。二是，17路军撤到甘肃，红军返陕北，而东北军去到富庶之地的安徽。
这两种方案，整体上来说，第一种更优，三家可以形成三角，可互相支援，加上同进同退，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第二种，看似对东北军更优，因为，富裕的地方油水多，但会失去自主权。
这是南京给的方案，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额外的方案，先打一架，然后争取更多的谈判话语权和利益。
可是，有人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选择之前，我们主帅不在，迎回少帅，再进行定夺不好吗？有道理啊，于是杨虎城派了17路军驻南京的官员李志刚，去向蒋介石要人。
这真的是个笑话，无论从李志刚的级别看，还是从蒋介石做事的风格看，李志刚都是很难要得回来。
果不其然，第一次，蒋介石拒绝的很委婉：
汉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承认自己读书少、修养差，再三表示想在这里和我学习，跟着我读读书。现在，他自己不愿意回去啊！你们也不要强迫。
这话说的，让人打人的心都有。李志刚低头出了屋子。
回去后，李志刚将详细情况电话说给了杨虎城。杨虎城以及东北军的将领们，还是不甘心，让李志刚第二天再去。
李志刚又去了，说出来意后，蒋介石给出了无赖的理由：
再西安上飞机时，我劝汉卿不要来，他非得要把我送到南京。既然来了，走不走不是由他了，而是由我了。
话已至此，李志刚心凉半截，再次灰溜溜地离开了。
4、杀长官的少壮派们
孙铭九
前文书已经说过，有两种方案，选择第一种，形成旖角之势更为有利，蒋介石的部队进不进西安随意。这是主和的方案。
额外的方案有一个，那就是开战，通过战争博得更多利益点，但两方实力悬殊不小，按将领们说的，支撑三天都不容易，除非进山打游击。
红军的灵活性很强，但不见得东北军和西北军也行。
因此，以王以哲和何柱国等为首的将领们，主张求和，静观其变。
为此召开了一个渭南会议，此会议中，何柱国表达了求和的主张，而不在场的王以哲也带来了观点：同意求和。而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都愿意打一仗。
那些少壮派们，天不怕地不怕，都主张开战。
而周恩来的意思很明白：你们决定，你们都同意打，我们就一起打；你们都不同意打，我们和你们一起求和，总之一个原则：同进同退，如此优势最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决定邀请在兰州的于学忠前来，这是东北军官职最高的一位将军，当然是除了张学良。
如此关键的时刻，没有于学忠的参与，也实在说不过去。
当天，于学忠就被飞机接到了西安，然后到了王以哲家，因为王以哲生病，所以开会点只能选择在这里。
这是事关大局的重要会议，那些少壮派们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只能爬在窗外偷听一二。参会者有于学忠、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人。
结果是：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三人主和，杨虎城一看如此，也就同意了主和，周恩来也同意此事。
但是，王以哲的噩梦刚刚开始。
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何镜华等人开始了自我的救军之路，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王以哲和何柱国的问题，只要干掉这两人，就可以实施他们的主张了，开战再谈判。
想法一出来，几个人就开始琢磨如何解决王以哲和何柱国，最后决定组织人员在1937年2月2日动手。
没错，少壮派们得手了，杀了王以哲，而何柱国当时在杨虎城家，就此逃过一劫。
5、结局
二月二之后，全国都轰动了。
那些在一线带兵的将官们，对少壮派的行为纷纷指责，而且认为都是杨虎城和红军搞得鬼，于是，就有很多的东北军开始变节。
首先是在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完全归顺蒋介石，并且和杨虎城的队伍对着干；其次，周至、眉县驻军的106师，宣布效命南京政府；最后，105师也和国名党的中央军接了头，归了中央军。
到此，人心惶惶，东北军开始迅速分化，而曾经的“三位一体”策略就此瓦解。
事情出了，总该有人负责，逃不掉责任的就是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
本来他们以为，王以哲一死，他们就可以掌控东北军了，事实说明，这是痴心妄想，完全控制不了。
除了直接参与刺杀的人，被处死了几个，“三个策划者”的解决是个问题，因为他们有一定影响力，而且积极抗日。后来，三人在和行政处处长交流时，提出了三个方案：
一是他们三人引咎自戕（辞职然后自杀）；二是自首，任凭发落；三是把他们送到红军那里去，去一线抗日。
听到这话，杨虎城怒气冲冲底地说道：“自杀好，他们能吗？”周恩来发言了：“他们要自杀，我们怎么能忍心让他们死呢？”
2月4日，三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去了陕北云阳镇。
最后，三人都没有能为红军效力，苗剑秋东渡日本，老死在了日本。
孙铭九和应德田两人本来计划去红军那里，因为吃不了苦，后来竟然做了伪军，成了 所谓的汉奸。但幸运的是，因为西安事变时抓捕蒋介石有功，逃过一劫。解放后，上面没有追究那一两年的伪军生活，后来，都病逝在中国大地上。
可能很多人有疑问，智慧如周恩来，为何宽容了这三人？
其实，红军内部，包括毛泽东，都认为这几人该枪毙，但，最了解情况的是周恩来，三个少壮派积极抗日，是东北军中很具代表性的左派人物，东北军的右派已经不少完全归了蒋介石，如果杀了那三个人，一些左派也就会归了蒋介石，那样会更不被动。
少壮派们，以一己之力，打破了局势，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轻松入了西安，并瓦解了“三位一体”，真是蒋介石的好助攻啊！
不得不说，蒋介石就是那一阶段的胜利者。
文章的最后交代一下：二月二事变后，17路军总指挥部被撤，杨虎城不被动出国，后来被捕牺牲。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国民党顺利进入西安，掌控了西安。
80年代初，叶剑英宣布：王以哲是共产党员，是在1936年7月经周恩来介绍入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