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1日，当举国上下还在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雀跃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新的兵种悄悄诞生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为基础，于1949年11月1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
建设空军，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飞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实现这项任务，当时有两种途径：要么完全依赖外援，把人送到国外去培养；要么自力更生，自己办航校进行培训。刘亚楼选择了后者。
全国解放之初，共产党接收了不少国民党遗弃的飞机和航空 器材，甚至包括机场、相当一部分的国民党的飞行人员。可即使这样，组建空军自己的航校，也远远不够。
正如刘亚楼对空军最初的构想：在目前没有空军部队的情况下，应把主要力量集中到把航校办好，同时分一部分力量去接受和收复各地场站。因此杨思禄们认为空军机关的组织应该避免庞大，而以短小精悍为原则。
刘亚楼甚至提出了“先航校后机关”、“一切为了办好航校”的口号。可见空军在成立之初，航校是重中之重。
1950年，空军在一年内三次扩大了航校的建训规模。首先是学员的扩招，其次是航校规模的扩展。其目的是解决航空兵部队所需的团以上指挥干部的问题。第三是为组建喷气式歼击机航空兵师作准备。
虽然经过三次扩大航校的种种措施，培训能力显著增长，但仍不能满足航空兵部队迅速发展的需要。
主席曾对刘亚楼说：“空军的基础如何，起步快慢，关键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人。”
选好办校人！
可组建空军办校的干部又从哪来？！
当时航校所需干部的来源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二是从陆军中选调；三是从国民党空军起义和留用人员中任用；四是从大专院校学航空专业的学生中招收。
其中，比例最大的当属第二种，90%以上的航校干部是从各野战军部队中选调来的。
刘亚楼考察干部很有一套方法。他对挑选来的干部总要问许多问题。如：“他最不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为什么不会做？”等等。
许多当年被刘亚楼找去谈话、考核过的同志，发现了这个方法后，不由得也学会了这一种对干部的审核方法，而且都说管用。
当时，二野教导二师的任务是收容西南战役中起义、投诚、失散、俘虏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大约收容了5000余人。随着全国陆续的解放，部队收编国民党俘虏的工作也慢慢结束，二师的使命也就告一段落。
于是二师的干部便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留在部队继续服役，一部分转业到四川省工作。师长杨思禄则在二野司令部等待分配工作。
4月的一天中午，杨思禄像往常一样，在二野司令部食堂吃午饭。二野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端着饭碗，突然坐在他对面：“杨师长，中央决定从陆军抽调一部分干部去组建空军。野司经过研究，认为你去比较合适。怎么样，能行吧？”
因为杨思禄对领导的这一决定毫无思想准备，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时，甚感突然。
尽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干部的调动往往是领导同志的一次谈话就决定了。但杨思禄还是不安地问：“李副司令，我够条件么？让我带兵打仗还凑合，但对空军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李达笑着说：“杨思禄同志，你是经过长征和战争考验的老同志了，政治上可靠，身体也好，也还年轻，再说不懂的地方还可以边干边学嘛！”
杨思禄知道当时自己的年龄也算不上年轻了，因为那时已经快满33岁了。但他又想，既然组织上认为我合适，并已做出了决定，我理所当然要无条件的服从命令了。
只是没想到这次短暂的谈话，竟由此决定了杨思禄整个人生大半辈子与中国空军结下的不解之缘。
谈话后不久，杨思禄就接到了去空军工作的正式通知，4月27日到达北京。一路上，杨思禄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那种感觉真是不亚于又要参加一场新的战斗。
在去往北京的路上，杨思禄不由自主的回想起1939年秋，一件令人难忘的往事。抗大毕业的一批学员刚到中央组织部报到等待分配工作,正好赶上日本鬼子的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从全国四面八方聚集到延安的优秀儿女，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飞机。
当时杨思禄们部队不过是小米加步枪。别说没自己的飞机了，就连反空袭的武器也没有。
杨思禄的一个战友叫杨兴财，是在江西于都一起参加少共国际师的小伙伴，又共同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南北，那么多的枪林弹雨都没能击倒他，可那天却让小日本的飞机扔下的炸弹给炸死了。
想到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而自己又能亲身参加新空军的建设，这怎能不令人兴奋呢？！
但兴奋之余，杨思禄还是有些紧张：过去虽说是打了十几年的仗，那毕竟是在地面同敌人真刀真枪的较量。现在面对空军这个崭新的领域，我又能做些什么，又能否胜任呢？
到北京后，杨思禄被安排在前门西河沿的“光明饭店”，饭店里早已云集了从全国各地调入空军的师级干部，有不少是战争年代杨思禄所熟悉的老同志，这些久别重逢的老战友聚在一起，一边等待分配工作，一边议论着旧事和未来。
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空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互相打听什么叫歼击机？什么是航校？空军的编制和体制和陆军的编制和体制区别在哪，等等。因为大家都是从陆军来的，所以谁也说不清。
“五一”前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以及干部部的部长杨春甫在东交民巷空军司令部，找到待分配工作的同志谈话。
见到杨思禄，刘亚楼司令员格外高兴：“嘿，小杨班长，你也来空军了，难道是来给我座机护航的嘛。”
杨思禄以前就认识刘亚楼，红军长征到陕北时，杨思禄给刘亚楼当过警卫班长，所以这次见面，两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刘亚楼待大家坐稳后，紧接着又说：“空军是我们军队新组建的军种，可以说是百废待兴，有许多新知识需要你们去学习、去掌握。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相信总比当年咱们爬雪山、过草地要好多了吧！何况我还有苏联老大哥的帮助。所以我希望你们既不要把它看得高不可攀，又要有虚心学习的态度。”
杨思禄听了刘亚楼司令员这一席谈话，内心顿觉释然。 是啊，红军连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呢！
刘司令员接着又征求同志们对具体工作的意见：“空军草创，现在有很多岗位空着，但我先为一个职务作广告——航校参谋长，谁愿意当？”
台下，不少干部面面相觑，无人举手：在解放前军队的传统里，参谋长地位并不高，既没带兵权，又没决策权，还得管司令部机关鸡毛蒜皮的事情，级别也不高。
正师级干部肯定不愿意降职，副师级干部宁愿当副校长，也不愿意当参谋长。当过参谋长的干部知道其中滋味，更不愿意担任。
沉默了半天，杨思禄忍不住了，嚯地站了起来：“让我去当，职务高低无所谓，关键当参谋长可以一边干一边学，还能尽快地摸索空军各方面的知识。”
刘亚楼摇了摇头：“小杨班长，你可是二野的师长，真的愿意屈居当参谋长吗。”
“我愿意！”
“这很好嘛！有的同志不愿意当参谋长，杨思禄你愿意去当，说明你是有眼光的。我就是参谋长出身，一直认为只有当好参谋长，才有可能在将来当一名优秀的好主官!”
其实在空军组建初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刘亚楼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就是将从陆军调来的一些干部高职低配。
不管是军事干部还是政工干部。他不喜欢他们火箭似的一步登天，他情愿他手下的干部一级一级的每一个坎儿都蹲一蹲，磨一磨。这也说明刘亚楼对干部的要求很严。
这从杨思禄到空军后的任职，也能略见一斑。杨思禄从参谋长做起，副校长、校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副司令员、司令员，一个坎也没缺过。
杨思禄在北京过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便赴山东济南第五航校走马上任了。当时五航校的校长是方子翼，政委是王绍渊，杨思禄任参谋长。校长顾问是苏联的杜洛夫，参谋顾问是苏联的马林若夫。
开始去时，杨思禄主要是向马林若夫了解情况，听他介绍苏联空军的管理经验。他很快就发现空军和陆军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司令部的建设、行政管理、后勤保障和纪律、条令条例等。
但毕竟是空军，它的工作又有许多新的特点。如技术性强，一切工作都要以飞行为中心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杨思禄很快就给自己定下了两条工作方针：一是在空军和陆军有共同规律性的问题上，一定要继承和发扬陆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二是在空军特殊性的问题上，不能机械地搬用陆军的经验。
空军初期的航校，人员成分复杂，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经历不同，思想各异。除少数技术骨干是由新疆学习回来的老红军、老同志和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部分飞行和技术人员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国民党空军和伪满空军的留用人员。
这后一部分人对航空技术比较熟悉，但在思想作风上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不良习气。
但杨思禄想：不管怎样，把大家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艰苦创业，坚强的政治工作必为先导。这在哪儿也不能丢。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有一次吃晚饭，几个留用的飞行员将两名妇女围住，“乒乒乓乓”地向她们身边扔汽水瓶子，还又笑又叫，吹口哨起哄，吓得那两名妇女直哭。
杨思禄看见后非常生气。当场下令将带头闹事的飞行员关了禁闭。并宣布：“今后不管是什么人，绝不允许这种流氓作风在人民空军出现。发现一个就要处理一个。空军特殊，但绝不是在这些问题上特殊！”
还有一次发放飞行服，有些飞行员嫌衣服难看，又比较小，就骂骂咧咧的把衣服扔在地上不穿。被杨思禄看见后，立刻命令他们马上把衣服捡起来，并当即教育他们要爱护人民财产，珍惜飞行员的荣誉。
这些事情的处理得到了王绍渊政委的支持：“处理得对，对部队我们就要实行严格的纪律。”
经过这两次事件的处理，使部队的作风有了很大的好转。
初到航校时，杨思禄凭着自己的工作热情、强健的身体，拚命地干工作。不管是营房建设还是部队管理，甚至篮球比赛，杨思禄都尽力参加。但在实践中杨思禄唯一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是在飞行技术管理上确实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因而工作很难顺利展开。
杨思禄越发感到，要想真正的带好部队，不掌握不熟悉部队的特点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须要由“外行”变为“内行”。所以杨思禄给自己订了一个小小的计划。每次到机场时，杨思禄总想坐一坐飞机，体验一下空中的滋味。
可那时的教练机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做的。后经杨思禄向苏联顾问再三请求，他们终于破例同意让杨思禄坐一次飞机了。
当时杨思禄髙兴极了，可是万没想到那个飞行教官不知是要成心要整一下杨思禄这个从陆军部队来的“大老粗”，还是要显示一下他自己的高超技术，飞机升空后，他不是大坡度的拉升爬高，就是左右翻滚，动作十分粗猛。
虽说杨思禄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可连那点新鲜感还没尝到，便早已吐得不成人形。落地后下飞机时，只觉头重脚轻，如坠五里雾般。
可杨思禄还是拒绝了别人的搀扶，硬是坚持自己走下了飞机。就在这时，只听苏联顾问在杨思禄耳边道：“这下你知道我们们飞行员的辛苦了吧！”
苏联顾问的一句话，似乎惊醒梦中人。
也不知道是那个飞行员的有意捉弄，还是苏联顾问的一句重捶，使杨思禄突然萌生了一股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学飞行！一定要学会飞行！否则无法在空军干好本职工作！
抗美援朝初期，空军虽然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飞行员，但空战结果表明，我军空军更缺的是一大批有实际经验的空中指挥员，尤其是高中层的飞行指挥干部。
为此中央决定在全军范围内，用4 个月的时间，挑选一批打过仗、政治好、身体强的排、连、营以上的干部，迅速到空军进行速成培训。
在当时中央军委的命令感召下，不少师、军以上的领导同志也被挑选参加学习飞行的任务。如段苏权、曾克林，还有一大批优秀的团级干部、战斗英雄如张震 和、马勇、吕茂堂、李树荣、马宁等，也在那时加入了学习飞行的行列。
这一消息也同时激励了杨思禄，鼓舞了杨思禄。杨思禄更加坚定了一定要学 会飞行的决心。
1951年，也就是杨思禄任参谋长的一年后，杨思禄就又被任命为第五航校的副校长。在干部体检时，杨思禄发现自己的身体很好，完全可以参加飞行训练，于是杨思禄正式向校党委提出了学习飞行的请求。
杨思禄万没想到是，这个要求一提出，立即遭到四面八方的非议和阻力。有些人说：“杨思禄，你大字都不识几个，怎么可能学会飞行呢？”
还有人说：“你这么大的岁数了，老胳膊老腿的，在空中能应付紧急情况吗？要是飞不出来，不更丢人吗？”
苏联顾问也劝杨思禄，说：“世界上还没有33岁才开始学飞行的人。就算我敢带你飞，你要真有一天摔死了，也岂不可惜？！”
就在人们纷纷议论，对此事大表疑惑不解之时，刘亚楼给了杨思禄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干别人从没有干过的事。杨思禄同志岁数大一点是事实。但他身体好，有决心，为什么不能学一学呢？将来能飞出来最好，就是飞不岀来，也可以多掌握一些空中的飞行知识，对部队的管理大有好处嘛！这样的干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需要更多一些懂飞行的老同志。这个学费我出！”
于是空军党委最终批准了杨思禄学飞行的请求。
那时，航校领导对杨思禄学飞行也非常重视和支持。领导免去了杨思禄一切日常工作，让杨思禄能专心致志的学飞行，学好飞行。苏联专家也很关心杨思禄，并专门为杨思禄指定了一架雅克-18型飞机，由苏联教官亲自教杨思禄。
但杨思禄没想到，真正要学会飞行，比从前预想的困难 还要多得多。杨思禄16岁参加革命，仅有的一些文化也大都是在十几年戎马生涯的战斗间隙中，点点滴滴，见缝插针中学到的。如今30多岁了，却要从头开始学习数、理、化和ABC，这真是比登山还难！
杨思禄面对如山似海的作业习题，暗暗咬紧了牙关，就停止了看戏、看电影 等一切娱乐活动。白天别人上八小时的课，两个小时的复习。而杨思禄呢，每天除正课时间外，还要用五、六个小时复习。
晚上别人都休息了，杨思禄还要加班加点的补课复习，消化当天学过的课程。尽管这样，有些数据的运算、代数的平方根、方程式仍很难弄懂。杨思禄只好死记硬背，有时连走路吃饭都不放过。
在学飞行理论的过程中，杨思禄感到最困难的是领航 运算和空气动力学。经过4个月的艰苦努力，杨思禄终于结束了飞行理论、领航专业、飞机构造、空气动力学等专业课程。
与此同时，杨思禄还挤出时间练习林肯模拟机。这种模拟机是接收国民党的（美国产的），苏联教官不愿让杨思禄们去学。可是杨思禄为了尽快掌握飞行技术，也顾不上苏联教官高兴不高兴了。硬着头皮天天到模拟机上去练习。因为这对杨思禄的飞行训练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过了文化理论关，才仅仅是头一关。而真正的困难还是进入学习飞行驾驶技术的阶段。真可谓一关更比一关难啊！
杨思禄的左手大拇指在抗战期间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打断。解放后被 评为二等乙级残废。不过手的问题倒不大。在实际操作中，最大的障碍却是语言障碍。
杨思禄的飞行教官是苏联人，不会讲汉语。杨思禄又不懂俄语。杨思禄们之间在语言上根本就无法沟通。一旁的翻译则常常把关键的词语译错。这使杨思禄因此而受到了不少本该避免的“惩罚”，甚至在飞行中发生过几次危险动作。
刚开始学飞行驾驶时，因为语言不通，教官常常用驾驶杆来“训”他，就像小学生不能领会老师意图，会挨教鞭戒尺 一样。飞行中杨思禄的腿常常被驾驶杆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时几个起落下来，连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有一次飞螺旋练习，飞机进入螺旋时，要带一点油门，因为这是翻译说的，没想到这样做正好和苏联教官的本意相反，刹那间，飞机像脱缰的野马翻滚着直往下冲，把教官的脸都吓白了。
雅克—18教练机
好不容易才把飞机改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才知道，飞机进入螺旋后，要收油门才对。
问题发生后，校党委很重视，又给杨思禄换了一个被留用的伪满教官，叫戴逸民。戴逸民的教学极为严谨负责。杨思禄也没有因为他在伪满军队服过役而歧视他，相反真正地把他当作老师和同志，认认真真地做他的学生。
戴教官曾诚恳地对杨思禄说：“杨副校长，在飞行上我是你的老师，但在如何当好一名革命军人上，你是我的老师。”
杨思禄在五航校学飞行时期，正是人民空军刚刚起步的时候，飞行事故也比较多。
一天，五航校里与杨思禄一起进行训练的另一个飞行大队发生了一起空中相撞，造成两名学员、两名教员同时遇难的严重事故。不久，又发生了地面氧气瓶爆炸，伤亡多人。同时又传来了调入空军并已担任师长的张震和、马勇两位同志在飞行时，牺牲在飞行事故的消息。
老战友的牺牲固然令杨思禄内心非常难过，但他们的牺牲丝毫不能中断杨思禄继续学飞行的决心和意志。相反，更激励他以最大的勇气和毅力去克服飞行中的种种困难。不达到目的 决不罢休！
1951年夏天，杨思禄终于迎来了放单飞的日子。那一夜杨思禄激动得难以入睡。因为这对杨思禄来说的确是来之不易。
在同一批的学员班里，学员大都是高中毕业生，年轻聪明，与他们相比，杨思禄的条件最差。但杨思禄却是同期学员中学得最好的，而且是第一个放单飞的。
领导之所以第一个给杨思禄放了单飞，也希望杨思禄能给其他学员做个好样子。
飞行前，校长吴元任亲自检査杨思禄的飞行，大队长则不断地安慰杨思禄：“杨思禄同志，你不要紧张，大胆飞吧！”
好事多磨，第二天一早，所有人聚集在机场时，只见天空阴云密布，风速又大，能见度也很差，飞行计划只好取消。紧接下来在连续三天待命的日子里，杨思禄心急如焚。
一直到第四天早晨，机场上空才跃出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当杨思禄的飞机滑到起飞线上时，所有的教员，还有几十名同学都在塔台边上关注的望着杨思禄。杨思禄在他们熟悉的目光 里，看到了赞许、鼓励、激动……
飞机在腾空而起的那一瞬间，杨思禄的眼睛不由自主的湿润了。飞机轻松地绕过塔台，一转弯，二转弯， 三转弯，四转弯后直线下滑，定点，着陆！
当杨思禄走下飞机时，同学们都把杨思禄紧紧地围住，祝贺杨思禄的成功。当天晚上，杨思禄所在的飞行大队还特意聚餐以示庆贺。
乌拉—9教练机
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努力和飞行训练，杨思禄先后完成了雅克-18、雅克-11、乌拉-9等飞行训练课目。
可就在离飞完高级教练机还剩最后两个飞行日的时候，中央军委突然发来调令：任命杨思禄为航空兵第十九师师长。
接到命令时，杨思禄的心情竟变得很复杂。虽然新的工作对杨思禄极具挑战性，但杨思禄无法忘掉日夜为他学飞行而操劳的那些飞行教官和理论教员，更无法忘却积极支持他学飞行的五航校其它领导同志。
校长吴元任同志对杨思禄说：“刘亚楼司令员听说你飞行速成训练结束后，非常高兴。说这是我们们自己航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干部。这样一些老同志、老红军能够飞出来，对现代空军的发展和 未来都大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