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19日,中国远征军新38师在孙立人的带领下,从缅甸的仁安羌成功救出了七千多名被日军围困的英军和记者,史称“仁安羌大捷”。
仁安羌之战,中国远征军以少胜多,一举击溃了占据优势兵力和装备的日军。
战后,孙立人准备集中新38师的全部兵力向日军发起反攻,但英军却因不想再增加将士们的伤亡,而公然违背了盟军共同防御计划,单方面向印度方向撤退。
中国远征军的将士们浴血奋战,冒死赶来营救英军,目的是为了共同联手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在英国人的眼里看来,他们仅仅只是把中国远征军当成了帮助他们安全撤离的保镖。
英军的不战而逃,导致仁安羌再次落入了日军的手里,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的结果付诸东流。
对此,新38师师长孙立人感到无比愤怒,他立刻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
在了解情况后,罗卓英直接找到中缅印战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请他说服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将军收回“将英军撤回印度”的命令。
尽管罗卓英经过多次争取,但都无法说动英军继续与中国远征军联合战斗。
于是,史迪威对罗卓英说:“要为大局考虑,先将中国远征军撤往印度,毕竟那里是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大后方,可以保障中国远征军的安全和补给。”
当英军单方面放弃抵抗,选择撤回印度后,导致仁安羌再度被日军占领,盟军前线阵线就此全面崩溃。
4月29日,在缅甸曼德勒隆隆的枪炮声此起彼伏,天空中到处都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一排排坦克伴随着轰鸣的发动机声音,以及成千上万的日军,正一步步朝着中国远征军的主阵地驶来。
随后,在中缅印战区盟军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建议和劝说下,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终于同意了全军撤退的要求。
从这一刻起,中国远征军一场悲壮的大撤退行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关于史迪威提出的“中国远征军撤往印度”的方案,中国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则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他不愿与英军一道撤往印度,而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撤回云南”。
当时,密支那地区已经落入了日军的手中,连接中国至缅甸的主要通道,尤其是滇缅公路均已被日军所占领。杜聿明想要率领部队撤回中国云南,唯一的路线只能往西北方向行军,穿越令人闻风丧胆的野人山。
野人山位于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的交界处,绵延数千里,纵深大约有两百多公里,山林里面树木遮天,几乎终年不见天日。
除此之外,山里猛兽成群,蚂蝗遍地,即便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也几乎没有人敢走进深山里面。因此,当地人把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统称为“野人山”。
中国远征军的将士们都知道,穿越野人山就相当于是踏上一条不归路。但是,回国的希望战胜了他们心中对野人山的恐惧。
5月1日,在中国远征军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第22师师长廖耀湘、第96师师长余韶表示坚决服从命令,但唯独新38师师长孙立人却表现得忧心忡忡。
孙立人不愿意用战士们的生命去野人山冒险,于是他坚决支持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等人的意见,率领新38师撤至印度,以待日后反击。
最终,中国远征军开始兵分两路撤退:
- 一路在杜聿明率领下的第五军5万将士走向了野人山,朝着云南的方向撤去。
- 另一路,新38师在孙立人的坚持之下,跟随英军撤往印度。
5月10日,杜聿明带领中国远征军大部队终于退至了野人山的山脚下,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的时候,就遭到了日军第56师团的阻击。
日军在进行地面攻击的同时,还有大批飞机屡屡向路面俯冲而来,对着密集的人群扫射。
面对日军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攻势,早已经疲惫不堪的中国远征军争相逃入山林,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的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也在激战当中腹部中弹。
在戴安澜身受重伤之后,战士们轮流利用用树枝做成的简易担架抬着他一边与日军周旋,一边艰难地奔波在缅北的高山峡谷和原始密林之中。
5月26日,中国远征军第200师的残部行至缅甸北部茅邦的克钦山寨,戴安澜的伤口已经严重感染,生命已经面临奄奄一息。他深知,自己已经不可能回到祖国了。
于是,戴安澜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吩咐卫士帮自己整理衣冠,静静等待着生命的最后一刻。
直至当天下午17时,38岁的戴安澜在异国的山林里彻底停止了呼吸。
将士们按照戴安澜的遗愿,将他的遗体抬回到中国,但是由于天气炎热,已经无法再继续抬着戴安澜的遗体继续前进,无奈之下只能将他的遗体火化。
野人山又叫胡康河谷,胡康河谷在缅甸语言里的意思是“魔鬼居住的地方”。刚刚踏入野人山,原始森林那种暗不见天日的环境令人生畏,密集的大树阻挡着战士们前行的道路,丛生的杂草绊得战士们几乎寸步难行。
从每年的5月下旬到10月之间,是野人山的雨季,瓢泼的大雨也成为了战士们遇到的第一大困难,虽然茂密的树林能够挡住阳光,却挡不住频繁的降雨。
由于降雨太大,战士们的脚下汪起了水坑,水里的蚂蟥纷纷漂浮了出来,它们通过衣服的缝隙,钻进战士们的皮肤里吸血。
将士们所走过的地方,几乎都被血水染成了红色,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血路。
不仅如此,中国远征军所携带的食品和药品,在多次躲避日军追击的时候,不小心丢失了一大部分。
考虑到眼前的困难,杜聿明私下叫来第22师师长廖耀湘,让他将部队中所有的食品、药品进行集中控制,一日三餐减为两餐,必要的时候减到每日一餐。
但是,就在命令下达后的第四天,整支部队的粮食储备几乎耗空,但此时的杜聿明已经顾不上追究谁的责任了。因为在这座原始森林里,还有着比饥荒更为恐怖的敌人,猩红热、登革热等热带疾病开始在部队当中蔓延开来,正在一步步侵蚀着战士们的生命。
很多生病的战士不想因为自己生病,而拖累整支部队的行程,他们拄着棍子,缓缓跟随着大部队的步伐。实在走不动的时候就靠在树下,或者干脆直接躺在泥水里,静静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在这看不见尽头的行军途中,饥饿和疾病每天都在消磨着远征军的战士们,倒下的人越来越多,绝望的情绪像传染病一样,开始在部队里四处蔓延。
有一个名叫王进的战士,他在进山之前左手受过伤,再加上野人山艰苦的环境,使他的伤势持续恶化,手臂肿得跟大腿一样粗。
不仅如此,王进还感染上了登革热,整个人几乎已经奄奄一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使出了全身最后的力气,对身边的战友们说:“没有死在战场上,可惜呀!”
自从进入野人山以来,战士们一路饱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杜聿明心里比刀割还要难受。看着沿路都是倒下的伤病员,他仍然希望能尽量把每一个活着的战士都带回祖国。
为了不让每一个战士落下,杜聿明下令让大部队继续前进,而伤病员则由护士班照顾,紧随在大部队的后面。
刘桂英就是当年中国远征军护士班的一名女护士,也是唯一一位走出野人山女性。她在多年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刚刚扶起一位倒在地上的战士,突然被护士长一把推开,语气冰冷地对我说道:‘这里不需要你,你走吧!’”
原来,当时的中国远征军护士班里,仅剩下了五名女护士,除了刘桂英以外的其余四个人都已经染上了疾病,大家都不想拖累她,希望她能够活着走出野人山。
没有食物,战士们只能寻找山里的野果、野菜来充饥,而面对浩瀚的原始森林,没有人能够知道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
但是,他们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一切被认为可以食用的东西,都会被一张张饥饿的嘴所吞食,几乎没有人会顾忌吃下去的后果。因为战士们实在是太饿了,他们只想填饱自己的肚子,只想多走几步,也许再走几步,就能够看见了祖国的蓝天。
此时的杜聿明持续发着高烧,躺在临时用树枝做成的担架上,这位平日里威风凛凛的将军已经是骨瘦如柴,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或许是苍天有知,不该让一支正义之师就此埋葬在无情的林海中,一次久违的晴天终于到来了。仿佛给长期在潮湿阴森的森林里行军的战士们,带来了一丝丝生的希望,他们行军的脚步声变得更加有力。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头顶上空传来了飞机的引擎声。刹那间,战士们疲惫的脸上慢慢展现岀了惊喜的神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定是来寻找他们的盟军飞机。
战士们一个个兴高采烈,躺在担架上的人也坐了起来,拄着拐杖的战士也将拐杖扔掉,不约而同地抬起头,饱含期待的目光一齐看向了天空。
但是,野人山那层厚厚的绿色屏障,几乎将天与地隔开了一样,密不透风的树林阻挡了人们的视线,只听见飞机的引擎声由远而近,渐渐飞到头顶上空,然后又越飞越远。
不一会儿,森林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
杜聿明忽然眼前一亮,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大喊一声:“砍树”。
战士们赶紧动员了起来,求生的欲望在激励着战士们,一棵颗大树很快被放倒。
仅仅了半天的时间,野人山的山头上就出现了一块小空地,战士们抱来枯枝落叶,在空地上堆起了三个柴堆,只等搜寻的飞机再次飞过他们的上空。
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天空中再次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引擎声,早已按捺不住的战士们立刻点燃火堆,浓烟冲天而起。
飞行员看到烟雾升起,立刻驾驶飞机朝着烟雾的方向飞了过来,战士们终于看清了这是一架美军的飞机。
飞机在中国远征军的上空盘旋几圈之后,投下了数个下面挂有黑色箱子的降落伞。
降落伞刚一落地,战士们就蜂拥而上,里面装满了他们急需的药品、饮用水和食物。
原来,已经跟随英军成功到达印度的孙立人等人,由于失去了杜聿明的消息,于是就不断地向杜聿明部队发电报,试图联系上踏入野人山的战友们。
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收到电报的杜聿明部队将情况转告孙立人,孙立人立即请求驻印度的美国空军带着急救物资,沿着野人山一路搜救。
随后,美军飞机立刻飞回总部,详实报告了这一情况,盟军立刻再次派出多架飞机以及空降兵,帮助陷入在野人山里面的中国远征军,并空投了更多的救援物资。
四天之后,中国远征军终于走出了野人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至此,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进入缅甸与日军作战,最终以千难万险地撤退而告终。
著名诗人穆旦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来祭奠牺牲在野人山里的无数中国远征军的英魂: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