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与突然向自己发动围击的国民党军队血战7昼夜，损失惨重，军长叶挺也被扣押，毛泽东闻讯震怒，一度准备和蒋介石“打到底”。
然而，在日寇侵略的大背景下，一切“内战”的苗头，都可能会将国内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抗日统一战线”断送掉。
外敌猖獗，百姓苦难。中共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决定选择隐忍，按照共产国际方面的指示，以抗日为重，稳定中国的反法西斯战场，努力修复国共两党关系的裂痕。
图｜蒋介石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缓和局势、平息舆论，蒋介石不仅悄悄地将对新四军的指控由“叛变”转为“违反军纪”，还对毛泽东发出了和平会谈的邀请。
蒋约毛会面，毛亦有见蒋之意，然而，周恩来却坚持反对。
国共会谈，争取和平解决此次冲突，这是好事。但是，毛泽东亲自前往西安去见蒋介石，周恩来一万个不同意。
就自己要不要赴约见蒋之事，毛泽东的意见一度和周恩来相反。他认为，此时与蒋介石会面对国际国内局势都有极大好处，哪怕最终什么问题都未解决，此次会谈对改善两党关系而言也是意义重大的。
周恩来却不这么认为。他指出，此时见蒋的时机“尚不成熟”，蒋介石所主张的“政治解决”并非民主合作，而是想要我方屈服，谈判的地点是他的地盘，难保他们不会借势逼迫我方依照他们的想法解决更多问题。
图｜毛泽东
而且此次情况复杂，路途较远，毛泽东还正赶上身患感冒。若是此时毛泽东贸然前去，怕是只会使事态发展更加不利。倘若到了蒋介石的地盘后，人家借口挽留，不许回程，那事情就更难办了。
但是，若不对蒋介石的邀请做出回应，那也是不妥的。国共关系正有向好发展的可能，中共方面自然也应该尽力促成这一可能。
权衡再三，周恩来提议，派林彪出面与蒋介石会谈，谈判时也不要把话讲死，先试探下对方的态度和底线，看事态发展情况如何，之后再决定是否由毛泽东与之会面。
周恩来原本是考虑由朱德或林彪先行前往的，而最终决定推荐林彪代替毛泽东先行见蒋，是考虑到林彪身份的特殊性。
林彪曾在苏联养病，期间与共产国际方面多有接触，他比较熟悉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国问题的态度，同时他还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抗战中战绩斐然。
蒋介石一向对“黄埔”出身的军官感情不同，既然林彪与蒋介石有着“师生”的名义，相对而言关系也就更近一些。
图｜蒋介石
听说林彪要来，蒋介石也很欢迎。蒋介石对林彪这个学生还是比较看好的，早在林彪毕业前夕,作为“校长”的蒋介石就想拉拢他作心腹，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
自从林彪毕业之后，他们已经多年未见，蒋介石对林彪甚至还有些惦念。就在一开始两党商定会谈事宜时，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自问道：“共党林彪之不来，何耶?”
蒋介石刚在日记中念叨完林彪，三日后，他便接到了彭德怀的上报：林彪已“动身晋谒”，蒋介石得知后，高高兴兴地批准了。
蒋介石这边高兴地等着林彪来，林彪却未按期到达两方约定的西安。由于路上遇到了山洪，林彪一行在途中耽误了些时间，等到他在9月17日到达西安的时候，蒋介石已经返回了重庆。
虽然没能在西安达成会面，但是蒋介石留下话，要林彪“赴渝面谈”。
中共方面对此次会谈十分看重，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也下达指示，要林彪赶赴重庆，争取在改善两党关系的同时也能顺便解决些具体问题。
图｜林彪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左起为龚澎、林彪、周恩来、董必武
10月7日，林彪按要求到达了重庆，6天后，受蒋介石之邀赴宴相见，张治中作陪。
见面后，林彪先是转达了毛泽东“甚愿见蒋”的心意，并向蒋介石说明了毛泽东“适患感冒，未能成行”的情况。蒋即问毛好，接着又问道：“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我吗?”
为示亲切，林彪不称蒋为“委员长”,而是“校长”。他微笑着回答道：“自从接得校长约定在西安相见的电报后，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
如此回答，林彪是为让蒋介石明白，自己此行的态度以及之后会谈所言，都并非只是代表他个人的见解，更是代表的毛与中共高层的意见。
会谈一开始，林彪就国内、国际以及两党合作等事向蒋介石作了郑重表态。在林彪发言时，蒋介石则一直静听，或频频点头，没有插话。
林彪在就“抗战”、“建国”以及“两党合作”等方面发表意见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主要强调国共两党的相同之处，表达和解、团结的愿望，对两党在建国目标上的歧异，则讳言或少言。会上气氛还算融洽。
图｜林彪
此次谈话时长约45分钟，在临结束的时候，蒋介石问林彪：“汝在重庆尚有几日勾留?”
林彪听完一愣，他心想，任务还未完成，归期是何期啊？更何况这是到了重庆，能不能走，何时走，他蒋介石反倒问起我了？
林彪只好打哈哈，最后，双方约定在林彪离渝之前，再召见谈话一次。
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谈话，实际上并未取得什么突破性进展，终究还是印证了周恩来“很难解决问题”的预想。
事后，周恩来从张治中处得知，林彪此次赴宴，其与蒋介石的席间谈话，“前数段甚好”，蒋介石一开始也表现得很有兴趣，态度很好。然而，等到最后林彪谈到“内战危险”的时候，蒋介石“数看手表”，显得十分不耐烦。
之后，周恩来便将此次林蒋会谈的情况电告延安，并建议将林彪回延安的日期提上日程，免得夜长梦多。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指示林彪再次见过蒋介石后便可回延安。
由于林彪在名义上是中共派来会谈的代表，又鉴于他的身份地位与曾为其“师长”的蒋介石不匹配，国民党方面便安排了张治中为代表，令张与林进行谈判。
12月16日，蒋介石再次会见林彪。当林彪谈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敌后抗日的情况，以及提出扩编军队和发给药品的要求时，蒋介石避重就轻，只说药品可以由何应钦发给，但闭口不谈军队扩编之事。
图｜国民党当局印发的皖南事变宣传品
虽然当时已到年底，距离皖南事变的发生已经过了将近一年了，然而对于事变后重整旗鼓的新四军，蒋介石却一直持“不承认”的态度，甚至对“新四军”这一番号都十分反感。
在这次谈话的过程中，林彪在发言时曾提到了“新四军”三个字，一直沉寂静听的蒋介石立刻表现得十分激动，不仅开口打断了林彪的讲话，还面红耳赤地说道：“今后勿再提新四军，再提新四军我是不听的。”
蒋介石如此强烈的反应，让林彪感到有些意外。之后，他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只和蒋介石谈原则的是，不再提及新四军问题了。
不过，即便是这样，此次会谈依旧十分艰难，林彪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之后数月，林彪与周恩来，与张治中就两党合作的多项具体问题展开了数次商议，但最终因分歧很大，未能达成共识。
转眼就到了第二年夏季。林彪与周恩来等人在重庆留待已久，具体问题的协商虽未见明显成效，但皖南事变后的紧张气氛确实缓和了不少，国内的形势和舆论也在向国民党方面不断施压。
图｜蒋介石与宋美龄
一日清晨，蒋介石像往常一样浏览报纸，《大公报》上一篇名为《看重庆，念中原》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蒋介石看着文章，眼越睁越大，脸色气得煞白。
紧接着，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便接到了蒋介石的传唤。
蒋介石指着报纸上的文章问陈布雷：“如今抗战已到了第五个年头，军、政两费日感困难，我提倡节俭，吸收游资，向西南、西北大后方推销一亿元‘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功在国家，利在自己’，报纸竟说出这样没有良心的话，是何道理！”
陈布雷本是记者出身，他业务能力突出，在报界颇有声望，如今已被蒋介石吸收到了智囊团内。面对蒋介石的质问，“老报人”陈布雷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
自1942年河南大旱后，中原灾民流离失所，四处逃荒，死伤无数。赴灾区实地采访的记者将实情反馈给重庆《大公报》，编辑王芸生联想到重庆内歌舞升平、政府对灾区不闻不问，便写下了这篇文章。
然而，这种反映实情报道显然不是蒋介石所愿意见到的，一种不祥的预感漫上了陈布雷的心头。果然，在一顿情绪宣泄后，蒋介石命令，对《大公报》实施停刊三天的处罚，以观后效。
图｜陈布雷
其实，国内舆论已然如此，蒋介石也心中有数。莫说《大公报》，就连国民党内部的高官也有不少对他的主张颇有微词。
就在前不久，蒋介石主持编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正式出版了，然而，令蒋介石十分意外的是，这本完全按照他的意志所撰成的书，一经面世便受到了外界众多批评，甚至连白崇禧、何应钦等人都认为不应该在书中责备和得罪英国人。
这让蒋介石很不痛快，但他心中也十分清楚，事到如今，类似处罚《大公报》的这类举措已无异于隔靴搔痒，国内还有太多事远比这要紧的多。
陈布雷此次就给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周恩来、林彪想要见他。
蒋介石本想推脱，但听到陈布雷说周、林有准备离开重庆的意思，蒋介石当即改变了主意。他翻开日历，仔细地计算着时间，最后决定将见面的时间定在三天后。
图｜蒋介石
三天后，也就是6月7日。这一天，周恩来、林彪来到了蒋介石的会议室。蒋介石向他们表示了礼节性的欢迎，脸上掠过一丝稍纵即逝的笑意。军统局的唐纵也奉命陪同接待。
周、林二人都察觉到了老蒋那抹神秘的微笑，两人交换眼神，心领神会。
在来之前，周恩来接到了延安的电报，得知了共产国际已经解散的消息。这样突然的变故，对中共而言无疑是件大事。因此，中央决定要召开会议，讨论之后的政策，请周恩来速回延安。
图｜周恩来
但是，周恩来也很清楚，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他回去的。自皖南事变之后，他就来到重庆负责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时间说短不短，已经有过了一年半了。
这么久的时间里，周恩来与同志们尽力争取，但谈判依然十分艰难。蒋介石更是从未松过口让他们离开，明显是想将他们耗在这里。
不过，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得走。虽然事态紧急，但林彪与周恩来仍不动声色，脸上看不出任何焦急、愤怒、担心、失望的情绪。
周恩来的谈判独具风格，他一向习惯于“后发制人”。他冷静地观察着出席者们，心中盘算着发言时机。
会上，蒋介石也不表态，会谈主要是林彪与张治中的交锋。
图｜林彪
张治中态度强硬：“你们现在不解决，将来战争结束，你们还拥有武力，将何以为国人所谅解？”
林彪也不示弱，他微笑着，似是而非地答道：“到那时当然不好，所以现在大家要接近，将来便更容易办嘛。”
蒋介石忍不住开口说道：“如果中共放弃武力，本党采宽容态度。”
林彪随即答道：“将军队交出来，但国民党必须首先树立诚心！使我党相信国民党能给予我党合法地位之保障。”
张治中一脸严肃地说道：“何应钦说前方摩擦继续，情况不明，我们的谈判只好搁一搁了。”
这是国民党方面企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加强政治攻势，辅以军事压迫，逼迫八路军交出军队和根据地政权的潜台词。
这时，会场一片安静。双方互相凝视了几分钟，各自似乎都在等待着对方先做出解释。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周恩来巧妙地抓住这一时机，顺水推舟，表示“谈判暂搁”是意料之中的事，既然如此，组织决定让林彪回延安一趟，如果之后还要继续谈，那就再来。
接着，他略停了一会，又说道：“我自己也拟回一趟延安，以便使延安了解外间情况，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会谈唇枪舌剑进行了这样久，周恩来一直未发言，就是在等对方先提出来“暂停谈判”的提议。
现在他提出回延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再配合他脸上那种难以名状的表情，效果不亚于一场雄辩，对方即使不愿意也不好拒绝了。
图｜林彪与周恩来
果然，周恩来的话音一落，蒋介石沉默了。
这样的沉默让一旁的林彪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是他仍表现得不紧不慢，口气轻松地说道：“校长，周恩来在重庆工作也已经有一年多了，身心俱疲，就让我带他回延安小休吧！”
蒋介石看着周、林二人，眼神似有不舍。确实，这一年多来，国民党靠着“和平协商”的幌子，没少在背地里搞小动作，甚至多次试探性地制造摩擦，虽然舆论多有批评，但两党尚处于谈判之中，他料定共产党还是不愿轻易与他撕破脸的。
然而，只要周恩来和林彪的谈判组一走，在舆论的压力下，他蒋介石的拖延计划真的就要彻底告吹了。
事已至此，谈判早已陷入僵局，蒋介石就是想拖，也没有了继续拖下去的借口。蒋介石最终还是没有再说什么，点头同意了林彪的提议。
就这样，这场历经一年多的马拉松式的“重庆谈判”，最终以周、林一行人返回延安而不了了之。
这场耗时的谈判意义甚微，并未解决两党之间存在的主要实际问题，这是蒋介石意料之中的。不过，令他更失望的是，他心中的另一个期望也随之破灭了。
在蒋介石于重庆首次见过林彪之后，他曾在日记中记道：“林彪奉其共党之命来见，幼稚可叹!”蒋介石何出此言，林彪又何处“幼稚”?蒋介石在日记中并没有解释，不过胡宗南的日记中却道出了端倪。
图｜黄埔军校
原来，早在林彪从苏联回国、路过西安时，胡宗南便与他有过交集了。对于这位同是黄埔出身的“校友”，胡宗南早有耳闻，甚至还曾听自己的好友胡公冕说起：“林彪为小资产阶级色彩极浓之人，可以分化。”
胡公冕与林彪并无私交，他对林的这种印象又是从何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明确的是，胡宗南听过胡公冕关于林彪的这般评价之后，显然是相信了。
1942年初，归国途留西安的林彪受到了胡宗南的盛情款待。1月31日，胡宗南与林彪小叙，两人谈话近四个小时。期间，胡宗南向林彪转告了“校长”对林的期望，也暗示了蒋介石想要拉拢林的意思。
事后，胡宗南认为，两人此次的谈话还是比较顺利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林）对毛泽东、朱德，则直呼其名，并有訾议之处。林盖初自国外归来，思想似乎有转变之势。”
显然，胡宗南不仅相信了胡功冕所言，还通过自己与林的接触“证实”了这一点。
实际上，胡宗南对林彪的此番印象，应该是他对当时林彪一番寒暄和客套的误解和扭曲。
图｜胡宗南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刚刚回国，正满怀热情和乐观的林彪对胡宗南大谈“国共合作”，乃至“共同建国”的重要性，虽然敷衍和客套的成分极大，但由于胡宗南对他别有用心，故而在林彪发言时，胡宗南频频点头。
胡宗南当然不会真的以为林彪说的是什么真理性的“新言论”，但他还是表现得很受触动，不仅答应愿意重新调整与边区的关系，考虑给八路军提供医疗、武器上的帮助，甚至还亲自押运送给林彪大批军事书籍的军车。
胡宗南的此番殷勤举动，当然不是毫无来由的。就在林彪到西安之前，蒋介石早就下令叫胡宗南保护好林彪的安全，并且明确指示胡宗南“接待林彪要以热情体贴为妥，务必使其感到亲切随和，宾至如归。”
有了蒋介石的指示，胡宗南心中便更明白了，蒋介石对林彪是十分看重的，若是自己能将其成功拉拢过来，那必定就是大功一件。
因此，他貌似是投桃报李，实际上却是暗含心机，他自己心中认定了林彪已有“转变之势”，故而费尽心思抓紧拉拢。
图｜蒋介石与胡宗南
想必胡宗南在与林彪接触之后，也把自己对林彪“可以争取”的看法上报给了蒋介石，因此蒋介石才会想借与中共方面会谈的机会见林彪。
然而，在重庆，林与蒋的三次相见，却给对林彪满怀期待的蒋介石泼了一盆冷水。在三次接触中，几乎都是林彪在讲，其言语立场，妥妥的一个中共老将，蒋介石越听心越凉，越听越不耐烦。
这就是胡宗南所谓的有“转变之势”？显然是与他们之前的判断有云泥之别。蒋介石心里直骂娘，回头便在日记中对林彪做出了“幼稚可叹”的评价。
实际上，什么“幼稚可叹”，只不过是蒋介石为了掩饰自己拉拢不成的“一厢情愿”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