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已经败退至通化的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同样接到了停战的命令。
接起电话的人名叫藤田实彦，在这一年1月刚刚出任125师团参谋长，授衔大佐。
曾经在攻占南京的战斗中立下大功的藤田实彦正处于自己仕途的上升期，因此当他接到关东军司令部打来的通知投降的电话时表达了坚决的拒绝，并与打电话的作战参谋产生了激烈争执。
据这名作战参谋回忆，藤田实彦当时非常强硬地问道：“如果我的师团不听从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呢？”
参谋警告道：“不服从军令的结果是什么，请想一想天皇的广播诏书。”
如同那个时代无数被鼓动的日本年轻人一样，藤田实彦坚决地说道：“只有师团玉碎的时候，才能够考虑停战和解除武装。”最终，在被拘捕的威胁下，藤田实彦表示了暂时的服从。
125师团的师团长表示了服从，并且决定执行停战命令。深感在师团中孤立无援的藤田实彦当天连夜动用一辆军用卡车，装上师团的钱款和粮食，带上自己的家属和亲信逃离了通化。
日本人称他的逃跑为“第一号逃跑”，而此时的中国人还想不到，第一个逃跑的藤田实彦在后来给吉林通化造成了多么大的噩梦。
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明确指出，通化的战略地位无异于“汉高祖之汉中”。通化地处长白山山麓，是连接南北满洲的枢纽，绝对的“兵家必争之地”。
通化还有罕见的优质矿产资源，其战略意义进一步上升。1945年8月末被苏联红军攻占并解除了125师团的武装、进行军事管制；中国共产党则在9月下旬抽调大批军队挺进东北，抢先一步配合苏军解放了通化。
国民党当时在东北没有兵力，蒋介石因此心急如焚。他不仅在美国的援助下通过海陆空三方面向东北运送军队，更派了大批特务在东北勾结土匪、当地警察，甚至日伪军残余，组织了大批反革命武装策划暴乱，公然向我党我军进攻。
就这样，处于险要之地的通化成为了各个势力混杂并拼命争取的地方。在广袤的、被日本侵略和殖民良久的东北大地上，即便迎来了日本的投降也没有驱赶走四处响起的枪声。
日本投降
1945年11月16日，国民党军攻占山海关，随后是锦州、沈阳。为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12月初成立了后方司令部，并将筹建中的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炮校、军政大学全部迁移到了司令部所在的通化，另设电台、报社等。
时间转眼到了1946年2月3日，通化的人们迎来了多年战火后的第一个春节。就在大家沉浸在难得的节日气氛中，暂时忘记了混乱与战争的时候，一场精心策划的暴动即将展开。
当日凌晨4时，全市电灯突然神秘地三亮三灭，随后全是陷入一片漆黑之中。霎那间枪声大作，暴徒们手持棍棒和战刀，大声喊叫着向室内行政公署大楼、通化支队司令部、飞机场等重要目标发起冲锋。
这次暴乱没能让通化人民期待已久的春节毁于一旦。两个多小时后局面已经完全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这场反革命暴乱被平定。
八路军战士
尽管暴乱的时间并不长，但必须意识到的是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暴乱，而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反共、反中活动。
从参与的人数中就可以看出：事后统计，参加暴乱人数总共有一万三千余名。若不是足够的警惕加上一点点运气，这次暴乱绝不会如此轻易被平定。
一天后，在朝鲜义勇军支队挨家挨户搜捕后，暴乱的策划者之一藤田实彦在一名日本内应家的天棚中被抓捕。
曾经强硬试图抗争日本军部投降命令、坚持要“玉碎”的藤田实彦此时形容凄惨，他全身沾满了灰尘，脚上缠着厚厚的绷带——那是他跳楼逃跑时摔伤的。
朝鲜义勇军
一口一个“玉碎”的藤田实彦被捕后却没有表现出“武士道”精神，而是非常配合地交代了策划组织暴动的全过程。
曾经在南京立下功劳的藤田实彦在关东军内部并不是没有地位的，他被人称为“胡子大佐”，在滞留通化的日本军民心中有着很高的威信。
因此，即便他在投降时选择了逃跑，仍旧有许多日本士兵支持他——这部分日本士兵散落在偏僻的山岳地区，关东军司令部也曾经暗中命令他们保存实力。
就这样，藤田实彦带领125师团残部三千余人潜伏在了通化老爷岭深山之中，并不断有散兵游勇投奔他。
日军
藤田相信自己会等来机会，因为不甘心投降的绝不止他一人，不甘心放弃通化的人会更多。
早在战争显露出颓势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就曾经将通化视为最后盘踞的老巢，甚至曾经计划将天皇也接到这里，可见日本人对通化的重视。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通化事实上成为了日伪反动分子的大本营。
三个月后，藤田实彦等待的机会来了：11月20日，一支他意想不到的部队给他发来了委任状，任命他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负责搜罗各地区日军对抗共产党部队。
这纸委任状，来自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莫德惠。
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党有多么短视和健忘，忘记了刚刚结束的、付出无数死伤的抗日战争，短视到以为与战败的日本人合作就能讨到便宜，一门心思想要从中共手中抢夺东北。
莫德惠
1945年11月，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李光忱，派出两名加入了国民党的日本特务，携带20万元“活动经费”来到了通化，秘密联系到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晓（又名孙耕尧）。他们的目的便是联合日本人策划暴乱。
孙耕晓在当地也是个“人物”，他在伪满时期是有名的大汉奸，曾经担任伪协和会通化支部宣传委员，横行霸道、作恶多端，被当地民众称为“二鬼子”。
日本投降后，他又迅速混到了国民党中，甚至担任了一县党支部书记的重要职位。
从过往履历中便可知此人是个实打实的投机分子，而为了拥有实权，向“党国”表功，孙耕晓可以说做梦都想将通化控制在国民党手中。
在国民党派来特务的联络下，孙耕晓同样联系到了藤田实彦，藤田手中的筹码让他眼前一亮：不仅有三千部下，还有部分被编入中共序列、可以被策动的飞机和坦克。
日军的坦克
12月15日，孙耕晓迫不及待地与藤田实彦会晤，并开始策划暴动。两人一拍即合：一个提供“刀”，一个提供借口。
为了让“手握重兵”的藤田实彦参与到暴动中，孙耕晓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的三个条件：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国、不失业、全部加入台湾籍。
孙耕晓的痛快让藤田实彦惊讶，他的急迫给了藤田继续提条件的机会。随后藤田提出了第四个条件：暴动成功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
任何一个政府都绝不会允许这种“国中之国”的出现，脑子清楚的人也绝不会答允。可不知道孙耕晓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居然一口应下了。
侵华日军
事实上，除了藤田这样的野心家，在通化的其他日本人未必想要暴动。1945年11月10日前后，我党领导通化当地的日本人管理委员会和日本解放同盟联合召开了日本侨民大会，与会的大多数人都表示拥护我党政策、服从人民政府管理。
此情此景让混入大会中的藤田实彦着急不已。在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发表了极具煽动性的讲话：“我们应各尽自己的义务，创造一个使各民族都能安心生活的社会。”
随后的通化市民大会上，藤田竟然揭下了伪装，以真实面目站在大会台上发表煽动性言论。在他的鼓动下，真的有人别有用心地提出了“打倒军阀”、“中日民族提携”等口号。
事后也有人承认这些行为实在太蠢，因为“像是不知道通化有八路军并且在这里统治一样”。
谁也不知道身为师团参谋长的藤田实彦政治敏锐度为什么差到这个程度，或者说为什么自信到了这个程度。
侵华日军军官
总之，他的行为此后悉数落在了中共眼中，防备暴乱也成为在通化中共部队的重要任务之一。
市民大会之后，藤田实彦实际上被通化公安机关逮捕了起来，但不久他就越狱逃走（也是在这时候受了脚伤），继续与孙耕晓等人密谋暴乱。
但能够越狱的毕竟是少数：意识到少部分日本人可能策划暴乱后，我军警机关加快了搜捕战犯的步伐截至1946年1月底已经有大尉以上战犯120余人被捕。
部分日本人“复仇”心切，国民党特务策划暴乱则是一把好手。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特务在东北沈阳、本溪、长春等地先后策划了三十多起大小暴乱。
仅在通化就有至少两例：1945年10月30日，伪满军残部试图进攻通化兴隆街后山我军阵地，被强势镇压；11月14日，伪满警官队袭击了我军驻通化二道江二团，其中还有许多日本人参加。
侵华日军
狼狈为奸的国民党和日本人，一方拒绝认清事实，另一方不惜出卖民族尊严，两方就这么一拍即合，准备策划一次大暴乱。原定于1946年1月17日举行的暴乱因没有外援拖到了27日，后来又拖到了2月3日。
暴乱之前，孙耕晓与藤田实彦制定了“二·三”反革命暴乱计划，目的中赫然写着“成立中日联合政府”。
按照这次计划书所写，暴乱总共可以有五万人参加，其中日军3万人，国民党地方武装2万，还有内应分子600余人。
自认实力“雄厚”的他们甚至已经为迎接“暴动成功”开始做舆论准备，例如准备将《通化日报》改为《东边民报》，并计划在社论的第一句话就写：我们的联合政府是难产的，喜庆今天终于诞生了。
侵华日军
从藤田实彦公开露面开始，通化地区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就全部开始重视反暴动与逮捕日本战犯了。
藤田实彦的暴动计划一再推迟也是因为计划被我军提前得知。他没想到的是，“精心”策划、推迟两次的暴动计划到底被我军掌握在了手中。
这说起来也有运气因素。1946年2月2日午后，暴乱分子试图策反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供给股长沈殿凯——汉奸刘子周将他带到了暴动“总指挥部”中加以威胁。
之所以选择沈殿凯，是因为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短，再加上暴乱重要头目之一的刘靖儒是他的姑父。沈殿凯所处的职位也非常重要，他管理的修械所中有八百多支枪。
但这些暴动分子没想到的是，沈殿凯的革命决心不输于任何一个老同志，从小流浪、父母都因日本人而死去的沈殿凯，对姑父、对日本人都没什么好印象。
他在暴动“总指挥部”中假意答允，套到了许多情报。随后他以回到驻地取枪“入伙”为由摆脱了控制，并迅速将这个即将暴动的消息报告了兵工部部长吴云清。
接到如此重要情报的吴云清一边用电话与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联系，一边立刻派车将沈殿凯送到了通化支队司令部当面向刘西元汇报。
刘西元中将
下午六时，在距离暴动仅有十个小时的时候，中共通化分省委迅速召开了会议。根据已经得知的情报，这次暴乱的规模将远超从前。
敌人可以达到两万余人的兵力，而中共部队只有朝鲜义勇军的两个连和其他能够参加作战的五百余人，双方数量对比达到了20：1。
由于时间紧迫，会议上也做不出什么周密的布置，只能分几块安排了下去：立刻组织催调援兵、查出内应分子、党员起带头作用带领群众抵御。
与此同时，中共通化分省委发起了“斩首行动”。2月2日晚7时，刘西元根据沈殿凯的回忆，下令查抄暴乱总部，孙耕晓、刘子周等主要策划者和汉奸被当场逮捕，同时搜到了敌人的暴动计划、密令、名册等重要文件。
当晚中共也对孙耕晓进行了加急审讯，进一步证明了敌人暴乱计划，并得知更多细节信息。
刘西元
在这里还要提及另一个坚守信念没有被策反，反而为我军提供大量情报的英雄——王晓峰。
早在1945年12月底，国民党地下保安队长周学礼，就凭借同学关系试图策反通化县大队警卫员侦查员王晓峰。
即便是敌人多次威逼利诱，王晓峰也没有动心，而是将自己握到的信息全都报告给了组织。他的报告也使得中共能够掌握敌人的许多动向，为平息暴乱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外敌“斩首”的同时，整肃内部的工作也在进行。当晚我军就缴了通化县大队的械，替换上由矿工组成的县大队。
航校、炮校中也有发现日本驾驶员上了飞机、正在往坦克里灌油等行为，这些人全部被捕后软禁了行为。国民党畅想的飞机大炮最终没有一个出现在暴动中。
八路军
忙碌了几个小时后，有人错误估计头目被捕后或许暴乱就不会发生了。这也是为什么被派到电业局保卫电闸的同志没有发挥作用，还是让暴乱分子伺机发布了暴乱的信号：灯三亮三灭。
不过好在大部分人仍旧保持了警惕。支队司令部和公署楼前的暴徒没能前进一步；市公安局的暴徒们虽然攻占了两层楼房，但公安战士们沉着应战，用火力封住了第三层的楼口。
为了救出被我军逮捕的要犯，敌人集中火力攻击了以上几个地方，结果不但没能救出一个人，反倒是“指挥官以下绝大多数都战死”。
城内的战士们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从城外赶来回防的李红光支队赶到，守卫机关的战士们立刻发起了反击。暴动队伍招架不住，四处溃散。
当天色大亮时，除了尸体已经没有任何暴动的痕迹。人们奔走相告：“幸亏八路军给人民免去了一场灾难”。
八路军战士
显而易见，这次暴乱的原因是国民党军队试图快速夺权，以及部分日本人不愿遵从军部命令，坚持着自己可笑的法西斯梦想。
然而，在日本人所著的《关总》和《满洲帝国》两本书中，对暴动原因进行了肆意歪曲：
他们承认曾经有许多八路军俘虏被作为劳工移送到了“满洲国”，但随后他们歪曲称这些人因“报仇”对日本人进行了“不当的逮捕，不讲道理的枪杀”，余下的日本人似乎是不得已才反抗的。
事实上，我军解放通化后仅仅是及时清查了户口，被逮捕的全部都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这些手上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战犯被枪杀，哪里称得上“不讲道理”呢？
究竟是谁曾经对别国国民展开“不讲道理的枪杀”呢？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像这种恶意歪曲历史的声音在日本仍有市场，可见部分日本人并未反思这段历史。
日军战俘
或许有人注意到，藤田的名字没有出现在2月2日晚的被捕名单中。没错，这位精明的日本大佐在“斩首行动”之前就逃了。
当天下午，藤田所派出的一名通讯兵迟迟没有归来，他意识到或许出了问题，立刻烧毁了自己身边所有的重要文件，又带着几名亲信逃离了。当然这次他没能逃到山里，而是在暴动的第二天就被捕了。
作为暴动的策划者，藤田实彦当然不会有好下场。3月8日起，在通化市人流最密集的丁字街“裕丰厚”商店大楼前进行了反革命武装暴动展览，“展品”就是被五花大绑的藤田实彦。
围观的中国群众痛骂他，纷纷朝他吐口水，扔东西。如果不是身边还有守卫的执勤战士，藤田恐怕在当天就会被砸成肉泥。
南京大屠杀元凶谷寿夫被游街枪决（非藤田实彦）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当有日本人走过的时候，藤田便会鞠躬，并会不断说着“对不起你们了！”
的确，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死亡者约为1090名。如果不是藤田的野心，这千名日本人或许不用死。
他们死得非常没有尊严：因为关东军在撤离时，宁愿把大批囤积的军用物资烧掉也不肯留给中国东北的老百姓，再加上多年殖民，这里的人民对日本人一点好印象没有。
他们扒光了被打死的日本人的衣服，将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嘴里的金牙都搜走了。
参观罪行展的日本人对藤田一点好印象没有。《通化日报》上，一名日本人发文批评道：“他完全是个旧时代的，无用的废物。”
日本战犯（非藤田实彦）
许多日本人在战后著作中讽刺，战败五个月后、没有了武器还妄图暴乱，怎么能够获得胜利呢？
游街示众多天，被无数民众唾弃的藤田实彦在极度绝望中患上了急性气管炎，与3月14日抢救无效死亡。这一天，恰好是藤田实彦的生日。
遥想当年他在南京城下穿着崭新的军装，站在战车之前下达屠杀中国军民的命令，就觉得这种死法实在是太便宜了他。
反暴乱的胜利让中共在通化乃至整个东北进一步站稳了脚跟，也提高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可度。
相反，国民党就连最后一层遮羞布都失去了：在展览中，我军展出了孙耕晓、藤田等人共同签发的各种号令，完全不顾人民感情，不顾民族尊严，与侵犯了中国东北十四年之久的日本人联手，国民党在东北民众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汉奸
以小见大，这次暴动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最后赢得民心、获得胜利的是中国共产党。
因夺权之心不顾民众感情，在当地发动暴乱时试图动用飞机、坦克这种很容易误伤无辜之人的伤害性极大的武器；出卖民族尊严，甚至答应国民党旗帜与日本国旗共同在通化升旗。
这样自私又无脊梁的政党，失败才是它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