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民国关中的凤翔大屠杀

自民国初年陆建章、陈树藩相继督陕，搞的陕西境内民怨沸腾，兵乱不断。陕西各地的武装揭竿而起，在驱逐了陆建章、陈树藩的同时，关中形成了一个军阀混战的纷乱局面。

1917年，陕西靖国军组建后，各种大小军阀独霸一方各自为政的，陕西省内形成了无数封建割据的独立王国。

民国军阀

1921年8月，冯玉祥任陕督，诱杀了驻防凤翔的陕西靖国军将领郭坚，冯玉祥旋即率部占领了凤翔郭坚的靖国军司令部，劫收了凤翔、乾县、武功、扶风、岐山等防区。郭坚部下党玉琨不接受冯玉祥的收编，率部退守礼泉驻扎。

郭坚

随后陕西靖国军相继接受改编。直奉战争爆发，改编后的靖国军，一部分随冯玉祥出陕作战，一部分则留守陕西，依旧各自霸占地盘，把持财政。

接受改编的靖国军田玉洁部留守关中，并被任命为渭北剿匪司令，驻扎泾阳。其时三原、泾阳、高陵、淳化、乾县、富平、同官（今铜川印台区）、耀县、中部（今黄陵县）、宜君、蒲城的兴镇，临潼的栎阳镇、田市镇、渭南的固市镇和孝义镇等，统归田玉洁节制。

辖区内的军政统归田玉洁管理，随冯玉祥出陕作战的胡景翼所率部队的给养半数由上述辖区筹措。辖区各县县长统由田玉洁委派。

田玉洁管理的留守部队和驻地分别是田玉洁的王俊生、党又青两个团驻泾阳；石象仪的补充团驻高陵、栎阳；丑秀珊营（岳维峻留守部队）驻乾县；冯子明的补充团驻富平、耀县、潼关、中部（今黄陵县）、宜君；康子定的补充团驻蒲城兴镇、荆姚镇；耿固臣营（邓宝珊留守部队）驻渭南固市镇；王绪考补充团驻临潼田市镇；姚林义的补充团驻渭南孝义镇；马青苑的补充团驻渭南交口（包括甄寿珊营）；鲍贵堂补充团驻乾县；王绍猷团驻三原。

郭坚被冯玉祥诱杀后，他的部下麻振武驻守岐山，拒绝冯玉祥收编，后投靠镇嵩军刘镇华。1924年，麻振武奉命攻克合阳，继而占领了澄城。

1925年春，为指挥“胡憨战争”，刘镇华率镇嵩军主力开往豫西洛阳。在刘率军援豫时，将其原驻大荔、朝邑一带防地移交麻振武部接管。

二虎守长安

1926年2月至11月，镇嵩军刘振华以十万大军围攻西安，李虎臣、杨虎城二虎守西安。8个多月没能拿下西安，后刘镇华被冯玉祥部的援陕部队击溃而被逐出陕西。西安得以解围，二虎的守城战役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此后陕西各地的大小军阀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实力和地盘，把“据守孤城”作为传统的作战方式。同年，党玉琨重新返回凤翔驻守。

麻振武随刘镇华围攻西安失败后，返回自己的老巢大荔，被冯玉祥部方振武的第五军跟随而来围困大荔。两个月后方振武部奉命东调参加北伐战争。围攻大荔的任务改由韩复榘的第八军接替。

麻振武盘踞大荔多年，他奉行“三不拿两不抢”政策，即碾不拿、磨不拿、尿罐不拿，不抢老鼠、不抢麻雀。恶名远扬。

民国时期大荔

他为了能够持久守住大荔，对城池的防御做了一番改变，他在城墙之外加筑了一道土城，土城之外的城壕深宽都达三丈以上，壕沟外周围每隔百米就修筑一座砖石炮楼或者碉堡，下有地道通入城中。麻振武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从毗邻的山西阎锡山处换来各种武器弹药，城内粮食武器弹药储备非常充足。

韩复榘围攻大荔两个月之久，也未能攻克。后因北伐战事吃紧，奉命东调。围攻的任务由第二军的刘汝明部来继续。刘继续攻打两个多月，人马折损不少，还是久攻不下。

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蒋介石分别在郑州、徐州举行会议后,决定在豫、陕、甘等省进行“清党”反共。蒋介石的目的是想借着“清党”行动消耗冯玉祥这种杂牌军，而冯玉祥却想着以“清党”之名彻底肃清辖区内那些不听指挥的地方军阀和土匪。

冯玉祥

1927年7月初，冯玉祥又加派由甘肃天水调来的第十三军去加强围攻大荔城的兵力，并以该军军长张维玺为总司令，刘汝明为副司令，期限一个月之内攻克大荔。当时冯玉祥部军力是四、五万人的精锐之师，来收拾一个地方军阀五、六千人的队伍，真可谓杀鸡用牛刀。

随后，攻城开始，张、刘率兵分别由大荔城的东北和西南两面，昼夜猛攻，炮火连天，越城壕、爬云梯，伤亡数以千计。但是在期限内还是没能拿下大荔。

张、刘二人因此受到军法革职留任并戴罪立功的处分，他们眼见正面强攻功无效，便决定用挖地道的暗攻方式，先后从大荔城四面挖掘了十几条地道，大多都被麻振武守城的军士发现而截断。最后仅一条地道顺利挖通，然后在对准城墙下面的地道里埋了三千公斤炸药，最终在大荔城墙上轰出一个巨大的豁口。

张维玺部的冲锋部队从豁口突入城内，刘汝明部也同时冲锋猛扑入城中，经过约一个小时的巷战，麻振武五千余众，除战死近两千外，其余全部缴械投降。

麻振武本人，当城破时曾亲临城墙豁口督战，身负重伤，随后乔装难民，混出城去，走到大荔的仓头铺，终因伤重毙命，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张维玺

攻克大荔城并击毙麻振武和俘虏三千人的消息传出后，正在固原围剿黄德贵、韩有禄等势力的宋哲元立即通电张维玺，请他把负隅守城的麻振武部三千人全数斩尽杀绝，以儆效尤。让其他的军阀闻风丧胆，有所畏惧，不敢再有守城抗拒的举动。

但是张维玺毕竟是孔孟之乡出来的，不像宋哲元那样狠毒和嗜杀成性。他没有听从宋哲元的电令。在召集麻振武部的俘虏训话后，按照路程远近每人发放五到十元不等的路费，令他们回家另谋出路。

宋哲元

1928年9月28日，黄德贵、韩有禄逃往泾阳、三原，受到驻守的田玉洁部保护。随即宋哲元率部围攻泾阳、三原。10月24日宋哲元击败田玉洁，占领三原，31日宋哲元攻占泾阳，田玉洁、黄德贵败逃，韩有禄阵亡。11月5日宋哲元进驻西安，16日就任陕西省主席，继续督剿陕甘边境和陕西境内的地方顽固势力。

1928年春，北伐战事吃紧，在陕西境内的刘汝明部和张维玺部的主力陆续东调，留在陕西境内的只有宋哲元部的六个师和张维玺第十三军的第二十师和军直属的迫击炮团、炮兵团、坑道营。他们的任务是肃清陕西各地抗拒不听命的本土军阀势力和土匪。

宋哲元感觉兵力不足，又请准从宁夏调来第二十四军马鸿宾部。宋哲元依靠这支队伍，在1928年上半年先后攻克了富平、高陵、朝邑、韩城、合阳、蒲城等城。

这些守城的军人要么突围撤走，要么见大势已去，缴械投降。唯有守在凤翔的党玉琨部，比起麻振武，更是顽抗到底。麻振武和党玉琨都曾是郭坚的部下，冯玉祥诱杀他们的老司令，他们对冯玉祥的恨是刻在骨子里的。

党玉琨

1928年初，宋哲元亲自督率所部第三师（师长安树德）、第八师（师长周永胜）、第二十二师（师长田春芳）和独立旅（旅长刘文培），共同围攻凤翔城。

凤翔为古时关中西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周秦王朝的发祥地。而凤翔城更是以城高池深而易守难攻，人称“卧牛城”。

凤翔城东门

城北有一眼碗口粗的泉水，常年不息地流入城壕之中。城壕水满溢出流入城东洼地，形成一个湖泊，这就是凤翔有名的东湖。

党玉琨盘踞凤翔多年，对民间的搜刮、压榨和抢劫，无所不用其极。城内的囤粮可供城内军民三年食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宋哲元用了三万多人的兵力，围攻近半年之久，官兵死伤四、五千人，但始终未能打下凤翔城。

凤翔城

1928年7月，此时的北伐战争已经结束，宋哲元请准冯玉祥把远在山东和河南一带张维玺的第十三军主力调回陕西增援。

8月初，张维玺率全军三万多人，经西安开到凤翔东郊，参加攻城之战。因宋哲元当时是陕西省政府主席，不能一直待在凤翔督战，所有攻城的各师旅归张维玺统一指挥。宋哲元每隔三、五天从西安到凤翔来查看。

凤翔城墙

张维玺基于上次攻打同州城的惨痛教训，认为爬城强攻，不仅牺牲太大，而且徒劳无功，乃决计立即采取挖掘地道从地下进攻的战术。

凤翔城外喜雨亭

坑道是从县城东门外东湖西北角喜雨亭附近一家民宅开始掘进的，距城墙约200米。先从地面向下挖约四丈多深，再向城墙方向掘进。坑道顶部和两壁均用坑木支撑，以防塌陷，有渗水或稀泥处，则用棉花、被盖等物铺垫。

约半个月时间，坑道终于挖到城墙下，并在那里挖就一座约一间房子大小的放炸药地下室，然后堆置七棺木炸药，共约4000公斤，并接通了电线。

一切准备就绪后，宋哲元从西安赶来指挥，他和张维玺召集所有攻城部队营长以上的官员部署总攻事宜，规定在坑道炸药爆发的同时，1500门野炮、山炮、迫击炮，每门须向城内发射100发炮弹。500挺轻重机枪，每挺对准城墙垛口要发射500至1000发子弹。

1928年9月5日上午10时，总攻击开始，宋哲元指挥工兵按下电钮，只听雷鸣般地轰隆一声，城墙摇晃摆动了两三下，然后像火山爆发似地浓烟直冲云霄，城墙上便出现了约一、二十丈宽的大豁。此时炮弹声、枪声、冲锋号声和杀喊声铺天盖地，震耳欲聋。只见攻城部队从豁口蜂拥而入，经过激烈巷战，凤翔城终被宋哲元攻占。

此役党玉琨部死伤官兵约两千人左右，其余5000多官兵全被生擒。党玉琨在乱军中被击毙，党的小老婆“小白鞋”连同不满周岁的婴儿也被活捉。城内无辜居民葬身炮火之中的约在万人以上，凤翔城内死尸遍地，一片焦土。军阀混战给凤翔老百姓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拿下凤翔城后，宋哲元就四处寻找党玉琨盗掘斗鸡台古墓得来的文物。最终在司令部的仓库里找到了四十大箱的各种青铜器。随后宋哲元安排来几百辆车马把在凤翔城里的党玉琨这些搜刮的所有民脂民膏以及各种盗掘来的文物运往西安。

攻克凤翔城后的第二天，宋哲元和张维玺商议，要把党玉琨余部五千俘虏全部处决。张维玺起初并不同意，认为这太过于残忍和不人道。而宋哲元的理由是杀鸡儆猴，用杀这五千俘虏来震慑还盘踞在陇州、合阳、宝鸡、眉县的那些土匪军阀，以使得他们为之胆寒，不敢再战。宋哲元和张维玺虽然都是军事方面的总指挥，但宋的资历和声望远在张之上，使得张维玺最终不能扭转宋哲元的决定，一场杀戮五千俘虏的人间惨剧就此上演。

张维玺的指挥所设在凤翔城东的纸坊镇关帝庙里，宋哲元的行辕设在关帝庙前马路对面的空地上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中。关帝庙东南有一片相当广阔的空地，空地南边有一眼深约几十丈的枯井。宋哲元发现这眼井后，把这里作为坑杀俘虏的理想之地。

第十三军军部手枪营（即大刀队，也是张维玺的警卫营）驻扎在关帝庙西侧的一座民房内，那里同时拘押着党玉琨部的五百名俘虏。宋哲元要亲自监斩这五百人，而行刑的任务则由手枪营来承担。

据当年凤翔大屠杀的亲历者张宣武回忆：1928年9月8日上午8时许，宋哲元和张维玺坐在关帝庙门口，下令开刀。此时由两名手枪队的大刀兵架着一名俘虏的胳膊，从关帝庙西侧的院子快速地跑到那眼枯井边，喝令俘虏跪下，早已在枯井边排列准备好的五十名侩子手，由最前面的开始行刑，手起刀落，人头立即滚入井中，侩子手跟着一脚把死者的尸体踢进井里。这个刚执行完毕，另外一个俘虏已经被拖到井边，然后又是一刀之后再一脚把尸体踢入井中，如此不停地循环杀人。当一个侩子手刀钝臂酸，就换下一个侩子手，轮番上前接替。

有的俘虏被架到井边，为不受挨刀断头之苦，就直接跳进枯井；有的俘虏到井边时，早已吓得神魂出窍，软瘫在地，侩子手无法下刀，只好一脚，把活生生的人踢入井中。有的俘虏一刀毙命，有的连砍数刀，也不能杀死，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宋哲元

在屠杀的过程中，宋哲元和张维玺端坐在关帝庙前，一边喝茶，一边谈笑。好像在欣赏一场戏剧表演，声容不为所动。

杀人现场周围，布置着森严的警戒部队，如临大敌。宋哲元并没有禁止成千上万的民众围观。他还召集各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前来观刑。

当这五百俘虏处决一大半的时候，有一年青俘虏被架至井边正要行刑，忽然从人群中跑出一位农民老汉，抱住那位俘虏大声哭喊说；“我的儿子是‘党跛子’拉去当兵的，你们要杀我儿子，真是天大的冤枉。如果一定要杀，就请把我杀掉。”

随后父子俩被带到了宋哲元，张维玺跟前，说明缘由后，深知宋哲元心硬不易求，便求张维玺，张维玺道“就让他老子把他带回家好了。”这一对父子千恩万谢磕了几个头，然后头也不敢回地消失在人群中。

五百俘虏全部杀完后，宋哲元随即集合在场观刑的军官并下命令，在各个部队拘押的俘虏，限期在当天夜里一个不留的全部杀掉。

宋哲元

当天夜里，剩下的四千五百多俘虏中的三千多人都惨遭杀戮，唯独第十三军的第十七师师长赵枫林，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惨无人道，而且违反古今中外优待俘虏的人道主义准则。但他不敢公然抗拒宋哲元的命令，只好背地里对他所属的军官说：“宋主席的命令谁也不敢不听，如果你们忍心把这些人都杀掉，那就照着命令行事；如果你们愿意积一点德的话，那就可以酌量办理”，下属问该如何做，这位旅长说，多少杀几个应付一下，其余的趁着夜色全部放走，但必须严守秘密，否则后果自负。最后他们杀了几十个老弱残兵，而剩下一千多名青壮年被放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