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参加第一次反“围剿”
一九三0年底,蒋介石在结束了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混战之后,立即调兵十万,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敌人此次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就张辉赞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以张辉赞任前敌总指挥。敌第十八师和第五十师原是谭延闿的老湘军,鲁涤平、张辉赞、谭道源均系谭延阅的老部下。谭延闿死后,所部即由鲁涤平统率,归服蒋介石。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一、三军团于十二月初退到根据地中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麻田线隐蔽集结,待机歼敌。敌军进入我根据地以后,耳目闭塞,对我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因而处处扑空。而我军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敌人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十二月二十九日、张辉赞率其第十八师直属队及两个旅进至龙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于是日晚八时,下达歼灭该敌的作战训令,红一、三军团即刻奔袭就敌。一夜之间,我军即从小布、麻田地区扑向龙冈,于翌日上午十时许,对该敌发起总攻。红一军团担任主攻,经过激战,将敌第十八师两个旅一万余人全部歼灭,生擒敌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赞。龙冈战斗一结束,我军即转头直取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红三军团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插南团。这时,敌第五十师恰从东船进至南团,当即被我歼灭一个多旅,残敌掉头向东韶方向溃逃。龙冈、南团两仗,打得敌人丧魂落境,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我军声威大振,乘胜转入进攻,将敌军全部驱出中央苏区。我军还趁势在广昌、宁都、乐安、水丰,南丰等县,摧毁了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三军团开到东韶、罗川、麻田一线休整。在麻田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毛泽东同志到会讲了话。祝捷大会开过之后,当地群众给张辉赞戴了高帽子游街,旋即将其处死,并将其首级割下来,放在一条小船上,从赣江飘流而下,直抵南昌后,被国民党收葬于岳籠山。
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内容一是动员反"围剿",并相应地在军事上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二是动员肃反打“AB团”。“阶级决战”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在肃反打"AB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所以称为“AB团”,当时的说法是因为“A 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一九三0年十月四日,红一军团攻克吉安之后,在缴获的敌人文件中,曾发现有关于"A B团”的资料,并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负责干部,总前委因此认为对赣西南党的组织需要进行审查。于是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率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搞肃反。李韶九一到富田,就大肆捕人,几天时间,就在省行委、省苏、特委机关抓了一百二十多人,旋即开始刑讯逼供,苦打成招之后,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特委以及江西地方红军红二十军的一些负责人也先后被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链而走险,干了两件坏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同志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另一件事是他们鼓动红二十军哗变,扣留李韶九,放出被抓捕审查的人,并率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沿途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当时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也使全党受到震动,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革命。从而,使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进一步升格。
由于肃反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惨痛损失。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很令人痛心。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我的看法是,当时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尤其缺乏肃反的经验。在割据状态下,外有国民党大军对苏区的进攻"围剿”,内部又发生了像“富田事变”这样大规模的公开分裂破坏行动,作为中央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总前委,难免惊心动魄,以为革命阵营内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不首先清理内部,便会葬送革命。于是,就错误地运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去处理党内矛盾。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审干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方针,就是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陈毅同志曾对我说过,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我认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毛泽东同志当时针对国民党军队即将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而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次反"围剿"就是运用这一方针,取得了红军建立以来到当时为止对敌作战中最大的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同样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进行的。
一九三一年一月,我调到第四师任政治部主任并代理师政治委员,原师政治委员石恒中同志患病住进后方医院。我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部队休整的机会,在东韶办了一个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队,抽调二十多个优秀的班长进行培训,主要是学习如何作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培养部队基层骨干。杨勇、曹祥仁同志就是当时参加受训的学员。这批学员经过训练以后,便被派到连队任政治委员。
我在第四师工作了近两个月,石恒中同志病愈归队,我被调任第三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师原政治委员谢翰文因在打"AB团”中杀人过多而被免职。我从东韶牵着一匹马,驼着行李用具,独自径直来到第三师驻地招携镇(在乐安县城以南几十华里处)。第三师师长彭邀是长沙楚怡工业学校的毕业生,有文化,工作能力很强,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指挥员之一。第三师在乐安县打土壕、筹款、扩军,并协助地方党委作群众工作。当时的乐安县委书记邱觉,是个小知识分子。县苏维埃主席邱子俊,是个工农干部。我住在招携镇期间,与他们常有来往,彼此很谈得来。我们部队离开那里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两个人,据说他们两个人都在肃反中被杀掉了。
四、参加第二次反"围剿"
第三师在招携镇驻了两个来月时间,即奉命开到兴国、宁都之间的龙冈、古龙网一带打土围子,方面军总前委和红三军团司令部都驻在这一带。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起,中央苏区党的领导机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央派项英同志自上海带领一部分同志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组织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的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因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一时离不开上海,暂由项英代理书记。周恩来同志直到是年十二月底才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到这一年的三、四月间,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业已形成,参加“围剿”的国民党部队已陆续进至苏区周围。当时在如何对付敌人的"围剿"问题上,曾发生了争论。苏区中央局曾在古龙冈召开过次扩大会议,以项英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主张红军离开苏区,打到外线去作战。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离开苏区,力主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待将敌军主力歼灭于苏区之内后,再适时转入反攻。顶英同志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作战指挥上,毛泽东同志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第二次反“围剿"仍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进行。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比第一次的规模更大,共调集了二十万兵力,由国民党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的名义,坐镇南昌指挥。敌人采取的战术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联营七百里,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企图将我红一方面军压缩包围后聚而歼之,并摧毁我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出动的部队计有:公秉滿的第二十八师、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郭华宗的第四十五师、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李松年的第二十五师、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胡祖玉的第五师、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等北方杂牌部队以及蒋光彌、蔡廷错的第十九路军等部。敌军各部集结部署就绪以后,即兵分数路向我步步筑堡推进。敌在以富田为中心的一路, 自东固至富田之间,部署了公乘藩、王金钰、郭华宗三个师,分别由富田、泰和、吉水出发,向东固方向齐头并进。敌另一路由陈铭枢(驻吉安)指挥第十九路军进至兴国贤一线。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则提前集结在东固一带隐 待机,决定以相对优势兵力歼灭富田至东固一线的敌三个师,而以红十二军一部监视和牵制敌第十九路军。
此时,红三军团已取消了五、八两个军部,直辖第一第三、第四、第六四个师。各师的主官分别是：
第一师师长李实行,政治委员吴溉之
第三师师长彭邀,政治委员黄克诚
第四师师长黄云桥,政治委员石恒中
第六师师长郭炳生,政治委员彭雪枫
至五月中旬,敌军各部均未发现我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去向,亦未受到任何抵抗,于是,便放心大胆地继续向我根据地纵深推进。敌第四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开始脱离其富田坚固阵地,向东固前进,为我歼灭该敌造成有利时机。我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乃于五月十四日晚八时,下达首歼该敌的军事训令,我军各参战部队迅即进入准备攻击阵地待敌。从富田到东固大约有一天多的路程,十六日上午,当敌第四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正行进在半路时,我集结在东固一带的红军主力,乘敌人在运动中,突然发起猛攻。红一军团的红三军、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的第六十四师攻击敌中路的王金钰第四十七师,红三军团的四个师攻击敌南路的公秉藩第二十八师。红军指战员充分发挥猛打猛冲的特长,经过激战,很快将敌人压垮,旋即将敌分割包围后歼灭。敌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四个团全部被我红三军团歼灭,公乘藩被活捉,后混入俘虏中逃跑。敌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亦被我红一军团歼灭其大部,残敌向富田方向逃窜。敌北路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见势不妙,掉头溜走。彭邀和我率第三师迁回二百余华里,于十九日赶到富田,兜住该敌一个尾部,歼灭其一个旅,俘敌三千余,并缴获大批武器装备。
接着,我军乘胜向北运动,经吉水进至永丰县境内的藤田一线。守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未敢抵抗,望风而逃,未能将其抓住。五月二十一日晚,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下达歼灭位于永丰中村之敌高树助的第二十七师的军事训令,我军迅即挥师向南,经沙溪于翌日进到中村一线。敌第二十七师一部正在这一带山上构筑阵地。当即由红三军团主攻,第三师为前锋,红一军团兜敌后路打包抄,旋歼其一个旅,俘敌三千余。继之,我军东向攻打广昌城,由红一军团担任主攻。广昌守敌是胡祖玉的第五师,胡祖玉在城墙上视察阵地时,被我侦察部队击毙,该敌即弃城溃逃,我军遂于二十七日占领广昌城。
我军继续乘胜向东挺进,进至福建建宁县境,攻打建宁城。六月一日,由红三军团主攻,红一军团打包抄,经半日激战,将建宁守敌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四个团几乎全歼,只一小部逃掉,俘敌三千余。攻打建宁城时,我第三师指挥所进抵城下,不料被守敌发现,敌人在城墙上掉转两挺机枪,对准我师指挥所扫过来。我由于视力不好,未能察觉。亏得彭遗眼疾手快,见敌人机枪要向我们扫来,猛地拉住我后退了两三米卧倒,还未等我定住神,敌人的机枪子弹已经扫在了我们原先站立的位置上,子弹击起的沙土四散,溅了我们一身。彭遨拉着我滚向一处掩体后面,笑着对我说:“敌人这一梭子机枪子弹是冲你这付眼镜来的,知道戴眼镜的必定是个大官,敌人想拣个大便宜,差一点儿把我也捎带上了。”这次要不是彭邀反应的快,我们两个人就被报销了。
我军攻克建宁城之后,毛泽东、朱德同志率方面军总部进驻建宁，红三军团前进至黎川一线驻防。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从五月中旬歼敌王金钰、公素藩所部开始,至六月一日攻克建宁城,我红一方面军半个月横扫七百里,连战皆捷,歼敌三万余,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装备。尤其是打敌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和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时,该两部敌之全部武器装备,悉被我缴获。我军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并乘胜转入反攻,占领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城、南丰、建宁、泰宁、将乐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