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吉昌：北上（13）超期服役

北上（13）超期服役

作者：段吉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一九五五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这一伟大创举，奠定了新疆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基础，铸就了各民族团结进步的荣耀和辉煌。

一九七五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区二十周年大庆及阅兵式是在十月一日举行的，那一天的检阅台前站岗的是陆军第五师和其他部队中挑选出来的训练精英，年轻魁梧也非常漂亮，每个人身穿新军装带雪白手套，连手里的自动步枪都是新的。站在检阅台前一动不动，军姿非常标准漂亮，雄赳赳气昂昂地很吸引眼球，其中一小时换一次岗的行进动作也成了一道风景。换岗士兵肩扛自动步枪，排成单列队形正步从舞台一边进入，第一名到一号岗位后出列立定枪下肩，一号岗同时动作枪下肩向右转，两人同时跨前一步，一号岗跨出岗位向左转，第一名跨进岗位立正目视前方，一号岗跨前一步迅速右转正步入列归队继续前进，第二名第三名以此类推。整个换岗过程队伍行进不停，士兵与士兵之间的距离不变。看台群众被这一风景看得傻了眼，称赞和感叹声起伏不断。钢铁长城的坚强和整齐划一给乌市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影响。

新疆二十年大庆后我曾随记者团去石河子市的八一毛纺厂考察采访，还住了两天，在那里听到一个有关女副总理吴桂贤现场解决问题的故事。吴桂贤要来八一毛纺厂视察，厂里非常重视也非常紧张，要求职工当天的正常上班时间前十五分钟到场，有位女职工在规定时间截止后到了厂门口，门卫不让进，两者之间发生了剧烈争执，引起厂外过路群众围观。正好吴桂贤一行到了厂门口，女职工赶紧向总理求救，并说迟到原因是国家供应的商品粮粗粮占百分之三十，玉米面不好做饭，自己为让孩子吃好饭耽搁了些时间，也没迟到，就是按厂里今天特别规定的时间迟到了，但还是八点前几分钟到，门卫不让进。吴桂贤为女职工解了围，还详细询问了解了新疆当时商品粮供应实情。当时新疆地方和部队商品粮供应，粗粮玉米面粉占百分之三十，每天三顿的汤喝玉米面糊根本吃不完粗粮，连队炊事班只好把玉米和小麦面粉混合蒸巴子，有些士兵吃一半实在咽不下就悄悄丢进泔水桶和火炉，被发现后受到严厉批评和处分。

八一毛纺厂事件后，新疆的商品粮供应调整到粗粮占百分之二十的比例。连队官兵可以保证每天三顿主食吃细粮，即大米和小麦粉，玉米面只做早晚饭的汤，也就是玉米糊，偶尔蒸一顿发糕尝鲜。

所谓超期服役也就是第三年服役，国家规定义务兵服役是两年。两年义务期国家包吃住穿衣和被褥鞋帽包括袜子皮手套，每月发八块和九块钱补贴，用于购买牙刷牙膏香皂洗衣粉和装衣服的大提包。第三年发补贴十块，到第四年补贴增加两块，就是十二块了。我记得第一年服役班里的河南兵领十二元补贴让我们很羡慕。超期服役连队也不打招呼或征求个人意见，只是在每年退役工作开始前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要求老兵做好两手思想准备，随时听从党召唤，留得安稳走的放心，“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是当时部队最流行的口号。

我第三年服役的最大荣誉是到师政治部参加写作培训和受到师政治部通报嘉奖；最多最辛苦的工作是随连队协助地方修建公路，也叫修建战备路，工地上红旗飘飘，宣传标语牌十分显眼，那一年一共修建了两三次，每次两三个月，占去了部队半年时间。

先说修建公路，修建公路连队要搬出营房住在工地。工地离村庄远，又不能用军用帐篷，也可能是连队干部舍不得用帐篷，那究竟是战备物资，万一打起仗来，拉开的帐篷松散多了，不好装车拉运。那就让全连住地窝子，地窝子没有现成的，提前派战士去打土坯挖地窝子，做好一个地窝子去一个排继续做土坯挖地窝子，直到全连、包括连部炊事班伙房都有地窝子住才开始施工。那些年在新疆当兵，住地窝子是家常便饭。部队出去施工，除了国防建设，就是给地方修公路，这在那个机械不发达的年代是太普遍了。修路不是一天两天，长期宿营就要安营扎寨，就得自己掏地窝子，在地上挖一个三间房屋大小的坑，一人深，上边三分之一露在外边，用土坯垒起来，还要留些窗口照亮，窗格也是用土坯造型的。房顶用木椽和牛毛毡封顶，冬天冷夏天热，遇到刮风下雨床铺一层薄薄的尘土。生活虽说比连队好点，现在看来简单多了。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去附近村子买几只羊或牛或毛驴，为了改变伙食，多的时候是手抓羊肉，将羊肉从骨头上刮下来剁成块，放进大铁锅的水里煮，周到七八成熟再添进适量大米小火焖熟。新疆的羊肉抓饭吃起来香、软、适口，有一种特别的风味。驴肉则是剁成大块煮烂，捞出后撕下熟肉切成块，与蔬菜混合翻炒，多是吃大米饭的菜。

那一年修路有一件非常窝囊又难忘的事情至今不能释怀。那年九月，我去师政治部参加写作培训班，也在写作组呆了几天，当时部队正在硫磺沟与庙儿沟之间进行战备路施工。培训班结束的那天，政治部领导让我顺便去施工地见见营部领导，其它什么也没说。我搭乘师部的顺路车，在半路下车进了营部临时办公室，本来是很正规地喊了一声“报告”进去的，还糊里糊涂的进了个正正规规的军礼：报告首长，十四团一营一连四排战士段吉昌学习完毕特来报道。办公桌是站起两个人，其中一个喊我名字，我才看清楚是我一个老乡战友和一位战士，两个人都是留下值班的，干部都上施工现场去了。原来师政治部在我来前已经电话通知营部了，这让我内心非常恐慌和不安，不知道怎么应付这种场面，采访吧，战士单独与领导怎么谈，谈什么。战友老乡把我带到施工现场的上方，可以看见石坑下面，营长拿着铁镐，和战士一样腰一弯一弯地在拼命挖掘，大家顺捱根一溜摆开干的热火朝天。老乡指着一个地方说那里可以下去，我看了看摇摇头说不下去了，其实我心里惊慌，心跳得厉害。我知道下去见营长，首先要当着那么多人面敬礼喊报告营长，然后就那一溜串词语，我感觉没有那个勇气。我和两位战友打了一声招呼，背着斜肩绿色挎包挡顺车回连队了。

这一次的遭遇是致命的，教导员和一位副营长找我谈了话，让我戒骄戒躁好好学习进步，副营长还让我做了几个战术动作，他说早知道我射击和战术训练都很好，他很看好，让我无论如何不要因为写作而骄傲，应该继续努力，副营长是边界自卫战的英雄，我们都很尊重他。我想那次去工地营部畏头畏脑和以前在玛纳斯农场从四排调到二排闹情绪那件事，直接导致了我后来被退伍。更糟糕的是退伍回乡又遇到了几乎相同的遭遇。在公社书记知道我能写的时候正好县上在党校进行基层干部培训，就派我去了，带队的是一位老干部，我在党校报到后找到自己的宿舍，在被安排的大通铺上和认识的其它公社的大队干部说话，老干部和一名也报到了的知青进来了，我赶紧爬下床铺穿上鞋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上，老干部问了两句就和知青出去了，麻烦的是我没有像知青那样偎依在老干部身边，但当时我也没感觉到什么，培训会上也没意识到什么，直到培训结束后，我又参加了全县的优抚普查，本公社参与的人有十来个人，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不对劲，老干部对我不理不睬，在县上负责人说调我参加汇总表的时候，老干部干脆的不同意，我才听到有人说老干部说我会写几篇臭文章还骄傲得不行，看不起他们这些大老粗，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么个想法，每天干事诚恐诚惶得特别小心，也不敢轻易说话，怕说错了什么。

人的遗传基因是没办法改变的，它的直接因素就是父母的婚配，这是原生态的东西。父母的源头决定了父母基因的优劣，配偶间的结合又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基因优劣，这是第一要素，也是主因；后天的引导教育是下一代成长的基础，父母的一言一行给下一代起了导向作用，这叫主要作用；环境的辅助作用直接影响了下一代是否能健康成才。这几条应该是一个人成长的客观原因，这种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后果是下一代出现社会实践中的“自闭症”或者“自封症状”，不敢大胆面对一些普通而又处于他个体思维的特殊事件，几乎影响他的一生。

再说被五师政治部通报嘉奖，这件事在许多文稿中提过却没详细介绍过。我从入伍第一天开始业余写新闻稿，到老连队后大胆投稿并被报纸电台采用，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特别是晚上和周日时间写作，没有谁分配任务也没有谁催，完全是自己骨子里萌发的，是自愿的，而且一路下来都是自己在主动操作。发表在报刊的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每班都订报了。在电台播发的大家就不一定能听到，团里的大喇叭只在中央新闻联播时间播放。连队每年年底统计各人学习和笔记情况统一上报汇总，通讯报道员写稿情况也在其中。一九七六年九月师政治部举办写作培训班就报刊表彰先进，我参加了培训，并和其它两名士兵受到通报嘉奖，其中有一位十三团的张姓凤翔战友也在通报嘉奖之列，培训会还表彰了其他优秀通讯员。十四团参加培训和表彰的三人，都是优秀通讯员，其中一位团机关干事，两位河南七五年战友马长才和孙群，再就是我。受嘉奖的三人不光是用稿量多点，主要是在国家或省级报刊电台采用稿件比例偏高。其实要全面衡量，我们连的河南战友马长才入伍前就在社办广播站工作，社会经验丰富，基础比较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们团几名爱好写作的也一直以他为中心。培训会后成立了写作组，我在写作组呆了半天就被连队要回去了，后来我打听到的理由是说我是军事干部的苗子，不想让我走政治方面浪费时间，这是我从内心里感谢时任连长和排长的地方。其实我自己最喜欢学习和写作，也抓得特别紧，希望自己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因为自己体力差，胆小，从小就缺乏体育锻炼，就连刚分配到老连队后第一次训练单杠，还是排长狠心把我推过去，以后训练才勉强能过这一关。

一九七六年后几个月直至后来，我几乎有几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外面跑，乌市、昌吉州、昌吉报社、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师政治部宣传科、团政治处新闻股，还受命下连队或到地方采访，后来我在回忆这一段时间时突然意识到，这一段时间是我自由主义最泛滥最猖獗的时期，想走就走，想回就回，最多给班排长打个招呼，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记者”，也就由我了。有时连队军训或学习时间，我继续在营区内自由来往，既不避战士也不躲干部，没有眼色，不像受约束的军人，这也应该是我最终离开部队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