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胁正隆是日本陆军中的精英，由于反对与英美开战而被边缘化，成为日本陆军高级将领中的“另类陆军大将”，尽管贵为陆军大将军衔，但麾下却几乎无兵可统，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头司令官，由于经常反对和掣肘日本大本营的战略方针，而被称之为“最后的和平主义者”，战后也没有被驻日盟军总部列入战犯名单之中。
山胁正隆
山胁正隆（1886—1974）是日本高知县人，曾就读于广岛陆军幼年学校，1905年5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步兵科，在920名毕业生中名列第4名，堪称是一个“学霸”，因毕业成绩优异，被分配至近卫师团步兵第1联队服役，并被晋升陆军少尉。
1911年12月12日，山胁正隆考入陆军大学校第26期，与朝香宫鸠彦王、东久迩宫稔彦王、安藤利吉、冢田攻、泽田茂、藤江惠辅、今井清、河本大作等人同学，这一期毕业生共62人，1914年11月27日毕业时，山胁正隆获得首席，并进入该期“军刀组”，被大正天皇御赐军刀。
陆军大学校“军刀组”
山胁正隆曾长期在参谋本部任职，期间曾被派赴日本驻波兰领事馆出任副武官，对波兰军队先进的密码技术非常感兴趣，并向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长伊丹松雄进行了推荐，于是参谋本部邀请波兰破译专家科瓦列夫斯基到日本传授破译技术，举办了两个多月的讲习班，让日本情报人员大开眼界而获益匪浅。
山胁正隆于1927年出任第一部（作战部）编制动员课长，1931年8月1日晋升陆军大佐，并出任第十一师团步兵第22联队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山胁正隆曾率领部随第十一师团出征上海，参加了第一次淞沪战争，当时担任师团长的是厚东笃太郎中将。
第一次淞沪战争时的日军
第一次上海战事结束后不久，山胁正隆于当年8月1日被调到教育总监部担任第一课长，两年以后再度被派往驻波兰公使馆出任武官，在山胁正隆的斡旋之下，参谋本部又派遣一批青年军官到波兰学习，研究苏军通讯系统及密码种类、特性和倾向等，山胁正隆也于1935年8月晋升陆军少将，当年12月2日回国后，出任陆军省整备局局长，该机构负责陆军战争动员和军备，下设动员课、运输课和资产课等部门。
山胁正隆在任内经历了川岛义之、寺内寿一、杉山元等三任陆军大臣，尤其是经历了“二.二六事件”，还能在陆军省位置稳固而不被整肃，应该是与“皇道派”没有瓜葛，更重要的是又经历了“七七事变”的爆发，整备局的位置和作用更加凸显，因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而山胁正隆也于当年11月晋升陆军中将。
日本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企图破灭之后，于是罢免了陆军大臣杉山元和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由板垣征四郎于1938年6月4日出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调任陆军次官，山胁正隆则于7月15日升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这个职位相当于陆军次官和参谋次长，是仅次于教育总监的第二号人物。
山胁正隆
1938年12月10日，山胁正隆被调回陆军省并出任陆军次官，期间又兼任了两个多月的军务局长，辅佐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直到 1939年8月30日陆军大臣易主畑俊六，板垣征四郎被派往中国，出任刚组建了的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而山胁正隆也于同年10月26日被调到中国战场，接替藤田进出任第三师团长，当时该师团刚参加了武汉会战，正驻屯在靠近武汉的信阳地区，期间于1940年4月被授予勋一等旭日大授章。
山胁正隆上任伊始的第一仗，就是率领第三师团参加了枣宜会战，此时第三师团隶属于园部和一郎的日军第十一军作战序列，而枣宜会战也是中日进入相持阶段，日军第十一军对第五战区发动的一场大规模作战，这次战役导致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阵亡，并以日军占领了宜昌而告结束，但也付出了1.1万余人的代价，尽管宜昌距离重庆仅300多公里，但日军也是无力再战。
枣宜会战中的日军
1940年9月29日，山胁正隆接替冈部直三郎出任驻蒙军司令官，但任职不足4个月，就于1941年1月20日被调回东京，出任参谋本部部附，同年4月10日接替陆大同学藤江惠辅出任陆军大学校校长，此时正值日本大本营筹备太平洋作战，而由寺内寿一领衔筹建的南方军司令部，最初就设在陆军大学校校园内，由于山胁正隆反对与美英开战，被东条英机等主战派剥夺了其陆大校长职务，并于1941年9月10日调任参谋本部部附，同年12月2日被转入预备役。
1942年9月5日，婆罗洲守备军司令官前田利为所乘坐的飞机失踪且搜索无果 ，山胁正隆被遴选为继任者。遂于9月18日重召现役，接替前田利为出任婆罗洲守备军司令官，其司令部驻地设在古晋，但几乎是个空头司令，因为其麾下只有两个独立守备队。
日军士兵
1944年3月，婆罗洲守备军被隶属于第七方面军作战序列，同年9月18日又被编为第三十七军，司令部设在沙巴，由山胁正隆出任司令官并晋升陆军大将，同时隶属南方军司令部直辖，但也仅是加强到两个独立混成旅团。
1944年12月26日，山胁正隆被调回东京参谋本部并任部附，没有再安排担任新职，为了防御日本本土的安全，日本大本营于1945年4月组建并划分作战区域及作战部队序列，开始实施本土决战，但山胁正隆对此又持反对意见，再次惹恼了陆军高层，遂于5月1日解除召集，重新编入预备役。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驻日盟军总部并没有将山胁正隆列入战犯名单，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山胁正隆已经不是现役军人；其二：山胁正隆的反战思想，正是由于这两点，使他逃脱了东京审判，但他曾作为法庭证人，站在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为其昔日的顶头上司板垣征四郎作证，以图减轻其罪责而未被法庭采纳。
最后的和平主义者
山胁正隆曾于1946年被中国政府列入战犯名单之中，因为其没有被引渡到中国，其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的战争罪行，也并没有得到正义的审判，战后的山胁正隆曾在家乡高知县担任乡友会会长、偕行社会长等民间组织的头头，正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让他活到了耄耋之年，直到1974年4月21日才死亡，其生前曾获得一枚功三级金鵄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