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83年1月6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勇在北京去世，享年70岁。
1982年9月，党中央召开十二届一中全会。会上，杨勇成功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不幸的是，4个月后杨勇因病逝世。
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也代表了党中央对杨勇这一生的充分肯定。
图|杨勇将军照片
01 杨勇全力帮助邓小平复出工作
1972年5月，时隔六年之后，杨勇重新出来工作。1973年6月，杨勇担任新疆军区司令，中共新疆自治区区委第二军书记。当时，我国与苏联的关系紧张。因此，新疆的战略位置也变得格外重要。
同年，在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下，邓小平重新复出。对此，杨勇对此感到由衷地高兴。
1975年，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会上，邓小平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对此，杨勇很是高兴。从北京回到新疆后，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会听到他嘴里哼着“洪湖水，浪打浪”的小调。
1976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去世，而邓小平也受到攻击。时任新疆军区司令杨勇用冷静的眼光，看着周围的一切和事态的发展。
杨勇对邓小平在近一年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出现的可喜变化，坚信自己的老首长一定是正确的。因此，他便照常抓工作，忙着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学习大寨的会议。
图|毛主席和杨勇等人握手
1976年6月，杨勇将工作精力转移到军队上来。对军队、战备、边防训练抓得很紧。
同年10月，政治局势稳定。11月17日，杨勇在新疆军区党委会上表示：我患有肺气肿，和中央请假疗养几个月，准备先到武汉住几天，然后到广州、海南岛。
要知道，自从重新恢复工作后，杨勇极少休假，为何突然在这时候要到南方度假呢？原来。他只是借着休假的名义到外面走走，顺便和一些地方军队和同志商量应该如何争取让邓小平尽快出来工作。
这次，杨勇同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时任中央军委顾问罗瑞卿一同南下。在广州和武汉，杨勇和罗瑞卿交谈下，两人一致认为应该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
图|1976年，杨勇与罗瑞卿在广州
但真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不得不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这本身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是很难办到的。
到了武汉，他们原本要和杨得志和王平商量这件事情。但他们都在外地开会，没有在家。于是，他们便同军区领导深入交流思想。
1977年元旦，罗瑞卿和杨勇来到广州，和许世友将军和广州军区一些老同志展开座谈会。很多人都提出：必须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座谈会结束后，杨勇给中央宣传负责人耿飚打电话，同他反映了在广州和武汉了解到的情况。此外，他还提出：在周总理去世一周年之际，是否可以放映由邓小平致悼词的总理追悼会电影。广大群众和干部都提出这个要求，恳请中央一定要慎重考虑。
电话那边的耿飚想了想说：“中央决定这次放映的电影，还是解说员致悼词。”
1977年，7月16到21日，北京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杨勇也出席参加。会上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仍然兼任总参谋长。
图|邓小平照片
让一名经过经久考验的无产阶级领导人出来掌舵，这完全属于全党和全军的共同愿望。6月，杨勇受命率领人民解放军赴朝鲜归来之际。
之后，他特意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了一段话：
金主席、吴振宇在谈话中还关心邓小平何时出来工作，具体做什么工作。金主席还说：我见过他多次，他很有能力，政治上很强。
杨勇心中清楚，要对人民军队进行整顿，迫切需要像邓小平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出来引航、掌舵。
如今，邓小平终于出来工作。这艘在逆境中徘徊的东方巨轮，终于扬起了风帆。
02 杨勇与邓小平之间的将帅情
杨勇和邓小平的相识可以追溯到很早。红军长征时期，杨勇先后在红一团工作，先后担任红一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政治部副主任。
图|杨勇年轻时的照片
对于邓小平，杨勇很早便有所耳闻，年仅25岁便领导了百色起义，心中十分敬佩。而他原本任职的红三军团一部便是参加百色起义的余部改编而成的。
对于杨勇，邓小平对于这样一名同志也是颇有好感。但是战火纷飞的这段时间，两人之间的接触并不多。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小平担任了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不久，组织又任命他担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率领部队在华北开辟抗日根据地。
杨勇则先后担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独立旅旅长兼政委、鲁西军区司令员等职务。
抗日战争结束后，晋冀鲁豫军区于1945年8月20日成立，刘伯承担任司令员、邓小平担任政治委员。
图|邓小平与刘伯承
之后，杨勇便在邓小平的领导组织下工作。不久，中央成立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杨勇先后担任第一纵队、第七纵队司令员。
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领导之下，杨勇先后参加了陇海、平汉、豫北、鲁西南等重大的战役。在作战期间，杨勇表现出了杰出的大局意识和军事才能，深受邓小平的喜爱和赏识。
1947年3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为了适应作战的需要，对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行了一些列整编，杨勇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政委为苏振华。
图|苏振华与杨勇合照
6月下旬，整个鲁西南作战的战略基本明确后，各纵队司令员纷纷争挑重担。但杨勇心里有些不安。
原来，3月中旬杨勇担任合并后的第一纵队司令员不久。到了下旬，豫北作战第一纵队承担了攻歼黄河铁桥守敌、炸毁黄河铁桥的任务，这是豫北战役的关键一环。
结果，守桥之敌火力猛烈，执行任务的第一旅无法接近桥头，没有完成任务。新一纵首战失利，上下的挫伤和震动都较大。
虽然经过检讨、整顿但整个纵队是否真正恢复了元气能否重振雄风，刘邓首长能否放心地交给一纵攻坚郓城的任务，杨勇心里没底。
他迫切希望能在鲁西南战役中，承担艰巨的任务立头功，弥补过失。虽然杨勇有过失利，但他跟随刘伯承、邓小平二出陇海，百日内打了5个漂亮仗。
图|鲁西南战役作战地图
刘伯承、邓小平对杨勇的智勇心思也很清楚。同时杨勇也很钦佩刘伯承邓小平的爱兵之情、用兵之诚。
邓小平以其特有的敏锐，察觉到杨勇的心思，经过邓小平和刘伯承慎重磋商认为：杨勇虽在豫北作战中有过失利，但一贯表现可算得上有勇有谋。加之对郓城情况比较熟悉，因此决定首战郓城的任务交给杨勇。
出发前，刘伯承和邓小平指示：“郓城打得好坏，关系重大，直接影响到整体战略的实施。你们一纵不能有半点含糊！”
杨勇深感刘伯承邓小平对自己所率一纵的信任，便暗下决心，不惜掉脑袋，也要打好这一仗。7月2日，在率队奔驰郓城途中，杨勇策马扬鞭命令部属：“加快速度天黑前赶到郓城！”
当野战军第一纵队强渡黄河时，7月1日拂晓，有“防守将军”之称的整编第五十五师师长曹福霖，就率其师部及所剩的两个旅急促撤退，龟缩于郓城城里。
图|解放军在作战
杨勇和政委苏振华肩负着刘伯承邓小平的重托，率第一纵队日夜兼程，于7月2日到达郓城外围。
杨勇率第一纵队到达郓城外围后，在望远镜里看到郓城高大的城墙布满弹痕、炮伤，感慨万千，这是他第二次率部解放郓城。
此时，各旅及时向纵队指挥部汇报：一旅奉命集结于郓城西关的王花园、刘孟庄一带，准备主攻西门；二旅占领东关和北关主攻北门；二十旅到达南关准备攻南门；十九旅和纵队骑兵进至郓城东南丁里长附近完成了对郓城的包围。
针对这种情况，杨勇和苏振华紧急研究后，对一纵指战员进行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同志们，你们必须明白，郓城战斗是对城市防御突破的攻坚战，一定要全力以赴！
最后杨勇命令：“要用最短的时间进行临战实地侦察，组织炮群、火力队和突击队，随时准备攻城!”
接到命令后·，一纵指战员们不顾渡黄河几天来昼夜行军的疲劳，冒着炎热和敌机的轰炸，日夜加紧改造地形，大量构筑战壕和火器掩体，实施迫近作业。决定首先发起外围战斗，夺取郓城四关，为而后攻城扫清障碍。
图|解放军在作战
7月2日，第一旅第一团领受了如下任务：团加上旅特务连为旅主攻团，配备榴弹炮2门山炮11门防坦克炮4门，迫击炮16门六O炮15门，从西门发起进攻歼灭防守。西门的工兵营及其附近之敌巩固和扩大突破口，保障旅主力投入战斗，而后协同友军歼灭城内之敌。
7月4日黄昏，第二十旅对南关发起攻击。南关守敌第八十七团直属队，及其三营在第222团团长张子正率领及该团三营增援下，以猛烈炮火掩护连续多次反扑。第二十旅的指战员们齐心协力，集中猛烈炮火，连续向南门轰击。
仅仅用了20多分钟，他们便将敌寨的工事进行了摧毁。之后，他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便一举向围寨突进。
当天晚上，三连便一鼓作气攻入西城门，生俘了20多名俘虏，将西关全部肃清。战役成功后，邓小平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笑容。
03 79年邓小平嘱咐杨勇：请你到前面看看
1977年9月，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杨勇再次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前不久，邓小平主持军委座谈会。
图|杨勇与家人照片
会上，邓小平对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中讲话提出的一个原则：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将军队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还指出要从加强办学校和部队训练这两个方面加以具体化。
同时，邓小平还要求各级学校选拔干部、训练干部、推荐干部，起到集体干部和集体政治干部的作用。要求各级干部提高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在五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实现部队干部年轻化。
邓小平的讲话，可以说是高屋建瓴，对于国家的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身为邓小平的总参谋助手，杨勇经常会认真思考应该如何在实际工作中体现或者具体落实这些思想，让人民军队各项建设和教育训练迅速走向正轨。
杨勇主持总参的日常工作，眼前的工作堆积如山，非常辛苦。对于杨勇来说，眼前棘手的工作很多，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将“三查三整”问题搞好，先从整顿作风和纪律入手，随后将重点转移到其他问题上。
但杨勇感到十分为难，邓小平意识到他的为难，便鼓励杨勇并为他的工作指明了方向。邓小平说：“总参搞‘三查三整’我看很有必要，这个查整顿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作风问题，二是班子问题。总参要带头将作风和班子搞好，甚至包括得罪一些人……”
图|杨勇与英国皇家元帅握手
在邓小平的鼓励和指示下，杨勇抛弃了原有的各种顾虑，认真指导和组织了这项工作。虽然在这期间得罪了一些人，但为了党的事业，成功完成邓小平交代的任务，他心里无怨无悔、心底坦然。
由于邓小平身上兼任党和国家多个重要职务，总参的日常事务便由杨勇负责，而他也成为实际上的总参当家人。
但是在对外交往中，由于外国军队对于中国军队这一情况不了解，也导致出现了许多问题。
1978年6月，杨勇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但南斯拉夫的总统却拒不见面。拒绝接见的原因是南斯拉夫方面的认为杨勇还是副参谋长，地位不够，最多只能让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部平等看待。
同年9月，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斯塔查.波托查尔上将率领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回访。他了解到杨勇在中国军队中的实际地位后，满含歉意地对杨勇说：“我了解了你在中国军队中的地位，当初对于接待的规格太低了。”
图|杨勇与妻子晚年合照
1978年底到1979年初，我国南部疆域突然变得紧张起来。1979年1月，杨勇奉命来到邓小平住处。
邓小平告知他说：“近些年来南疆的形势很不安宁，请你到前面看看，假如他们还是不断闹事，不讲人道，我们也无须对他们客气，我们忍耐是有限度的，不给他们点颜色，我们就不会安宁，也不会老实。”
1月1日，杨勇受命乘坐飞机来到昆明。第二天，杨勇便和新任的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刘志坚一同来到云南边境的河口、马关等地进行视察。
杨勇站在边境的制高点上举目远眺，看到河水彼岸朝着中国境内延伸架设的这些竹丝网和竹篱笆还有数不清的明碉暗堡。杨勇心想：真应该好好教训一下他们，让他们识个好歹。
1月21日，杨勇便从昆明回到北京。22日下午，杨勇还没来得及收拾便来到邓小平所在的住处。在场的除了邓小平，还有徐向前、聂荣臻、耿飚等几位老将。
图|杨勇与老将合照
杨勇汇报了他在云南视察的情况，在介绍了边境地区情况后，他们就惩罚霸权主义的方案提出了自己建议，其中一些还是他和指挥员商讨过的、
这些建议，得到了几位老元帅的认可。他们一致认为要进行一场自卫还击战，其目的在于保护边境地区的安宁与和平，惩罚侵略者。
在这之后，杨勇便很快和几位副总参谋长和相关部门领导表达了军委首长的决心，还就总参怎么保证这次的顺利作战提出了要求。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云南、广西边防部队于2月17日组织进行攻击，维护边疆的安全和打击侵略者的气焰。中国不要别国一寸土地，也不允许别人侵犯我国的每一寸土地。
1979年底，中央军委对各大军区领导班子和解放军总部进行了较大调整。由于邓小平事务太多，决定不再继续担任总参谋长。
图|杨勇出访朝鲜
在讨论参谋长接替人选的过程中，邓小平广泛征求了党内、军内一些老同志的意见，认为杨勇作战勇猛，能团结群众，主持总参谋工作时认真负责，拟定让他担任总参谋长，并让总后勤部长张震担任第一副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工作。
当时，军委领导还找到张震太太谈话说：“考虑到杨勇长时间担任指挥员，对参谋业务工作不太熟悉，临时决定让你担任第一副总长，协同他展开工作。”
就在这时，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就在杨勇主持总参谋部工作期间，他坚持原则得罪了一些人。针对这些情况，军委对总参谋长是谁的问题上又有了新的想法。
1980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杨得志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勇则协助他抓全盘工作。对于杨得志的到来，杨勇表示诚挚的欢迎。
图|杨勇、杨得志等人
杨勇仅仅比杨得志要小两岁，但两人的交情很深，曾两次给杨得志担任副手，经常尊称杨得志唤“老杨哥”。
为了让杨得志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杨勇多次抱病同他来到外地进行视察。尽管杨勇去过一些地方，但还是坚持陪同前往。
他在主持和工作期间，兢兢业业，为党和国家默默奉献着……
1983年1月6日，杨勇永远离开了人世，也永远留下了他和邓小平这段珍贵的将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