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太史小生
1947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英勇奋战,歼灭国民党军队大量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士气高昂,愈战愈强。
国民党军队则由于人民反对,士气低落,大量被歼,兵源枯竭,后方空虚,开始走下坡路。国民党军队虽然受到很大削弱,但总兵力仍比人民解放军多出近一倍,并且从1947年3月起向山东和陕北发动“重点进攻”,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妄图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
战争,在毛主席看来,决不是战场上一枪一刀的拼杀,而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指导战争,把握战局,在毛主席的头脑中,决不是单纯对某个战役、战斗的谋划,而是着眼于整个世界政治形势、解放战争全局的整体性决策。
一、大别山区既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也是其战略上最薄弱的地区,毛主席深思熟虑
从井冈山到陕北,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毛主席对战争全局的驾驭早已得心应手,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在对战争理论的阐述上,他对自克劳塞维茨、毛奇以来的近现代军事理论,特别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进行了多方面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
凡是世界上著名的军事战役。胜利的一方除了军事谋略和指挥正确以外,往往还有人力、物力、火力、兵器的优势,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反攻阶段便是如此。
而人民解放战争中重大战役的胜利,特别是初期战斗、战役的胜利,靠的是小米加步枪,靠的是人民战士英勇奋战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援。
当然,还依靠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源源不断地把武器、装备、人员、物资补充给人民军队。所以,毛主席指挥的军事战役,从来不仅仅依靠火力、兵器、物资力量的对比,而主要是依靠政治上人心的向背,是在军事力量决战背后的政治力量的决战。
1947年5月,中共中央设立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原局,准备挺进中原事宜。1947年夏天,毛主席作为一位有远见的战略家,抓住解放战争战局刚刚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苗头,果断决定,立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军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
让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打到外线去,直插敌军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加速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关于战略进攻方向的选择,毛主席早已深思熟虑。大别山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交汇地区,山脉连绵起伏,西跨南北大动脉平汉铁路。东至淮南铁路,北接淮河,南临长江。人民解放军进入这一地区,可以瞰制中原,威胁南京,进逼长江,直指武汉,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
大别山区既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也是其战略上最薄弱的地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红四方面军(即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前身)的摇篮,人民群众觉悟高,有利于解放军站稳脚跟,创建大块新解放区。
但是,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一个派遣十几万人的大军无后方作战、孤军深入到敌人腹心地区的具有极大危险性的行动。究竟派哪一支部队去执行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行动呢?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刘伯承和邓小平。
二、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
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后,坚决照办,雷厉风行。一天,邓小平把冀鲁豫边区行署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后方战勤总指挥部司令员段君毅找去,当面交代说,刘司令员要我交给你一项任务,为渡黄河进行船只等各项准备。领受任务后,战勤总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全力以赴,立即行动起来。
经过几个月发动群众,昼夜操劳,战勤总指挥部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要求,如期赶造了120只大木船,加上征集到的其他船只,共准备大小木船300余只;还组织和训练渡河负责干部、民兵和水手3000多人。
刘伯承、邓小平非常重视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亲自进行检查。渡河前的一天,段君毅陪同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参谋长检查渡河准备。他们先到预定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机关渡河的寿张县南孙口渡口,听取了一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的汇报,刘伯承还亲自登船检查渡船的质量。
然后,刘伯承、邓小平乘吉普车向位山行驶,途中汽车左轮忽然陷进泥里,车子翻了。段君毅和李达参谋长赶快从汽车里钻出来,将刘伯承、邓小平扶起来,幸好都没有伤着。刘伯承平静地拍拍身上的泥土,找到掉了的眼镜戴上,忙问小平同志伤着没有。
邓小平一面问:“刘司令员没事吧?”一面招呼说:“大家都来推车。”后来,段君毅又找来汽车,陪同刘伯承、邓小平继续前进。事后,一些将领闻讯,无不惊叹:“好险!大军未过河,两帅就翻车,万一有啥不幸,怎么得了!”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万人,对敌军从山东到陕北的大哑铃形阵势,实行中央突破,在鲁西南张秋镇至临濮集间强渡黄河。
经过一个白天和两个晚上,12万大军“神兵天降”般地渡过蒋介石宜称“可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在黄河南岸建立了强大阵地。
段君毅在孙口渡口亲自陪刘伯承、邓小平渡河。刘伯承专门指示,要发一些酒肉,慰问帮助人民解放军强渡黄河的船工和群众。
刘伯承、邓小平还签发嘉奖电,称赞帮助人民解放军渡河的船工和群众:“不顾敌人的炮火和敌机的骚扰,不顾日夜疲劳,积极协助我军渡过大反攻的第一个障碍……为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自古大军远征,不可无视。诗言志,抒豪情。因此,古人曾有“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等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著名诗句。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离开晋冀鲁豫解放区远征之际,革命老区左权县的一位民间诗人,送来一首明世宗《送毛伯温》韵的《大将南征》诗,表达老区人民对太行子弟兵的殷切期望。诗曰:
大将南征胆气豪,战士请缨励枪刀。
朝辞父老群情激,暮渡黄河浊浪高。
中原逐鹿我必胜,瓮底捉鳖敌难逃。
何期打到南京去,扬子江边洗战袍。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部
美国驻华大使惊呼:“这简直是惊人的事件!不亚于当年法国‘马其诺防线’被攻破!”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渡过黄河的第二天,在一间普通的农村小学教室里,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各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研究行动方案。
邓小平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由于一年来我军在内线作战大量歼敌的结果,蒋介石被迫放弃他的全面进攻,而在山东和陕北两翼,集中兵力进行绝望的所谓重点进攻。现在,山东敌人聚集了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人;陕北十五个旅,十四万人。”
邓小平继续说:“正像刘司令员讲的:敌人搞的是‘哑铃战略’。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我们晋冀鲁豫战场是联系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这两个哑铃的‘把’。现在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砍断这个‘把’,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和全国各个战场兄弟部队一道,在党中央的统一号令下,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这时,刘伯承说:“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敌人的两条腿,我们拦腰砍去。”
邓小平接着说:“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砍在敌人的要害部位。”
刘伯承又说:“一年来敌我悬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大的,我们不能低估。这就决定了我们野战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方式,不是逐城推进,而是跳跃式的。我们要大胆地把敌人甩在后面,长驱直入地跃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你们看,大别山这个地方,就像孩子穿的‘兜肚’,是长江向南面的个突出部。”
刘伯承分析道:“我们跃进到大别山,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这时候北面敌人中的一部分就会被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山东、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担子就可以减轻一些,他们不但可以在内线继续歼灭敌人,而且可以抽出更多的兵力打出外线。这样,我们的担子就会加重,困难就会增多。不论在跃进途中,还是到了大别山,我们都会遇到……”
邓小平接下去说:“革命就是困难的事,对这次行动中的困难,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但是,我们是在全国各战场大举战略进攻的形势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人民热烈支援下来执行党中央规定的战略任务的。在蒋介石统治区,我们的游击部队还会配合和接应我们,所以,我们的行动,决不是冒险,而是一个勇敢的行动。”
邓小平强调:“毛主席指出,我们到大别山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退了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力争第三个前途,争取为跃进到大别山,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而斗争。跃进大别山,解放中原。这是中央的第—步棋;下一步棋,就是以中原为阵地,再来一个跃进,打过长江,解放全国。”
邓小平说:“大家还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不打出去。情况将会怎样呢?当然,我们在内线还可以继续歼灭一些敌人,但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会渐渐消耗殆尽,我们很难持久地打下去。蒋介石就是希望把战争放在解放区里进行,这样来彻底摧毁解放区,达到消灭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罪恶目的。”
最后,邓小平坚决地表示:“我们要打出去,破坏蒋介石这个恶毒的反革命计划。”
四、鲁西南战役,在约1个月的时间里,歼敌4个整编师部、9个半旅,共6万余人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后,得到一个情报:驻扎,在菏泽的敌军准备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要扒开黄河堤坝放水,妄图“以水代兵”,阻拦人民解放军的进攻。
8月5日深夜,刘伯承亲自给段君毅打电话,要求段君毅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凌晨赶到司令部。他们奉命按时赶到后,只见刘伯承、邓小平的住室已被水淹,鞋子也漂了起来。见面后,邓小平立即向段君毅询问黄河水情,担心黄河决口。
段君毅捧起屋子里的积水,对邓小平说:“不会是黄河决口,如果是黄河水,定是泥汤,水会继续上涨。现在屋子里是清水,也没有上涨,说明是雨水泛滥。”
邓小平表示:“你是黄河边人,有此经验,说得有道理。”即便如此,此时此刻,刘伯承、邓小平仍然心急如焚。一面指定王秉璋等乘车前往黄河堤坝探明水情,一面要李达参谋长和段君毅研究,一旦黄河决口,十余万部队的转移方案。
后经查明,当时,中共开封和郑州的地下组织——中共汴郑工作委员会,通过统一战线工作的关系,派出代表直闯敌营。严正警告敌军将领:谁如果胆敢炸开黄河堤坝,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谁就是战争罪犯:不管将来挑到天涯海角,中国人民也必然要将他缉拿归案,予以严惩。敌军将领慑于民族大义和中共代表的严正警告,未敢在黄河炸堤。
邓小平曾说:“我这一生,这一—时刻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跳动!”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关系到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局,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全局。因此,对于黄河是否决口的问题,身负重任的邓小平不能不表示极大的关和重视。
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先声夺人,大量歼敌,给敌人以极大震慑。在鲁西南战役中,最后攻打羊山集的敌第六十六师时,负责攻击的部队以为该敌已是瓮中之鳖,很快就可以歼灭,轻敌大意,准备不周,结果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
之后,又增加了一些部队再次发起攻击,还是未能获胜。这时,负责攻击部队的指挥员打红了眼,想用硬打死拼的办法去消灭敌人。但由于时间拖得较长,已影响了下一步的战略行动。
刘伯承、邓小平虽然心里很急,但总不愿把这种情绪轻易表露出来而责备部队。他们打电话给主攻纵队负责人说:“敌人防御配系的重点在哪里弄清楚没有?突破口选择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们到前边亲自看过地形没有?”
一席话问得主攻纵队的负责人哑口无言。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提醒下,他们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找出敌人防御配系的薄弱环节,重新调整部队部署,发起总攻后,很快一举歼灭了敌人。
五、毛主席给刘邓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扩大会议。会前,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分别与西北野战军负责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负责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负责人谈话,研究和确定派遣太岳纵队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协助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略中原的重大战略行动。
会议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绩,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从1946年7月算起,用5年时间来解决,但不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5年到10年甚至15年,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
7月23日,小河会议刚刚结束,毛主席就开始对挺进大别山这一重大战略行动精心运筹。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和华东局的电报:“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我们已令陈赓纵队并指挥太行纵队、五师、三十八军共七万余人,八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吸引胡宗南一部打运动战。”
这是一个以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序幕的重要战略计划。投入的兵力有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陈赓集团7万余人,共计20万人左右。
对于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重大战略行动和面临的艰巨形势,邓小平回顾说: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胜。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
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
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要早反攻。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
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族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
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率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
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
作者简介:太史小生,历史领域爱好者,特别是热衷于党史、军史的阅读与写作。一直希望更清晰地去回望历史,更理性地看待历史,更流畅地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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