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作者张胜记录了父亲的这样一段回忆：“总书记（指小平同志）找我去，给我打招呼：不要让两个老帅打架哦！”
这两个“老帅”一个是聂荣臻元帅，一个是贺龙元帅。为什么这两个老帅要“打架”呢？
当时聂荣臻元帅担任国防科委主任，由于身体不好的缘故，任命了一个常务副主任；贺龙元帅正在担任国防工办主任，他也任命了一个副主任。
从左往右为：聂荣臻元帅、贺龙元帅、小平同志
巧合的是，这两个副主任是同一个人；更巧的是，这人不仅兼任了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的副主任，还是总参谋部的副总长。
这个多重职务在身，忙碌异常的人，就是张胜的父亲，新中国的开国上将——张爱萍老将军。
张爱萍其实一直有一个想法，想把国防方面的几个部门撮合到一起，但是一直没能实现，反而是在自己身上“聚合”了好几个部门的事务。他这个给三摊都当管家的人，只好到处拳打脚踢的协调。
张爱萍将军
另一位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记得，有一次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晚上他和张爱萍一起到海边散步，张爱萍就“吐槽”道：“别看他们洗海水澡高高兴兴的，上了会吵得可凶了！”
可见，小平同志叮嘱“不要让两个老帅打架”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张爱萍将军在国防方面的成就和经验有目共睹。1977年7月，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曾经希望他出任军委秘书长协助自己工作，没想到张爱萍坚决推辞了这个升职的机会，转而推荐了罗瑞卿。
他说，自己从1956年就开始协助聂荣臻元帅抓国防科技工作。当时国家的高级干部中搞军事行政工作的人多，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人少。他表示，自己争取再干三年，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然后交给小平同志！
罗瑞卿大将
说这话的时候，张爱萍刚刚确定了国防科委的“三抓”计划：抓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并向中央军委立了军令状，保证在80年代前半期拿出来。
这个特殊的“两弹一星”历史任务，是张老将军人生中的最后一搏。此前，他已经见证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在他看来，再完成这样一项伟业，就是自己功成身退的时候了。
我党的大部分高级干部都是从无产阶级中走出来的，很多人多年带兵打仗都是靠经验，什么兵法之类的都是后来才学的。
多年打仗、学习军事理论，对军事行政工作都还比较熟悉，但换到国防这一块，特别是涉及到科技之类的，专业人才就很少了。就连张爱萍，实际上也是被“逼出来”的。
张爱萍将军
张爱萍1910年出生于四川省达县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读过私塾、小学和中学。
他的中学班主任是一名中共早期的地下党员，在老师的影响之下，张爱萍对于共产主义有了很深的理解和憧憬。1928年，经由自己的班主任和另一名党员老师介绍，张爱萍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
张爱萍有着比较深厚的国学基础，巧用兵法打仗也很有一套，这些“技能”让他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让他可以经常赋诗庆祝红军的胜利，成为红军之中有名的儒将。但他对化工业的了解还是无限接近于零。
因而，当陈毅元帅在1961年喊出那句著名的口号：“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的时候，张爱萍丝毫没有觉得和自己相关。
陈毅元帅
直到陈毅老总找到他，把摸清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交给他的时候，张爱萍也是有点懵的。
他说：“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不知道原子弹”。
陈老总“熊”了他一句：“谁一生下来就会的？”
任务在身，就算对这方面再陌生，也要慢慢熟悉起来，这是一个老一辈革命家的责任和担当。于是，张爱萍认认真真开始从零学化学。
他甚至在家里饭厅的墙上贴了一张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其中用两个醒目的红圈标出了铀的两个同位素：铀235和铀238。这是原子能工业中的重要元素，张爱萍以此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任务。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搞出原子弹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和中国的所有协议，停止了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协议，将在华专家全部撤走，终止一切原材料供应，给中国刚刚起步的原子弹研究一记重拳。
张爱萍接过了这个艰难的任务，开始代表中央和军委实地调查中国的原子能工业情况。
一个月后，调查报告出炉，张爱萍非常有信心地将原子弹完成时间定在了1964年，给中央打上了一剂强心针。
这份报告坚定了中国在困难之中也要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决心，也是走出了中国自主研发核武器的重要一步。
1962年11月3日，毛主席批示统一成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中，张爱萍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意味着他成为了原子弹研制委员会中的一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员。
毛主席与张爱萍
只要接过了这个担子，张爱萍就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让党和人民失望。他首先为自己找了一个助手，这个助手的要求很高：懂管理、在科技方面是内行。
也就是说单纯的管理者也不行，单纯的科学家也不行。最终张爱萍选中了刘西尧——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是我党领导干部中少数称得上“内行”的人。
张爱萍选中的另一个助手是张震寰，北京大学毕业，可以讲解原子弹一般原理、爱因斯坦相对论等，是有名的“知识型将军”。
张震寰将军后来在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第一台巨型计算机研制等重大国防科技工程中都担任了一线指挥。
如今我们看到的纪录片中，原子弹爆炸试验前读秒的声音就是张震寰将军的声音。
张震寰与钱学森（右）
张爱萍非常独特，也是对工作非常有利的一点是：他很尊重科学家。张爱萍深知，自己这种五十岁了才开始学元素周期表的人，是没可能在原子能工业的科学专业领域有所成就了，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干。
因而他非常尊重科学家，每次都以求教和做朋友的姿态和科学家们沟通，从不摆领导的架子。
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科学家”的朱光亚就曾经受到了张爱萍将军非凡的礼遇。
有一次张爱萍到核武器研究所拜访朱光亚的时候，时年37岁的青年朱光亚非常尊敬地对待这名已经51岁的副总参谋长。
他率先说道：“我把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
没想到张爱萍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朱光亚连声说“不敢”，张爱萍诚恳地说道：“我只懂皮蛋，不懂原子弹。不懂又怎么摆弄它呢？”
张爱萍(中)与钱学森(左)、朱光亚
从这一件小事中就能看出，张爱萍将军是非常尊重，而且理解科学家们的心理活动的。凭借这份理解，加上他常年做群众工作练就的口才，张爱萍将军在动员科学家方面是一把绝对的好手。
我国最早开始原子弹研究的时候，是在荒凉的青海沙漠腹地，条件十分艰苦。老一辈的科学家们回忆的时候，都记得那里的漫天黄沙，就连睡觉都睡不好。这样艰苦的条件显然无法“吸引”科学家们，但张爱萍的动员报告打动了他们。
张爱萍说：“人来到世上，无非两条路。一是要做官，一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们就留下；要做事的，你们就跟我走！”
一席话，使得所有想为国家做点事的科学家们抛弃了原本虽然不富裕但也算安逸的生活，抛下了父母、妻儿，隐姓埋名在戈壁滩上奉献了一生。所谓青山埋忠骨不外如是。
张爱萍
当然，张爱萍将军并不是在“忽悠”科学家们，他是真心理解科学家，并且和“两弹一星”中的很多元勋科学家都成为了好朋友。
“两弹元勋”邓稼先先生患直肠癌做手术的时候，时年75岁的张爱萍将军拄着拐杖，忍着伤腿的疼痛，在手术室外静候了五个小时，可见两人之间的真情。
1962年确定原子弹上马并且由张爱萍组织试验的时候，小平同志曾经对他说过一句话：“你们大胆地去干吧，成功了是你们的，失败了是我们书记处的。”
这句话对张爱萍的影响很大，也给了他非凡的勇气和信心。不仅如此，他还“活学活用”，用类似的话来鼓励科学家们勇于创新、大胆试验。
他经常对科学家们说：“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是我的。”
其实不是“责任归谁”的问题，这句话出口，更多的是一种支持，一种信任，一种愿意同进退的心。小平同志用这句话安了张爱萍将军的心，张爱萍将军用这句话给了许多科学家决心。
小平同志
动员科学家们在戈壁滩上努力实验的同时，张爱萍也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早年的“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他摸索出了“两条指挥线”：一条是行政指挥线，主要做组织保障工作；另一条是技术指挥线，设立总工程师放手由科学家来担任。
这“两条指挥线”最大程度保证了外行不会干预内行的工作，提高了研究和试验的效率。
除此之外，张爱萍又建立了“科技委”制度，在总装备部、航天部等以科研为主的单位里成立由科学家们组成的“科学技术委员会”，是同行政单位平行的一个科学决策机构。
科技委给了科学家们表达意见的平台，在专业的工作上，科学家们也可以充分享有指挥权和领导权。
“两条指挥线”和“科技委”这两个制度延续至今，成为了张爱萍老将军留给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宝贵遗产之一。
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张爱萍将军作为前线总指挥，亲眼目睹了原子弹爆炸成功。隔年，中程导弹试验成功；又过一年，两弹结合成功。
张爱萍在原子弹爆炸现场
这意味着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核盾牌”。这三项实验中都有张爱萍的身影，因而国防科工委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无论什么试验，张爱萍到场肯定成功”。张爱萍“福将”的地位从1960年的第一发导弹开始就奠定了。
对于这个称呼，以及“如何成为福将”这个问题，张爱萍的子女曾经向他请教过“秘诀”。张老将军说：“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
这个“下去”指的是亲临现场。周总理曾经要求过，最高指挥者必须亲临现场；“过细”也就是仔细，这也是周总理说的，要做到对关键环节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心思如发。
周总理
张爱萍很好地践行了这些话：每一次发射试验之前，他总是提前一个月就到位，参加上好几次协调会，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摆问题，当场拍板决定。
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回忆，张爱萍做事非常细致。后来他身体不好的时候，带着氧气瓶子也要下去检查，每一个焊点、每一个螺丝钉、每一个零部件都要检查到。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原子弹模拟实验的时候，他发现按钮按下去的时候，表盘上有一个指针抖了一下。张爱萍不太知道是不是正常情况，就追问身边的人怎么回事。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电表没什么问题，但张爱萍就硬要追根究底，查一查为什么电表指针会抖，最终才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有一个虚焊点。
张爱萍抓住的这个细节，往小了说避免了数据的偏差，往大了说可能就影响了实验的成功与否。
张爱萍将军穿着防辐射服装
还有一次，在东-5航天运载火箭发射之前，检验部门发现油路上有一个不明阴影。当时在现场的张爱萍坚决要求查清，最后是七机部的一个部长亲自爬进了发动机仓里，拿着检查胃镜的仪器仔细查看，发现原来是一根鞋带。虽然不是什么大东西，但如果堵住了油路，后果不堪设想。
这么大的问题惹得张爱萍大怒，他吼道：“不是规定不允许带任何东西进来吗？”鞋带原本是不算故意带进实验室的东西的，但是自从这次险些酿成事故之后，直至如今，该处都严格执行着“解鞋带”规定。
正是张爱萍的细致，使得他成为导弹研制和发射中的“福将”。
在张胜撰写的书中记录了这么一段：有一次张爱萍和叶剑英见面，叶剑英告诉他昨天发射的一颗返回式卫星起飞20秒就坠毁了。
叶剑英元帅
实验中难免有失败，可是如果失败过后没有很快迎来成功，就必然意味着有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在其中浪费掉了。
1974年10月，张爱萍短暂复出了7个月的时间。就在这短短的七个月里，他将原本是国防尖端，当时几乎是败家子“养殖场”的七机部公开整顿了一番。
他写下“摧枯拉朽邪恶镇，还我旧时精神”的句子，花了两个月将七机部还原成了科研、生产有条不紊的样子，抢回了大量失去的时间。
“抢时间”对于当时的国防科技来说太重要了，原本很多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拿出来的武器，在当时都耽误了。
1975年4月25日，张爱萍在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的方案论证会上，为了加强打架的紧迫感，将这一次会议和今后的工作都直接取了一个名字——抢时间。
在张爱萍团结起来所有科学家和工人的“抢时间”政策和口号下，1975年下半年，我国的国防科技终于又见开花结果：7月26日，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尖兵一号卫星圆满成功；10月27日，第二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成功。
最大的成功在11月29日：我国第一个返回式探测卫星发射和回收成功。不久之后的12月17日，有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因为三颗卫星的发射成功，1975年被人们喜气洋洋地称为“三星高照”之年。这样的年份在中国航天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长征二号运载火箭
1977年，张爱萍再次复出，开始抓他向小平同志提出的新“两弹一星”：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洲际导弹。
在美苏都有洲际导弹的情况下，特别是当时中苏已经处于非常明显的对抗形势中，苏联的洲际导弹对中国威胁相当大。
中国的核打击能力只够得上苏联的亚洲部分，而苏联的核打击能力可以针对中国全境。当年没有按时造出洲际导弹，毛主席几乎急得睡不着觉。
此次张爱萍原本是不打算再次“复出”，在国防科技中担任重要职位的。但是小平同志也好、叶剑英也好，都相信只有张爱萍才能最快、最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因而，两人苦劝他出马、最终，张爱萍还是向自己深爱的祖国妥协了。
从左往右依次为张爱萍、余秋里、杨尚昆
张爱萍再次走马上任后，首先就重提研制远洋测量船的问题。洲际导弹的射程一般在一万千米左右，想要让洲际导弹命中目标，就必须有海上测量船。
这一想法早在1965年的时候张爱萍就提了出来；1972年4月讨论“718”工程问题时，钱学森也提到研制洲际导弹必须搞全程试验，必须建造远洋测量船。
然而，远洋测量船的计划提出这么多年，一直都处于耽搁状态。1977年洲际导弹已经先后进行了陆上低弹道、高弹道和卫星弹道的成功试验后，远洋测量船的船体刚刚完成，有些重要部件还杳无音信，这就意味着“全程试验”缺了重要一角。
当年9月21日，张爱萍宣布：各系统必须在1979年12月31日24时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超过这个时限的，他只能学诸葛亮了——挥泪斩马谡！
钱学森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张爱萍深入各系统督导调查，协调各环节准备工作。在1979年底的时候，洲际导弹的所有发射准备工作终于按期完成。
在“细节控”张爱萍的把控下，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东风-5弹道导弹在酒泉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以20倍超音速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在飞行约30分钟后精准击中预定目标。
潜水员用5分20秒的时间就成功捞起数据舱，宣告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任务圆满成功，世界为之震惊。
“福将”张爱萍这一次没有失去他的“福气”。当远洋测量船完成任务胜利归来时，叶剑英和张爱萍一同赶到吴淞口欢迎，同凯旋的英雄们合影留念。
此次发射之后，苏联对中国施加的核战争威胁彻底失效，中苏关系至此趋于缓和。
张老将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从1977年到1980年，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也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作出了足够的贡献，他向小平同志和中央军委写了辞职报告。
但当时的国防科技情况还不允许这名有经验的老将退休。直到1987年张爱萍再次请求退休时，他的报告才被批准。
报告批准的第二天，张爱萍就让人把自己的办公室撤掉了。所谓“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大概就是这样的态度。
张爱萍老将军前半生在战场戎马，后半生也在我国的国防实验室中“征战”。凭借自己的能力，他无论在哪一个“战场”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不是“福气”的结果，而是他严格把控细节的结果，是他时刻谨记自己的责任，从来不放松对自己、对实验的要求的结果。而这，时至今天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