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1日上午，在位于川东师范学院的中统局本部内，一张张严肃的面孔，分别掩饰着各自真实的心情：有的悲哀、有的沮丧、有的感到愤怒、有的在窃喜。
他们刚刚才得知，中统局已经易主，由西康省教育厅厅长叶秀峰接替当了15年局长的徐恩曾，成为信谊堂（中统总部所在地）的“堂主”。
叶秀峰春风得意，本来，他除了与中统幕后老大陈立夫是大学同班同学外，和中统并无渊源，现在从偏僻省份的厅长一跃而成全国排名第二的特务组织当家人，自然是喜不自胜。
而面庞白皙、衣着庄重、戴着金丝眼镜的徐恩曾此时则哽咽不止。会后，许多比较忠于徐恩曾的特务分子大骂蒋介石刻薄寡恩、鸟未尽而弓已藏。
对中统局来说，打击还在继续，叶秀峰虽然是中统幕后老板陈立夫的大学同学，但毕竟要秉承蒋介石旨意行事，到任后立即公布了机构改革方案：
1.撤销训练委员会、情报研究室、资料室、特别经办处等四个机构。
2.中统局最重要的机构之一——统计处剥离，打散后编入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和内政部第四处。
3.大削中统局经费。1945年中央财政划拨的党务经费比1944年少了47%，党务经费少了，挂靠在党务系统的中统局日子更加难过。
其实，早在徐恩曾落马之前，中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从1940年起，中统坏事接踵而至：负责检查电报和邮件往来的军事委员会特检处最初由倾向于中统的金斌任处长。1940年春，金斌突然被撤职，特检处改隶军统旗下。
1941年之后，中统依托省党部在敌后组织的各种武装，被消灭殆尽，反观军统的忠义救国军却越做越红火，发展到20个团10万人之多。
1944年夏，隐藏在教育系统的中统特务突然集体被教育部开除。紧接着，行政院经济部、交通部也发布多封人事案，将中统特务和与中统有牵扯的人员全部赶走。
那么，抗战初期与军统并驾齐驱的中统，为何要走下坡路呢？
一、朱、徐内斗，根基埋隐患
最初，蒋介石在设计中统、军统这两个特工机构的时候，分别任命贺耀祖以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身份兼任军统局局长，任命朱家骅以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兼任中统局局长，仅任命戴笠、徐恩曾二人为副局长。
但是在实际运作中，两统的人事、经济以及其它各项具体业务等实际权力，都完全操于副主管之手。平日，在公文往来中蒋介石对两局下达手令，也只提到副局长的尊姓大名， 对正局长并不提及。
贺耀祖身兼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整天为蒋介石跑前跑后都忙不过来，哪有空过问军统的事情。
然而，朱家骅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他是以中央秘书长兼任中统局长。在当时，中央秘书长位于中央各部之上，在国民党内有仅次于总裁、副总裁的“第三把手”之称。以这样的实力地位遥控中统，就使得徐恩曾不得不有所顾忌。
而且，朱家骅这个人依仗着是蒋介石浙江籍官僚集团中的红人，有着一统的政治野心和强烈的抓权、揽权、争权的欲望，所以对中统局长这个权不放过。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朱家骅原本是属于CC集团的人，徐恩曾、陈立夫等人开始都是把朱家骅当作自己人看待的。对于他要过问中统的一些事情，徐恩曾也不好拒绝。
朱家骅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趁势将自己的势力打进中统，最终形成了一股与徐恩曾抗衡的重要力量，在中统内部也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权力争夺战。
两恶相争的直接结果，便是严重削弱了中统的力量，其影响之深，是很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原来，朱家骅虽然可以算是CC集团的“自己人”，但他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等一系列职务后，地位开始跃居于CC派领袖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上。
此时，朱家骅认为自立山头打天下的时候了，不失时机地与CC系分道扬镰， 打出自己的旗号，在原先CC系地盘上“跑马圈地”，从而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迅速形成了“朱家骅系”。
在这方面，中统局不但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而且可以说是一块肥肉。
他采取的第一个策略是以经费换人事。作为国民党的中央秘书长，朱家骅掌握着中央党部系统的经费分配大权。而隶属于中央党部系统的中统局自然就有很大一部分特务经费要从其名下支取。
当时中统局处于改组扩建时期，正需要大量的经费，于是朱家骅用金钱作诱饵，向中统安插自己的亲信。不到一年时间，朱派分子几乎占了中统局处级干部的一半。
而对于徐恩曾来说，人穷志短，需要朱家骅在经费上给予接济，同时又考虑到他与CC系的历史渊源，所以对朱家骅的这些小动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坚决予以制 止。
朱家骅的第一招得手后，便得寸进尺，手伸得更长，开始了他的第二套策略。
本来，朱家骅只是一个挂名局长，但只要有能伸脚的地方，便横竖不管，先搞进去再说。比如，他把自己的私人名章交给亲信，宣布重大问题须得有他的名章才能生效。
又如，朱家骅平时注意利用各种机会到中统局视察或讲话。每到新年团拜的时候，朱家骅无论多忙，也忘不了抽出时间把全局的特务召集起来，聚个餐，喝个交杯酒。
如此，朱家骅对于中统的内部事务，不但挂上了名，而且亲自参与，其在中统的势力，也在稳步增长。
就在朱家骅大张旗鼓地把朱派力量打入中统时，徐恩曾并且开始处处对朱设防，刻意周旋，甚至在某些事情上采取了敌对立场。
首先，对于朱家骅势力的步步侵入，徐恩曾筑堤打坝，固守待援。例如：朱 派了一批亲信大将到中统任主任秘书、处长、专员等高级职务，自以为借此也就控制了整个中统局面。
孰料，徐恩曾利用“紧逼盯人”战术，在每一个朱派分子身边，都安排了一个徐派分子进行严密监视。
其次，在监视的同时，徐恩曾还在暗中策动大小特务对这批朱派分子施加精神压力。
当一个朱派分子进入中统局任职时，马上有人故意公开大发牢骚：“我们出生入死，辛辛苦苦地打天下，可别人却坐享其成，一来就是高位、高薪、高待遇！”弄得朱派分子尴尬难堪。
待工作起来后，徐派分子更是采取不合作态度。这些朱派分子新来乍到，对特工之道大都纯属外行，业务不熟，对各种内部的黑幕更是一无所知，不免感到力不从心。
当他们向徐派分子“不耻下问”时，徐派分子不是装聋作哑，爱理不理，就是横眉冷对地甩几句闲话：“您是领导，怎么反而来问我呢？”
如此冷言冷语地顶撞，不要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烧不起来，就是想烧个冷灶，也往往没有表现的机会。
如果说徐派分子在中统局里所做的小动作只是想给新来的朱派分子和那位朱局长一些难堪和造成一定麻烦的话，那么陈果夫、陈立夫谋划的则是要将朱家骅赶出中统，以绝后患。
从陈氏兄弟来说，当时CC集团的处境不是很妙，上有蒋介石的抑制，外有黄埔系、政学系、孔宋集团的钳制，而且在朱家骅“自立山头”以前，已经有一位CC系的大将，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背叛二陈，可以说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本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是陈氏兄弟苦心经营了10年之久的CC系 大本营，自从张厉生背叛后，陈氏兄弟的忠实党羽差不多都被赶了出来。
现在朱家骅又成了 “张厉生第二”，挟党内第三把手 ——中央秘书长的权势，企图连中统局这个CC系最后一点家当也席卷而去，陈氏兄弟岂能不管？
二陈采取的办法就是要将朱家骅从中央秘书长的宝座上赶下来。原来，在1938年分别成立中、军统两大特务组织时，蒋介石说得明明白白：中统局局长由中央秘书长兼任。
因此，一旦朱家骅不再担任中央秘书长了，就没有理由兼任中统局长，徐恩曾就又可大权独揽了。
1938年底，汪精卫叛逃河内，公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为陈氏兄弟实现他们的目标提供了机会。
事情是这样的，朱家骅之所以能从过去的中央秘书处处长升任中央秘书长，成为党内高于各部之上的第三把手，只是为了借此抑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不让汪与中央党部各部直接发生关系。
但是，汪精卫一逃，情况就起了变化。一方面，以中央秘书长牵制汪精卫的利用价值失去，另一方面所留下来的副总裁一职，自然有不少人踮脚巴望。而朱家骅就是其中自认为最有希望接班的人。
论理，朱已爬到了中央秘书长的高位，党内第三把手，坐三望二，一步之遥，也是人之常情。况且他认为，就是按部就班，论资排辈，这国民党的“副帅”也是非己莫属了。
但他的想法并不合蒋介石的心意。原因很简单，汪既逃走，蒋乐得无人与之分权，岂有再设一个副总裁的道理？因此，当汪精卫被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后，蒋介石就虚悬副总裁一职，不肯做出任何安排。
结果，蒋的这个心事被老谋深算的陈果夫看得一清二楚，于是利用这个机会设计了一条妙计：由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叶楚伧到中央党部任中央秘书长，把朱家骅赶到中央组织部接替张厉生的大权，把张厉生赶到中央党政考核委员会去当一个无足轻重的主任委员。
如此，可谓一石三鸟。其一，叶楚伦是著名的南社诗人，虽久居高位，但不善弄权，遇事推诿，由他出任中央秘书长自然不会有什么野心，蒋介石定可以高枕无忧。
其二，朱家骅不当中央秘书长了，便不好再兼中统局长，让叶楚伦来兼任中统局局长，必定是不闻不问，由徐恩曾专擅一切。
其三，以朱家骅去夺取张厉生的中央组织部长大权，既不会落一个把张、朱势力同时从中央党部驱逐出去的“独揽大权”的把柄，又可以将CC系的“叛徒”张厉生彻底赶出中央党部系统。
从理论上来说，陈果夫的这个“一石三鸟”的计策可以算得上是天衣无缝了。但是，陈果夫一心想着算计别人，却没有想到还有比他更厉害的髙手在算计他，这位高手就是蒋介石。
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六中全会，对党政高层人事及机构进行部分调整，陈果夫抓住这个机会，以侍从室第三处主任的身份，把他的计划呈给蒋介石。
蒋一看，果然是十分满意，于是一声令下，张、朱、叶三人各换其位，接手新的差事。只是，等到朱家骅向叶楚伧交卸中央秘书长之后，兼任中统局局长的交卸问题，却不见了下文。
朱家骅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居然泰然处之地将“中统局长”一职带到了组织部，继续挂名。而新任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对此漠不关心，懒得去争。
显而易见，这是蒋介石故意安排和纵容的。通过默许朱家骅继续兼职，来继续实施“以朱制徐”的策略，不想让中统这一庞大的特务组织完全控制在陈氏兄弟手中。陈果夫再聪明，也没有料到老蒋有这么一着。
当二陈发现陈果夫的釜底抽薪之计并没有能够将朱家骅从中统局长的宝座上赶下去时，就决定不再对朱采取守势和一些小打小闹的手法，而是要考虑动用强硬手段了，和徐恩曾一合计，直接把矛头对准陈介生。
陈介生是黄埔五期学生，由于他曾经留学德国，故与担任中统协会会佼的朱家骅发生了渊源，后被介绍到中统工作，担任特种经济调査处处长。
这个处主要是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和经济部的要求，利用特务手段，搜集情报，因此，该处的活动经费由这三个部门分摊，不需要中统局破费。俨然是中统中的一个独立王国。
为了给朱家骅一点颜色看看，徐恩曾断然下令免去陈介生的处长职务，改组特经处。但陈拒不移交，徐恩曾当即派出行动队武装接管特经处，将陈介生一伙驱赶出去。
“陈介生事件”的发生影响颇大，朱徐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公开爆发。在这之后，往往徐的文件或报告送到朱那里，朱久拖不批；朱的指示或手令到了徐那里，徐也是不肯遵命照办。
他们两个人都是“领导”，争斗也好，形成对峙也罢，对本人没有什么不方便，只是苦了下面很多办事人员，常常既要看朱的脸色、又要受徐的言语。真正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大大削弱了特务干事的积极性。
二、不务正业，中统业绩一落千丈
1941年秋，徐恩曾在一次中统高级干部会议上，直言不讳地对手下亲信说：“我们不能专专干保卫政权的特务工作，而让政学系的人去做大官，发大财，我们也必须分享一份。”这番无遮无拦的肺腑之言，说白了就是四个字：我要谋官。
要做大官，就必须在朝中有大人物提携，否则是永无出头之日的。但是CC系中人才济济，“英才”辈出，比自己能力强、资格老的高级干部大有人在，但蒋介石已经对二陈起了猜忌之心，因此，真正靠陈氏兄弟保荐出任部长级职务的，至今尚且没有。
即使他们二人有那方面的能力，以自己的地位和资历按部就班地排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坐上部长宝座。于是，徐恩曾撇开二陈，傍上了政学系领袖吴铁城。
吴是著名的国民党“说客”，历史上的宁汉合流，东北张学良易帜、入关助蒋，国民党宁、粤、沪三方合作等重大事件。都是由吴在幕后担任重要的策划人物。
1940年2月，吴铁城接替叶梦伧的中央秘书长一职。此时朱家骅仍然没有交卸中统局长的意思。吴铁城自然也不好意思逼之过急。但吴也不是那种甘于将权力拱手相让之人，既做了中央秘书长，却兼不到中统局长，未免有点于心不甘。
然而，毕竟是一名老政客，他看准徐恩曾是中统的铁腕人物，只要能把他抓在手里，收为己用，也就等于抓住了中统。于是，吴铁城请出陈果夫一起保荐，以加强特务活动为名，签请蒋介石批准由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
就任前，蒋介石专门召见徐恩曾，明确告诉他，中央之所以有这种安排，完全是出于特务工作的需要，要求他利用职务的方便，在全国范围内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以便从更大的范围内开展特工情报活动。
在整个谈话中，蒋话里话外都在提醒徐：你这次升官后，不要有其它方面的野心。徐恩曾把蒋介石的告诫当作是耳旁风，完全沉浸于担任次长后的狂喜之中，一门心思地想谋官。结果，中统之后连续出了多次情报事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乘英、美、法全部卷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之际，乘机侵占了东南亚广大地区。一向野心勃勃的英国当然不甘心在东南亚地区的失败, 一心想要收复失地。
1942年夏，经英国驻重庆大使卡尔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密商，决定由中国方面征募东南亚地区流亡到国内的华侨，经过专门培训后潜入东南亚活动，刺探日军情报，将这些信息提供给英国一份，作为日后收复东南亚做准备。
那么由谁具体负责实施呢，老蒋“御笔” 一挥：中统局。
接到这项“光荣使命”后，徐恩曾也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中统的活动范围就不仅仅局限在国内，而且还可以发展到南洋各地，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他急忙把中统局侨务小组的特务们召集过来商量。几人一合计，当务之急是赶快征募东南亚地区的华侨青年，办一个特务技术速成班。
速成班毕业后，有少数几个人被安排去了吕宋，大部分人马则被安排赴缅甸，设立缅甸情报区，公开对外的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驻缅甸总支部”，区长由吴铁城的亲信、牧师李竹瞻担任，副区长由徐恩曾的亲信、老牌特务陈蔚如担任。
1943年年初，缅甸情报区全部人员携带电讯器材，包乘了一架运输机到达昆明。但李竹瞻和陈蔚如觉得唐突入缅，恐难成事，就要来一个名叫李品伟的华侨，委他以“中央党部战时边地视察员”的公开身份到缅甸景栋分区开展工作。
中统特务们到下关不少日子了，可工作并没有什么进展，唯一可以搪塞局本部和英国领事馆的“情报”，多半是李品伟从一些来往于滇缅之间的小商贩那里套来的，没有什么大用途。
更麻烦的是，李竹瞻和陈蔚如没多久就发生了内讧，李竹瞻指责陈蔚如在下关走私鸦片、逛窑子。陈蔚如则怒骂李竹瞻贪生怕死。
就这样，内部彼此之间鸡打鹅斗，刺探日军情报的工作根本就无法开展。英方因得不到任何情报而大为不满，停发经费，中统在缅甸的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1944年，日军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战役——豫湘桂战役。在河南，国民党守军汤伯恩所率40万大军被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领的 15 万精兵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一个月的功夫，国军丢失大小城池38座，丧失兵力5万余人。
蒋介石也急红了眼，背着手在客厅里急步走来走去，命令手下特务当即召集特务机关头子到重庆上清寺官邸参加甲种汇报。
会上，蒋介石向出席者们询问关于山东、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及中共武装部队情况。由于徐几年来一直忙于“猎官”，对中统的活动疏于过问，没有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并且这次汇报来得紧急，事前来不急作充分准备。
所以，当蒋介石脸色阴沉地问道：“可均，你来说说看。”徐恩曾只有支支唔唔，硬着头皮胡编乱造一番，浮光掠影，文不对题，肤浅空洞。
蒋介石听得面色愈加难看，有的问题蒋介石一再追问，弄得徐竟张口结舌，无法自圆其说，十分狼狈。气得老蒋竟青筋暴跳，严厉斥责其站在一旁，听戴笠及其他人员的汇报。
戴笠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口若悬河般讲起来，条理清晰，分析深入得体，讲了一大套，一听便知是下了一番深功夫的。蒋介石的脸色这才慢慢缓和过来。
二人对比如此鲜明，也难怪中统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越来越轻了。
在蒋介石看来，军统的强项是策反汪伪汗奸集团的主要人物并开展中美情报合作活动，在这两方面的确都有上佳表现。而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它的主攻方向——判断苏德、日美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方面，也都有不俗的成果。
与此相比，中统几乎毫无建树，总不见什么成绩，在这方面，甚至还不如军统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做得好。
因此，在这次官邸汇报结束之前，蒋介石训斥徐恩曾一番，责今他：“集中精力抓好情报，做出点儿成绩来！”
如果说蒋介石此时还对徐恩曾抱有一线希望，但这一线希望很快会落空了，很快就让他大失所望。徐恩曾竟然发展到连国民党内部反蒋分子的情报也做不来，简直成了废物一个。
1944 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一夜之间竟贴了—幅“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标语，使蒋介石闻之大为震怒。他认为中央党部历来是CC系的大本营，戒备向来森严，绝不会是共党分子所为，定是“党国”内部有人对自己不满。
事情发生在中央党部，蒋介石自然把这个案子交给中统来办，限令中统彻底清查此事，也算是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
接到命令，中统不敢怠慢，派出各个领域的特务，内查外调，使出浑身解数，想法改善一下自己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
可是人在背运的时候，喝口凉水也塞牙，徐恩曾下了—番苦功，最终还是一无所获。蒋介石几次追逼其结果，中统总是无法呈交。
直气得蒋介石指着局长徐恩曾的鼻子大骂：“娘希匹！在我们的心腹重地，出现这样的事，既未能事先加以防范，事后复不能查出究竟，实在有忝职守！”
即使在号称两统最拿手的沦陷区地下工作中，中统也是状况频出，令人哭笑不得。
日本人占领南京后，大肆搜捕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政人员，且严加审讯，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很快，军统局南京留 守处的办事员陈望被捕后投降，南京留守处主任徐兆麟 在南京实在呆不下去，乔装改扮混出城来也逃往汉口。
徐恩曾闻听南京组织首先失守，急忙又给徐兆麟重新配备人马，让他再杀回上海，成立中统局东南督导区，其下设上海、南京、杭州、宁镇、松嘉、苏锡六个分区，徐兆麟任主任。
刚刚稳住上海方面的阵脚，武汉方面又出了乱子。原来，武汉会战后，国军放弃武汉，徐恩曾撤退前在汉口事先安排了一批特务潜伏。谁想那批人比上海那帮人还不如。“专员”、“主任”、“队长”，每日里无所事事，跑到汉口扬子饭店打麻将、玩扑克， 美其名曰“掩护开会。
特务们都存有这样一种心理：该跑的都跑了，把苦差事留给我们，让我们替你们看家，想得倒好！再者说，这家是好看的嘛，简直看的就是阴曹地府门，日本人不敲门自己还是人，一开门恐怕自己就成刀下鬼了。干脆乐一天算一天，脚 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抱着这种想法，汉口潜伏区的特务们哪还有心思去收集情报？
别看情报没搞到多少，私人之间的恩怨却汇集了不 少。先是行动总队长丁谨和交通员李美贞勾搭成奸，紧接着主任先大启也看上了李美贞，为了这些争风吃醋的事，丁谨和先大启大打出手，最后竟然拔出枪来要拼个你死我活。
副主任史希侠看到二人关系紧张无法共事，便出来做和事佬居中调解，借此机会独揽汉口调査室大权，挪用公款在汉正街上开了几个店面赚钱，对上谎称是接头地点，对内则严令下属不许赊账。
一个叫朱家鼎的小特务在店里白抽烟不给钱，让史希侠痛责一番，回去便破口大骂，扬言要把汉口的底细全捅给日本人。
史希侠开始以为这小子不过是讲几句气话，没曾想朱家鼎倒是“一言九鼎”，真的跑到汪伪那张孟青那里自首，并亲自领着汪伪特务把史副主任抓了起来。
史希侠被捕后立即叛变。其他人一看大事不好，分别逃往重庆、黄冈，中统在武汉的潜伏组织全军覆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