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荣昌

到过西柏坡纪念馆参观的人，都会被一间简陋的作战室而感动。这里是中央军委作战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的地方。党中央、毛主席在此指挥了23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其中包括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战役期间，作战室的参谋人员，天天都要将全国各战场大量的敌我情报汇集在这里，朱德、周恩来对军事情报进行研究、核对并提出处理意见，报党中央、毛主席决策，以统一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么重要的作战室，竟然只有一部电话，二张地图，三张桌子。要不是讲解员解说，很难想象在这里曾经指挥过浩浩荡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了800万国民党部队，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间作战室，最耀眼的要算挂在墙上的二张大地图。它就像两个瞪得圆圆的大眼睛，随时闪现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为指挥部队行动提供直观的依据。

地图本身是一种地理标志，不具有阶级属性，敌我双方都可以使用。但由于所有权人对地图的控制，迫使对方想方设法自己制作地图。地图分民用地图、军用地图及各种专用地图。所谓军用地图是根据军事目的测制的地图。包括地形图、军用海图、航空图、宇航图以及其他军用专题地图（如兵要地志图、海岸地带图、军用水网分布图、用水质水源图等)。军用地图是战争的重要工具之一。供战略、战役的研究，组织指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各种国防工程的规划、设计与施工，各项军事训练与演习，各种战术作业(如研究战区敌我双方的地形，选择阵地、观察所、隐蔽地和接近地。工事构筑的设计和施工，确定兵器的布置，实施海上和空中作战等）之用。

军用地图大多是实测、航空摄影测量或用实测资料编绘而成，具有较高的精度和现势性。大比例尺（大于1：10万）地形图，由于图载内容比较详细，是军队判断地形、组织指挥战斗的主要用图，所以也叫战术用图；中小比例尺（1：25万一1：100万）地形图，内容比较概括，所显示的区域范围较大，供军事指挥机关使用，所以也叫战役、战略用图。

红军初创时期，不论是南昌起义部队，还是秋收起义部队，根本没有自己印制的地图。1928年4月，朱德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以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1929年1月开始，红四军主力部队南下赣南闽西，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府。很快，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中央苏区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9年12月底的古田会议，开启了红军政治建军的道路，红军在政治和军事上逐步强盛起来。到1930年6月，中央苏区红军发展到红三、四、十二军3个军。6月19日，在长汀县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军团前委书记，朱德任军团总指挥，朱云卿任参谋长。6月25，又成立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朱德、李文林、方志敏等16人为委员。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经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成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三两个军团。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由方面军总指挥部兼，下辖3、4、12、20、22军，共5个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下辖5、8、16军，共3个军。第一方面军全军共计3万余人。1931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撤销，所属各部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称中央红军。但那时候，红军奔波各方，行军打仗，驻地不定，无暇顾及测绘地图。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提出了《土地法草案》和《红军问题决议草案》等。根据大会的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正式成立，朱德、彭德怀等15人为委员，朱德为主席，王家祥、彭德怀、周恩来为副主席。

中革军委成立以后，设有总参谋部（后改称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武装动员部（后改称武装总动员部）、总经理部（后改称总供给部）、总兵站部（后改称总兵站运输部）、总军医处（后改称总卫生部）、政治保卫局以及秘书处、抚恤委员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机构。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成立时，叶剑英任总参谋部部长，辖作战科、侦察科、交通科、动员科、教育科和管理科。1932年起，作战科、侦察科、管理科和交通科陆续分别改称第一局（作战）、第二局（情报）、第三局（供给）。第一局下设作战科、机要科、地图测绘科。6月，总参谋部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随中革军委领导人在前方作战。10月，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12月，中革军委决定总参谋部改称总司令部。

1933年5月，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叶剑英、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部分人员迁回瑞金，并陆续增设第四局（工农武装）、第五局（训练）。同时，在前方另组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叶剑英、张云逸分别兼任参谋长、副参谋长。同年夏，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总动员武装部，总司令部第四局（工农武装）并入其中。

1934年1月，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前方迁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总司令部，下设6个局，即第一局（作战）、第二局（情报）、第三局（队列、管理）、第四局（通信联络）、第五局（训练）和第六局（此时总动员武装部撤销，该局负责动员工作）。2月6日，中革军委决定恢复总动员武装部，第六局并入该部。10月初，第三局改称第四局，第四局改称第三局。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红军有了立足之地。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苏区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临时中央政府印制了中国地图、世界地图以及江西、福建等地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也组织人员，开始测绘印制军用地图。图4地图残片便是这一历史的见证。

这张军用地图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印刷发行的，时间是1932年1月，这是目前发现中国工农红军最早自己印制的军用地图。这张地图标注的比例尺是1：5万，即地图上一厘米，相当于实际距离500米，是一张名副其实的战术用图。

地图所标明的地理位置（图7）是江西省赣县北面的储潭乡、茅店镇、江口镇部分地区。东至江口圩东面的罗樟崠，西至储潭墟西面的车头，南至茅店圩南面的文潭坝，北至新枫村马坑（图5）。地图的道路桥梁标志十分清晰，等高线绘制有纹不乱，高程标注非常明显（图6），河流山川错落有至，是一张非常难得的战术地形地貌图。回想当年，红军在人才那么缺乏，设备那么简陋，局势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能够绘制如此复杂，如此精细的地图，实在让人难以想像。可以说，这张地图与现代绘制与印刷制作的军用地图几无什么大的区别。

让人痛心与惋惜的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么一张珍贵的地图，被无情的剪成多块碎片，真是让人痛心疾首。我购买回这些破碎的纸片之后，曾经试图找到一张完整的地图或者这种地图的照片，以提供文物修复师参考对照，将地图进行修复。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纪念馆，一位副馆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直接把我带进了文物资料室，亲自叫一位负责同志打开电脑，查看馆藏文物资料目录。非常遗憾的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纪念馆没有收藏到此种文物。之后，我又提出看看馆里是否有复制件，这位同志又极其负责地查阅了电脑资料目录，结果也没有发现。我非常地沮丧与无奈，拖着沉重的脚步告别纪念馆的领导与同志。

随后，我还到过古田纪念馆、福建博物院、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翻阅过无数档案资料，均无此军用地图的记载。这一发现，填补了军用地图史的空白。

看着这残破的军用地图，让人思绪万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立初期，正是攻打赣州时期。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重新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并于同日向苏区中央局发出“急攻赣州”的命令。赣州是江西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连接闽、粤、赣三省的重要军事要地。这里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负责赣州城防的是金汉鼎的第十二师的第三十四旅，3000余人。另有赣南17个县地主武装约5000余人。还有赣州城的警察、商民自卫团等，总兵力近万人。同时，赣州以北，有敌十一、十四、四十三、五十二、二十八5个师，赣州以南有广东军阀的十多个团，随时能够增援赣州。根据这种情况，当时毛泽东不同意攻打赣州，但苏区中央局多数同志同意执行临时中央的决定。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并组成了主作战军和支作战军。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和红四军组成，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其任务是攻城、打援、发展新区。支作战军由江西军区、闽西军区所属独立师和地方武装组成，由陈毅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其任务是担任游击和警戒。

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绘制的军用地图，就是在这种紧张形势下，极短时间内完成的。意在攻打赣州的红军使用。但正如毛泽东所料，红军历时33天，攻城不下，反而自己遭致重大伤亡。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对革命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失。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红色收藏》杂志主编，《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

从事收藏几十年，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等专著。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红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享誉全国。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几十篇学术论文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