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滨海抗日根据地田野里，满目伸展着茁壮的玉米和黄澄澄的谷穗，在秋风里摇曳着，翻起一道道绿色和金色的波浪。如果不打仗，今年一定好收成，我心中感叹着，匆匆赶往军分区后勤所在地红柳村，看望正在月子中的妻子和尚未满月、一直未见过面的儿子。下午我赶到家中，全家团聚，其乐融融。
当晚，我刚吃完妻子特意包的饺子，师部派人到我家中通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已到诸城，令我火速赴诸城集中，跟他提前开赴东北。第二天清晨，我告别了妻子和未满月的儿子（随后我妻子赴东北时，将儿子托养在老乡家，直到21年后才得团聚），火速赶往胶东诸城。到达后我立即向肖华主任报到，了解情况并受领任务。
1945年8月11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第2号命令，令山西、河北、山东、绥远、热河八路军一部向东北进军。8月中旬，中央决定派出145人的干部团赴东北。8月底，冀热辽军区16军分区部队在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下踏上东北土地。随即他们与苏联红军联合攻克日军把守的重镇山海关，打开了通向东北的大门。
9月5日，该部到达锦州，第2天占领沈阳，一周后，他们相继进入鞍山、辽阳、抚顺、本溪等城市，完成了我军战略侦察任务。9月中旬，曾克林给中央写回了振奋人心的报告。鉴于东北有大量的新式装备、充足的兵员和给养，众多的工业城市、便利的交通和苏联红军的支持，为掌握东北战略枢纽、准备一切力量，争取粉碎国民党与我们争夺东北，中央确定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加快向东北进军步伐，在东北发展我党我军强大力量，以保证顺利的争取东北。
为此，要求华北、山东八路军主力和新四军3师（黄克诚部）尽快分陆、海两路先国民党军开进东北。山东八路军主力大部由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取道海上进入东北。我们先行组的任务是为主力到达安排好各方面的条件。
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和环境限制，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全部身着便装，携带电台，跟随肖华从黄县滦家口登船，横跨渤海，于9月27日在辽宁省庄河登陆。
为便于工作，根据肖华的意见，我对外临时改名为“刘东元”。通过紧张而有效地工作，我们迎接陆续到达的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的机关人员，约1千余人，并于10月上旬到达安东（今丹东），等待山东开来的6万主力部队和4万干部。当时的安东，人口约有2-3万人，市面很繁华，隔鸭绿江与朝鲜相眺，江上大铁桥横跨两岸，交通便利，城市依山傍水，景色秀丽。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进入东北的我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1946年1月，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任副司令，罗荣桓、高岗、陈云任副政委，伍修权任参谋长，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北满、东满、西满、南满四个军区。
194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东满临时指挥部（辽东军区）肖华司令员（兼政委）通知我率胶东军区招远独立团3营，赶赴通化建立中共通化地委及通化军分区，并特别交代：“趁国民党军未到达东北前的时机，剿灭土匪和日伪残余，站稳脚跟，发动群众，改造政权，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10月19日，我率队出发，徒步行军到宽甸，搭乘上通化派来的迎接卡车，途经桓仁，24日傍晚到达通化市，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通化市，元朝中叶称“东边”，俗称东边道，光绪元年（1877年）根据浑江原名佟桂江的满语译音，改称通化，1937年7月，伪满洲国设通化省。地处长白山西南麓，地形以山区为主，是通往长白山的重要公路、铁路中转站，战略位置比较重要。
苏联红军是在8月22日占领通化，驻军70～80人，设有司令部，由一名叫莫道夫的校官负责。9月20日，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派蒋亚泉率武装排和少量干部接收了伪通化省公署，并于9月26日成立了冀热辽区行署辽吉办事处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9月29日，蒋亚泉接收伪通化市公署，正式成立通化市民主政府，蒋亚泉任市长。
与此同时，蒋亚泉等将带来部队与先期进入通化市的、由当地党领导以暴动矿工为主建立的辽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合编，番号改为辽东人民自卫军58团，以此保障了我新生政权的稳固。
我率部到达后，鉴于通化市还存在着日伪特务掌握的公安队，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日本关东军遗留的1.6万军事技术人员以及周边山林中活动的众多政治土匪和惯匪。(1945年9月，全区土匪数百股，共几千人)他们都心怀鬼胎，窥测时机，企图染指政权。为坚决贯彻东北局的指示，我立即组建了辽东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下辖三个团，原58团为第1团，辽宁保安司令部3旅9团为第2团，另组建一个新的第3团。由我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祝顺鹏任副司令，谢风山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茹夫一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共通化地委，我任书记，化名刘东元。委员有蒋亚泉、张益民、茹夫一、祝顺鹏。地委下辖：通化市、通化县、辑安(集安)、柳河、辉南、临江、蒙江(靖宇)、抚松、长白九个县市。
随即我军接管了电台、报社、弹药库、油库、矿山、电厂、铁路等重要部门，成立了公安机构，派出武装部队深入各地剿匪，整顿社会秩序。我新生的人民政府采取开仓放粮，救济贫民，想尽办法筹措人民生活必须物资等方法，使人民生活日趋安定。生产逐步恢复，铁路交通也得到恢复，整个城市生活转入正轨。不久，我妻子来到通化，我们的儿子在组织的安排下，托养在山东的老乡家里。
当年的中国，中华民国是法定中央政府。国民党为进行公开活动，指派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晓（原名孙耕尧）于11月初通过苏军首长莫道夫，在他的办公室与我会面，莫道夫在介绍身份后，直接了当地提出国民党部公开挂牌问题，以及承认他所改编的日伪公安队是国民党的合法武装。我当即旗帜鲜明告诉孙耕晓：“东北根本没有国民党的武装，要有就是汉奸；牌子，我们共产党没挂，你们国民党也不能挂。”
我接着转向莫道夫，态度强硬地说，请你们不要插手管这件事。莫道夫无奈地双手一摊道：那我们就不管了。不久，发生了国民党公安队在辑安截击苏联专列(去朝鲜)事件，苏军终于相信国民党公安队是非法武装，支持我们取缔，我们抓住时机，立即收缴了通化市区及周边的国民党加委的各类武装。
由于人民自治军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及其它反动势力，被迫转入到邻近的辑安（今集安）、临江、通化县等地活动，他们勾结在一起网罗日本退伍军人、伪警察、特务队和伪公安队及一批政治土匪，躲在山中伺机蠢动。11月2日，苏联红军撤出通化，他们认为时机已到，趁我通化市驻军外出剿匪，城里守备空虚，遂于1945年11月4日夜间，纠集一千余人分东西两路向通化市发起偷袭。
11月5日拂晓，我被密集的枪声惊醒，即迅速赶到司令部了解到：西路之敌以辑安县公安大队和我通化县独立大队叛变分子为主，加上一些日军残余分子共800余人，于凌晨偷袭通化市，其中200余人强占该市的制高点，位于城西的西山和北大顶子山主峰炮台，我守军一个班伤亡很大；东路之敌正从临江经五道沟、热水河子向通化市进攻。
这时我支队主力在各县剿匪，市内只有三个警卫中队和一些干部，情况危急。我即令警卫部队主力向大顶子山反击；令支队在外剿匪的2团于五道沟、热水河一线阻击东路之敌。布置完任务我立刻电话通知梅河口车站负责人，请其转告驻当地的东北挺进纵队万毅司令员派部火速增援。该纵第一支队两个团于一小时内搭乘火车驰援通化。
通化市内，西路之敌凭籍制高点火力支援，疯狂向我进攻，部分之敌已攻入市师范学院内，扬言要在市内大抢三天，杀光杀绝共产党等等，气焰十分嚣张。为粉碎敌人进攻，我亲率机枪班冲在最前面，掩护六、八两中队向大顶子山反击。我厉声告诉各中队指挥员：“为了百姓的安全，我们一定要把敌人阻截在山上，并彻底消灭，绝不准放进城里一个敌人！”
由于敌众我寡，敌人步步迫近，战斗十分艰苦。危急时刻，挺进纵队增援部队赶到，他们在支队司令彭景文、政委李欣率领下，在大顶子山北侧向敌展开攻击，敌人阵脚大乱，我立即组织部队发起反攻，六中队以迅猛动作冲上主峰，夺回炮台，在增援部队配合下，全歼山顶之敌。在我猛烈攻势下，敌全线溃逃。
激战中，通化市数万名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冒着枪林弹雨到前沿抢救伤员，给部队送饭，极大地激励着战士们杀敌斗志。经3个多小时激战，我军毙敌300余人，俘敌数百人，缴获了大批武器，保卫了新生政权。
这时我2团也击溃了东路来犯之敌，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通过这一件事，我进一步认识到建立人民政权，必须坚决消灭反动武装，坚决镇压反动势力。随后，我们成立了通化警备司令部，由通化支队副司令员祝顺鹏任司令员并发布告，令日伪军、警、宪人员限期登记，并加快了武装接受所属各县政权和清剿土匪的工作。
当月，我们派张健到辑安、周书民到临江、张彬到柳河组建县委。12月派李政到抚松组建县委，同月派刘克刚、范野萍组建通化市县建国联合会(党委对外招牌)。
1946年1月，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通化地委并入分省委，成立通化军区（归属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副司令兼参谋长陈光，副政委张启龙，政治部主任伍晋南），吴溉之任省委书记、军区政委，我继何长工之后任司令员。军区下辖通化支队和东北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司令员金雄、政委方虎山、参谋长韩景、政治部主任周渊）。
1945年12月之后，党中央先后在通化创建了东北军政大学，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东北民主联军工兵学校，为对国民党作战从干部和技术上作了充分准备。
国民党反动分子在偷袭围攻通化失败后并没罢休，开始勾结各种反动势力，策化大规模武装暴动阴谋。1945年11月20日，蒋日特务近藤晴雄大尉奉日军特务头子池田中将命令，派只友少尉从奉天（今沈阳）赶到通化，在石人沟林子头煤矿找到以矿工身份隐藏的原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陆军大佐藤田实彦，把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长官莫德惠上将委任藤田实彦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的委任状授予他，并传达莫德惠上将命令，让其搜罗“东边”地区溃散的日军，对抗共产党。
从此，藤田实彦潜入通化进行活动。他在通化市以国民党员身份与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晓多次密谋，计划以3000多名日本关东军为骨干，策动大批日本在乡军人和居民，勾结土匪豪强，网罗伪警察、宪兵，欺骗、胁迫幼稚青年，并且在我政府和军队内部策反了160多人为内应，以举行万余人的武装暴乱。为此他们成立了“暂编东边道地区军政委员会”，孙耕晓为主任，藤田实彦（化名田友）为军事部长兼暴动总指挥官。
1946年1月22日，他们成立了“武装暴动总指挥部”，孙耕晓、藤田实彦、姜际隆任总指挥，刘亦天任副总指挥，地址设在孙耕晓家。
暴动的攻击目标：
1.通化支队司令部；
2.通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大楼；
3.市、县民主政府、县大队、法院；4.公安局、后勤部、电话局、电业局；
5.炮校、航校、江南飞机场、广播电台、红十字医院、《通化日报》社。
原定暴动时间为1946年1月7日，后改为1月27日，藤田认为条件不成熟，最后定为2月3日（农历正月初二）凌晨4时。
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一晚上，我与妻子去参加当地的春节联欢会，在观看演出时，我发现会场出现形形色色的异常人员，这些人不看戏，专门盯着台下人看，眼神流露出仇视和愤恨的情绪，现场秩序十分混乱，情况颇为异常。
“西元，今晚的气氛不太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妻子在我身边耳语道，由于我军进入通化后所处的特殊环境，妻子和我一样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她也感觉到周围对我们夫妇投来的异样眼光，我想到年初时到安东省开会，肖华同志在会上曾说过：“东北很多地方国民党暴乱猖獗，牡丹江开始行动了，各地也要加强注意。”并提醒我：“根据有关情报，通化也有暴乱的可能，你们要密切注意。”看来，肖华同志的预测要在通化应验了，我和妻子立即终止了春节联欢会的活动，提前返回了司令部。
回到司令部后就接到后勤部供给股长沈殿铠报告，他的同乡刘子周（原系热河省八路军某部管理员）回通化探亲被敌策反，加入了国民党，成为暴动分子，今日午饭后将暴动计划告诉沈殿铠，拉其入伙，并将他带到暴动指挥部，发了暴动队袖章，给他的任务是到时打开后勤弹药仓库，把枪支弹药交给暴动分子。在紧急关头，他机智摆脱敌人纠缠回来汇报。
核实情报后，我意识到通化作为东北我军重要的后方基地在与国民党军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绝不允许让日蒋势力夺走通化，我们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最迅猛的动作镇压此次暴动。我立刻率参谋长茹夫一到分省委汇报，当场决定派茹夫一率警卫班查抄暴动指挥部，逮捕孙耕晓，同时搜捕藤田实彦。
我与吴溉之书记、王铮副书记连夜召开了省委会议，鉴于我主力均在各县剿匪，城中仅有警卫和守城部队500余人，我作出如下部署：
1.调驻扎郊区的第二团开进市区；
2.整肃内部，清理内应分子；
3.武装党员干部和工人自卫队；
4.受敌进攻目标的单位立即修筑工事，按照各单位的重要程度，派驻一个加强连至一个排不等兵力守备，加强警卫，准备战斗；
5.抽调通化支队后方司令部及炮校精锐连队组成机动部队由我亲自指挥，先机占领敌集结地点消灭集结敌人。
会后，在各部队迅速行动同时，我与分省委领导同志突击审讯孙耕晓和清理查抄的暴动文件、密码、暗号、命令、枪支，查明了敌暴动信号是在玉皇山上点燃三堆大火，全市电灯三明三灭为发起进攻的信号。
审讯清理尚未结束，3日凌晨4时，审讯室的电灯突然熄灭，为时不长，随着电灯三亮三灭后全市陷入一片黑暗，同时在漆黑的暗夜中天空映出一片光亮，不望而知那是玉皇山顶燃起的大火。“暴乱开始了！”
突审室中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在微弱光亮的映照下,孙耕晓等暴动匪首刚刚低落的情绪，似乎被外面爆豆般的枪声又振奋了，脸上焕发出期待的神情。情况已到了万分危机的时刻，“暴动情况已明了，为震慑敌人，让敌人不再抱任何幻想，我建议立即处决孙耕晓！”我向分省委领导建议。分省委领导采纳了我的建议，为了瓦解敌心，摧毁暴动分子的意志，将孙耕晓等十几名暴动头目立即全部就地处决。
战斗从红十字医院开始，留用的日本人柴田院长是暴动队长，他指挥100多日本医护人员提前行动，分三个分队，用医疗器械将正在熟睡的我军150多名伤病员残杀后，向我警卫部队发起攻击，我驻守医院的朝鲜义勇军英勇抗击，并掩护了我医务人员和部分伤员突围。
留守公安局的县大队多数是由国民党市党部自卫团改编，班以上骨干多是国民党特务，他们网罗300余人作为内应，在另一股日本军人配合下强占市公安局，我守军一个排壮烈牺牲。
其他各受攻击目标在我警卫部队有准备的顽强抵抗下，有力地阻击了敌人。战斗最激烈处是在专署大楼，进攻的日本人经一个多小时的不间断反复突击，尸体遍地，最终乘我机枪故障之隙，突入我警卫连二楼工事，我依托最后的三楼阵地与日本暴动分子争夺二楼，蒋亚泉专员亲自操纵机枪向敌扫射，将敌打下一楼，一直坚守到我通化支队援兵赶到，全歼进攻之敌。
我机动部队在守备部队抗击进攻之敌同时，先敌占领集结地域，对集结向我进攻之敌逐次展开攻击，分别歼灭了围攻我其它各点之敌后，又在炮校的野炮掩护下，全歼公安局楼内之敌。战斗中炮校参谋沈昌等11人英勇牺牲。清晨6时许，全市枪炮声逐渐平息。
与此同时，我军驻市外部队也彻底击溃了敌外围的暴乱武装开进市内。我军转入搜捕行动，至当日下午，通化市秩序转入正常。此次暴乱，市内敌人有5000余人，以日本军人为主，市外策应暴动之敌达6、7千人之多，我军经近3小时激战，毙敌500余人，俘敌3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暴动阴谋。2月5日清晨，在群众配合下，我军在日本人住宅区里，活捉暴动总指挥藤田实彦及27名日本随行人员。
第二天，我和吴溉之书记分别把战斗情况向省委和军区作了汇报，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不久罗荣桓政委专门致电表扬了我的警惕性高。在随后的一周里，我军展开全面清查残余暴乱分子工作，通化市的群众情绪高昂地参与了这一行动，大批日本人受到调查和传讯。至此，通化市的社会生活秩序得到根本好转。
社会初步安定，外部压力刚刚减轻，我们内部矛盾就显现出来。初建的人民政府和军队内部人员成分复杂，鱼龙混杂，投机钻营者大有人在。
通化暴乱被平定不久，大量的告状信和各种流言蜚语就袭向各部门主要首长，无中生有地罗织出各种罪名对我们进行中伤。
摊到我头上的主要罪名有两条：一是说我在外乱搞女人；二是说我利用没收满州国财产之机大肆进行贪污，贪污物品中有一条皇帝的金腰带。
我得知后非常气愤，“说我刘西元没什么，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斜。但企图给我们党的干部抹黑、给我们军队抹黑，我是绝不会置之不理的!”我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并请求审查，让事实堵住流言蜚语的口。对所谓乱搞女人的罪名，只需核实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即可明白是否为诬陷，所以轻松了结。
但对贪污一案，着实费了一番功夫才得以澄清。主要原因是当时没收的伪满州国的贵重财物就堆放在我住宅的一个房间里，房门的钥匙由我掌握，而这堆细软物品竟没有统一登记造册，致使审查只能通过群众调查和推断来完成，好在前后结论推翻了莫须有的罪名。
事后想想，当时我在处理没收财产一事上是不够慎重，对有些物品处理太随意，例如我在没有请示和商量的情况下，就将伪满州国铁路总裁的轿车送给了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朱瑞校长。
2月10日，东北局成立通化省委，并将原后方司令部改为通化保安司令部，何长工任司令员，吴溉之任政委，我任副司令员。
2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政委彭真、罗荣桓命令将通化支队改称杨靖宇支队。我任司令员兼政委，卫树德、祝顺鹏任副司令、茹夫一任参谋长、谢风山任副政委、丁国钰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改名，一方面是为了纪念这位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位抗日民族英雄的威望和影响来扩大部队。
2月27日，通化省委发出《关于宣传杨靖宇、李红光斗争事迹，收用杨、李旧部等工作指示》。经过半年努力，杨靖宇支队由原来的1000多人扩大到9000千人左右。当上级要求我支队给第1纵队调拨1500名兵员时，我特别向有关部门交待：让接兵的干部挑兵，要哪个给哪个。对此，带兵的干部甚为满意。
刘西元同志（1917年2月——2003年7月）。江西吉安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3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红1军团4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686团营政治教导员，参加了平型关、午城井沟等战斗。1939年3月随团到鲁西，参加樊坝战斗。后任第686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陆房突围后转入鲁南地区，参加白彦战斗。1940年任鲁南支队政治委员，教导2旅6团政治委员。参加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3年任滨海军区滨北分区政治委员。参加赣榆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通化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辽东军区独立2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40军、47军副政治委员。先后参加四保临江、东北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和辽沈、平津、西南等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军政治委员。第二次战役中与军长梁兴初指挥所部歼德川南朝鲜军1个师。继令一部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对战役全胜起了重要作用。1952年回国后，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组织部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兰州军区、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