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灿若星河的高级将领中，既当军事指挥员，又能做政治工作的不乏其人。但像杜义德这样，从连长、指导员到大单位的司令、政委，多次转换过领导角色的却不多。刘伯承元帅曾赞誉杜义德：“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司令兼政委，才兼文武。”可见杜义德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两栖”将领。
杜义德
1912年5月，杜义德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木兰山区的一个贫农家庭，他只读了8个月私塾，就被迫去给地主放牛，他还在武汉打过工，当过学徒。1927年春，北伐军打到了湖北，年仅15岁的杜义德也回到家乡，参加了农民赤卫队。1929年，他又参加了红军。
杜义德作战非常勇敢，战友们送了他一个“夜老虎”的绰号，到1931年，他已经成长为红4军第10师第30团3营营长，成为了一名中层指挥员。
杜义德每次领受作战任务时，总会说这么几句话：“坚决执行命令”；“坚决完成任务”；“坚决克服困难”；“坚决消灭敌人”……久而久之，他又有了一个“杜坚决”的绰号。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总指挥徐向前命令时任第10师第29团政委的杜义德带领部队架设浮桥，并维护交通秩序。
红军架设的浮桥
杜义德很快把浮桥架设完毕，并开始指挥部队渡江。此时第28团团长王近山带着一群刚刚缴获的战马准备过江，两匹马已经上了桥，临时搭成的浮桥哪里禁得住战马的重量？竟慢慢开始下沉了。
杜义德看到这个情况，马上大声喊：“人从桥上过，马从水里趟！”
杜义德的命令是完全正确的，但王近山却是个急脾气，他觉得杜义德是在针对他，于是也大喊：“不行，得从桥上过！”
王近山
杜义德见劝告无效，火气也上来了，他掏出手枪，对准两匹马就是两枪，两匹马中弹以后，顿时翻入江中。
王近山见自己的战马被打死，不禁大怒：“你个二杆子，敢打我的马，老子毙了你！”
杜义德也骂道：“你瞎眼了，没有看见天上敌机飞，地上敌人追啊？战士过不了江，你脑袋开花吧，敢毙我？二杆子！”
王近山真的掏出了手枪，顶在了杜义德的脑门上。还好徐向前及时赶到，他狠狠地批评了王近山，才将这件事化解掉。从此两个“二杆子”为战马要毙人的故事，很快在红军中传开了。
1936年春，24岁的杜义德升任红30军89师政委，在一次战争中他带头冲锋，却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胸口，并从后背贯出，差点穿过心脏。
张国焘一直非常欣赏杜义德，他马上命令红四方面军卫生部长苏井观：“一定要把杜义德救活，救不活我枪毙你。”当时没有麻药，于是卫生员用一条盐水泡过的纱布，穿进伤口来来回回拉，就这样保住了杜义德的性命。
张国焘
杜义德伤愈后，调任红31军91师政委，30军军长余天云一直惦记着他那把驳壳枪，于是对他说：“你要去31军了，得把30军的枪留下。”
杜义德大怒：“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
余天云也火了：“枪是30军的，你必须交！”
余天云
杜义德大骂：“枪是红军的枪，怎么成了你30军的枪？大不了老子不当这个师政委了！”
最后在张国焘的压力下，杜义德还是把枪交了出去。但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却表扬了杜义德：“杜义德不交枪，这是对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出路线，把枪随随便便交给错误路线，那是会犯错误的！”
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杜义德被分在右路军，他带领部队三过草地，历尽磨难，并和同在右路军的朱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专门带着杜义德去见毛泽东，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毛泽东
毛泽东非常亲切地招呼杜义德坐下，并递给他一支烟，然后说：“我对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是有感情的。你们南下以后，我说过，早晚我们还会走到一起的。这不已经走到一起了！”
杜义德说：“主席，我们南下后走了一个大弯路，损失不小。”
毛泽东安慰他说：“这都是张国焘造成的。你们没有责任。你们英勇苦战，不怕牺牲，打了不少好仗，可歌可泣。”
一旁的朱德也说：“张国焘个人意见第一，不顾大局，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杜义德说：“主席，现在好了。你放心，今后我们不会离开党中央了，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
毛泽东高兴地说：“年轻人，我相信你！”
1936年10月下旬，杜义德跟随西路军西征，并担任骑兵师长，由于敌人势力过于强大，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被打散，杜义德等人一路吃草根、喝雪水、沿途乞讨，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延安。
西路军与敌军作战
不久以后，毛泽东接见了杜义德，杜义德向他汇报了西路军惨烈的作战经历，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安慰杜义德：“我已经知道了。西路军打得很英勇，西路军大多数同志都是好同志。”
毛泽东又接着说：“你才二十多岁，来日方长，要好好学习。我看，你是不是去学校学习一段时间？”
杜义德却说：“主席，还是让我去前线打仗吧！”
毛泽东说：“仗是有你打的，现在正在酝酿国共联合抗日，今后的对手是日本鬼子，会有你用武之地的。”
于是杜义德进入了抗大学习，他在学习期间，政治和军事素养进步很快，毕业后留在了抗大，先后担任五大队大队长、抗大一分校支队长。
杜义德（左一）
1939年9月初，毛泽东发话：让杜义德到八路军129师工作。杜义德本想上前线大干一场，但政委邓小平却找他谈话，让他到师随营学校担任副校长。
尽管杜义德心里并不情愿，但他还是表示：“既然组织上决定了，我就去试一试。不过，请师长、政委放心，我一定坚决努力工作。”
邓小平听了以后，不禁称赞说：“不愧是 ‘杜坚决’啊！”
邓小平
1940年秋天，刘伯承和邓小平终于任命杜义德为129师新4旅副旅长，派他前往冀南前线。他到任以后立即参加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斗，率部破击了德石铁路以及邯郸至大名段公路。
抗战胜利以后，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晋冀鲁豫军区第6纵队，任命王近山为纵队司令员，杜义德为纵队政委。这一对“老冤家”再次聚首了，但他们并没有把旧日的矛盾放在心上，两人都以敢打硬仗而闻名，很快成为了一对黄金搭档，并把6纵带成了一支虎狼之师。
1946年，国民党纠集了30万大军，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而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才5万人，敌我兵力差距十分悬殊。
刘伯承和邓小平召集各纵队主官开会，他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坚持和敌人作战，要么回太行山去。而且他们都更倾向于留下来作战，因为这样能够减轻全国战场全局的压力。
刘伯承和邓小平
但刘邓首长说完后，下面却没人敢表态，因为敌我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了，整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
这时王近山站了起来，他说：“我和杜政委商量过了，我们主张打！到时候我们6纵先上，如果纵队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老杜当旅政委；打剩一个团，我当团长，老杜当团政委；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老杜当指导员。全纵队打光了，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们！”
此时杜义德也站了起来，他紧紧地握住了王近山的手，以无声的行动表达了对搭档的支持。
邓小平见此情景，也激动地对他们说：“我支持你，你打！”
刘伯承也站了起来说：“政委说了算，你打！”
王近山和杜义德不负众望，他们率部在大杨湖大败国民党军队，很多史书将此战成为“血洗大杨湖”。
大杨湖之战
6纵在此役中牺牲三分之一的兵力，但也歼灭了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4个旅共1.7万人，其中俘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师长赵锡田中将以下1.2万人。
此战过后，王近山和杜义德名震全军，邓小平也多次说：“6纵就是能打！”
1947年3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但此时王近山却出了车祸，他在住院时嘱托杜义德：“军政指挥全靠你一个人了！”
王近山
杜义德对他说：“你安心养伤，等你伤好后，六纵原班人马交给你！”
6纵在杜义德的带领下，不仅军事上节节领先，思想政治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开展的“王克勤运动”，可谓是开创了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王克勤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19岁那年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成为了一名机枪兵，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被我军解放，并成为了6纵的一名战士。
王克勤在我军接受思想改造后，转变非常大，他先后荣立9次战功，还被提升为班长。他还创造出了一套“三大互助”的带兵方法：思想互助、生活互助、技术互助。他带的班涌现出了4个“战斗英雄”。
王克勤
杜义德知道王克勤的事迹后，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推广的典型，杜义德说：“如果我们纵队能够涌现出一大批王克勤这样的同志，那么整个纵队的战斗力就会大大增强。”
杜义德很快在全纵队推广“学习王克勤运动”，并把他的事迹向野战军首长进行了汇报，后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也知道了王克勤，延安的《解放日报》还在1946年12月10日发表了《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6纵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因此闻名全军。
部队开展“王克勤运动”
1949年2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杜义德被任命为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0军军长。由纵队政委改任军长，杜义德可以算是一个特例，这也更加说明了杜义德“才兼文武”。
朝鲜战争爆发后，12军、15军和60军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入朝作战，陈赓任司令员兼政委，王近山任副司令员，杜义德任副政委，两位老搭档又在一起并肩作战了。
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第3兵团打出了威风，不仅顽强地守住了阵地，还涌现出了黄继光、孙占元、胡修道等一大批战斗英雄。
黄继光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彭德怀派杜义德回国汇报工作，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并留他一起吃饭。
席间毛泽东向杜义德敬了一杯酒，他说：“我要感谢你们，感谢志愿军，感谢志愿军的英雄们！”杜义德激动得一饮而尽。
杜义德回国以后，担任了沈阳军区副政委，1955年，他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1960年，他又调任海军副政委。
不久以后，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杜义德再次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问他：“杜义德同志，你现在担任什么职务？”
毛泽东和杜义德握手
杜义德回答：“主席，我现在在海军当副政委。”
毛泽东于是语重心长地对杜义德说：“海军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搞好团结是关键。首先要把海军领导班子的团结搞好，团结才有力量。”说完紧紧地握了他的手。
“文革”开始后，杜义德也受到了冲击，但他始终没有向造反派屈服，1973年7月，杜义德被重新任命为海军副政委，1974年，他参与指挥了海军西沙自卫反击作战，为维护国家主权作出了贡献。
1979年初，邓小平在召开对越自卫反击战部署会议时，他对杜义德说：“地面部署没有问题了，还要注意敌方从海上搞我们一家伙，杜义德，我看你去一趟吧！”
邓小平和杜义德（右一）部署作战
于是杜义德担任了自卫反击战海南前线陆海空三军总指挥，他亲自到湛江、榆林等地部署工作，最终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后邓小平在进行总结时说：“开战后，我很放心，我知道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为广西有许世友，云南有杨得志，海上有杜义德！”
1980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杜义德为兰州军区司令员。邓小平还特意找杜义德谈话：“命令已经下了，虽然海军的工作还需要你，但是，西北也很重要，西北那边需要有一个会打仗的战将去当司令员，你会打仗，我看还是你去当这个司令员会好一些。”
此时杜义德已经68岁，而且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但他深感责任重大，马上说：“主席，你放心，我会尽力的！”
杜义德和邓小平
1981年8月21日，邓小平在杜义德的陪同下，赴天水某部视察，当他看到部队营区整齐划一、秩序井然，他高兴地对杜义德说：“有你在西北，我就放心了。”
1982年初，已经年满70岁的杜义德向邓小平申请退休，但遭到了邓小平的拒绝，邓小平说：“你先别下，我比你大6岁，我还没退呢，这件事情还是等党的十二大开过之后再说吧！”
1980年12月，党的十二大开完后，杜义德才正式退了下来，并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晚年的杜义德
杜义德退下来以后，并没有闲下来，他一直对大别山老区一往情深，在退下来以后经常去老区了解那里人民的生活情况，他发现革命老区的贫困现象尚普遍存在，甚至有一些地方温饱都没有解决，这让他的心情非常沉重。
因此杜义德专门写了调研报告，报送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这篇报告在中顾委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革命老区的脱贫致富问题也很快引起了相关领导同志的重视。
杜义德
1985年10月，杜义德到南京参加许世友的追悼会，下榻在南京饭店，接待的同志告诉他：房间里的水果和冰箱里的饮料都可以食用。
但杜义德却说：“虽然接待的同志允许我们消费，但我们要自觉，要体谅接待单位，为接待单位节省开销。房间小酒吧和冰箱里的东西都不要动，以免给南京军区增加负担。”
在参加完追悼会以后，杜义德在离开宾馆前，还专门向接待的同志上交了伙食费，并要求随行的人员也必须上交。
2009年9月5日，一代名将杜义德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