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人，都值得被尊重；任何为创建新中国而流血流汗的前辈，都值得被纪念！
在我党革命队伍中，曾有一位女战士，名叫陈映民，她的兄长是陈绍禹。陈绍禹曾是党内重要人物，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王明。
王明的成长可谓是一帆风顺：自幼读私塾，后来又转到县城读小学、中学，直至大学毕业，1925年，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
相比之下，陈映民就没有大哥那样的好运气。
父亲陈聘之年轻时当过学徒，做过店员，自己还干过小本生意，没有什么固定职业，家境困难。在大儿子陈绍禹、大女儿陈觉民、二儿子陈绍伟出生后，陈氏夫妻都竭尽全力，倾其所有培养他们，生活艰苦却仍然想方设法供他们上学。
而作为老幺的陈映民，本应该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可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在陈映民出生七天后，父母竟然把她卖给了吕姓人家，给这家的长子做童养媳。
对父母的这个决定，几十年后回想起来，陈映民并不怨恨父母：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上面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已经让他们无法支撑，又添了我，根本活不下去，只得送人。只能怪那个时代，中国的百姓苦哇！
吕家二老待陈映民如亲生闺女，家里贫寒，家中有三个儿子，但吕家二老从来不让陈映民吃亏，一直宠着她，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陈映民虽然知道自己将来要嫁给老大吕绍文做媳妇，但是她并不感到压抑，并不排斥这个家，也不反感自己的未婚夫。
某种程度上，陈映民比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童养媳要幸运得多。
1926年，地处豫皖交界的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以及周边广大县区都热火朝天地掀起革命高潮，北伐军接连击垮地方军阀，使广大穷苦民众认为翻身改变命运的历史时刻已经到来。
这期间的革命活动自然离不开我党的领导。党组织派出共产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深入金家寨农村，成立农民协会，创立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压榨民众的土豪劣绅。
13岁的陈映民和18岁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会，初生牛犊不怕虎，每次斗争他们都勇气十足地冲在前面。
别看陈映民年纪不大，但是她天性活泼开朗，能说会道，性格又倔强好强，组织决定让她任妇女代表，深入各村寨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妇女斗争，成立妇女委员会，打土豪，捉劣绅。
从初次踏上革命道路时起，陈映民就是自己独立前行，其兄长王明（陈绍禹）根本没有对她有半点影响，他们之间也没有丝毫联系，尽管此后不久陈绍禹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他根本也没有想到这个同样在革命队伍中的妹妹。
1928年，陈映民十五周岁了，按照当地传统旧风俗，这一年她和与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未婚夫吕绍文结了婚。此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已经走到贫苦工农的对立面，白色恐怖极其严重。
是远离“事非”，继续做一个被人压迫的贫苦农民，还是继续拿起武器争取生存的权利？陈映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她照样以极大的热情去组织发动妇女参加革命，1929年5月，红军第三十二师攻占金家寨，在当地组建民主政府，陈映民一边哺育着孩子，一边发动妇女给红军做军鞋、缝补军服、筹款筹粮，还动员自己的丈夫吕绍文参加红军。
由于自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对四里八乡，附近县城的情况，都比较熟悉，陈映民还自告奋勇给红军收集情报。她多次乔装改扮深入县城虎穴，侦查敌人的情报，将城内以及沿途的兵力布防绘制成图，及时传递给红军，这些情报成了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转向外线作战，陈映民抱着3岁的孩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伍里，随军征战。
一路上军情十分紧急，师长陈赓就让警卫员把孩子放在担架上抬着走。可是随着战斗越来越频繁，在部队越过平汉铁路线时，陈映民母子俩从先头部队中掉队了，她只好带着孩子尾随后卫部队前进，渐渐地，她们又与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陈映民只好跟着一群同样掉队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这支由数百名妇女战士、群众组成的队伍，沿途因饥渴、疾病，陆续有人死去，或者躺在路边无法再行走。到达鄂东北时，队伍只剩下十八个人，她们没有任何依靠，粮食经常断顿，但大家对陈映民的儿子都给予了母亲般的关怀。
行军途中，她们轮流着背孩子，轮流着抱孩子，到了宿营地，又七手八脚地为孩子做饭，实在没有东西吃，她们就去乞讨，要来的饭也是第一时间喂给孩子。
这支18人的娘子军只有两个念头：赶上大部队，抚养好这个孩子。
就在每一位女同志都用心照料着孩子时，意外情况发生了。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三岁的孩子，二十来斤重，在她们的怀里、背上都成了沉重的负担。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说：
你们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
说着，他便从一位女同志手中接过孩子。一路上，这个老汉越走越快，把18个饥肠辘辘的女同志远远甩在身后，一晃身就隐没在山林中。
大家四处寻找， 也没有任何头绪，孩子丢了！陈映民痛哭不已，同志们也难过得抹眼泪。在林月琴等人的劝导下，陈映民又强打起精神，与姐妹们一起继续追赶革命队伍。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旧社会的川北地区，男人大都吸毒成瘾，丧失了劳动能力，只好闲在家里；而妇女则成为了家中的主要劳力，她们大多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灾难深重，渴望自身得到解放。
经过几年的宣传组织，川北地区的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到30万人之多。1934年3月，在原来妇女营的基础上，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随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付出重大牺牲，此后，部队又转战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地。
连续不断地战斗，妇女独立团的女同志也承受着身体的极限，她们心中除了共产主义信仰之外，还有着儿女之情。陈映民心里总是惦念着丈夫吕绍文，盼着早一天见到他，他们虽然同在四方面军，但已经两年时间没有见面，唯有靠通信员传递讯息，或者抽空写封信托人转达互诉衷肠。
北出甘肃的岷县战斗之中，吕绍文英勇作战，壮烈牺牲，闻听到这个噩耗，陈映民只觉得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孩子被抢走了，丈夫牺牲了，陈映民还未来得及抚平创伤，就随着独立团的众姐妹一起，被编入红军西路军，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执行打通国际通道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1700多人，独立团就有1300人。进入河西走廊之后，大家发现马家军控制下的这片土地，局势远比当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西路军苦战不止。一条山激战，古浪战斗，转战武威，二战永昌，再战山丹，拉踞高台，临泽，前后大小近百战，1937年元月，妇女团与红五军被两万马家军包围在临泽县城。
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向倪家营子转移。
她们在冰河上行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嚼一口草根，渴了吃一把雪。天寒地冻河西走廊，周围除了马家军，就是光秃秃的连绵群山。妇女团的女战士们，既要与残忍的马家军作战，又要与饥饿、寒冷抗争，不断有女战士倒毙在路边、战死在阵地，北风呼号，仿佛在为战士们哭泣。
接下来的恶战还是接二连三，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三千多人，妇女团女战士死的死，伤的伤，失踪的失踪，被俘的被俘，已经溃不成军。
战至最后，陈映民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以及营连级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部被敌人俘虏。
她们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均受到残酷无情的对待。陈映民被分配到青海西宁的义源被服厂，这是马步芳开办的军工性质的厂子，专给马家军供应军服。
陈映民与一众姐妹在这里吃着黑乎乎的野菜根汤，日夜不停地做苦工，还要遭受到匪军官兵的凌辱，生不如死。马家军只是把她们当战利品对待，动不动就来被服厂来拉人，给马匪官兵当妻小、丫环。
陈映民在马匪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寻机逃离西宁后，一路向东南折行，几经颠沛流离，靠乞讨、给地主家当短工，历尽千难万险，回到家乡安徽金寨。
1938年初，陈映民与父亲陈聘之由老家来到武汉，投奔她的“禹子哥”（陈绍禹）而来。
自从参加革命以来，陈映民是第一次见到哥哥，他早已改名为”王明“。一家几口人相聚不长时间，又匆匆分别。
1938年4月，陈映民来到延安，恰逢张国焘叛逃，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迭起。心惊胆战的陈映民急于想跟张划清界限，于是改名为“王营”，后来她先后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整风运动中，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王明受到批判，王营又受到连累。
在延安时，陈映民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特殊十年期间，陈映民因历史身份问题，承受着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判，丈夫也受连累而亡。
经历过风霜雨雪、九死一生的陈映民，无悔于革命期间的付出，也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一个人，如果心中有坚强的信念，生命就有了坚韧的力量，也必然会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1987年，失散45年的儿子吕美成在河南被找到。
见到儿子的那一刻，陈映民激动万分，老泪纵横，搂着儿子久久不愿撒手。窗外，天空特别澄净，犹如她的心情那般敞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