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为共同对付日寇，国共第二次合作，根据初步谈判结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当时我党提出的方案是“红军改编为4个军12个师36个旅”，但老蒋不同意，只给了2个师4个旅的编制。对于老蒋无理的要求，我党自然不会同意，负责和国民党谈判的周总理又提出了另一改编方案“红军改编为4个师12个旅”。
从我党提出的第一套改编方案到第二套改编方案，整个编制规模缩减了三分之二，足见我党之诚意。但老蒋仍是坚持自己的原则，拒不接受，不过随着战局的恶化，老蒋才勉强同意，但仍提出“红军改编为3师6旅”，我党为了尽快开赴前线，抗击日寇，最终同意了这一改编方案。这便是八路军最初为何只有3个师的原因。
抗战结束，八路军的总兵力由改编初的4，5万人扩大到了102万余人，兵力增多，编制番号自然也要增加，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通过以军区、纵队的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直到1945年8月之前，八路军以“师”为番号的部队仍只有115师、120师、129师3个师。
直到1945年8月，八路军山东军区所属部队经过整编，设立了8个师。
1师师长由梁兴初（准兵团）担任，梁兴初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1930年便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从1930年到1937年的7年时间里，梁兴初从战士一路按部就班地干到了团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梁兴初担任115师343旅685团营长，至抗战结束时已经担任了八路军师长，当然了，山东军区这八个师自然是没法同最初的三个师相提并论的，最初的三个师虽说以“师”为番号，但实际相当于“军”一级。
梁兴初真正大放异彩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黑山阻击战，三所里、龙源里战斗都是他的杰作，在抗美援朝的第二次战役中，梁兴初所率领的38军因为打得好，被彭老总誉为“万岁军”，55年梁兴初授衔中将。
2师师长罗华生与梁兴初一样也是在1930年加入了红军，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也是团长，在抗战时期与梁兴初多次搭档，梁兴初担任115师教导第五旅以及新四军独立旅旅长时，政委都是罗华生，可以说在解放战争之前，罗华生与梁兴初的资历差不多，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梁兴初升任了军级，罗华生仍是师级，直到建国仍是师级，55年授衔少将。
3师师长王建安相对于前两位师长资历可就老多了，早年曾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已经是红军班长了，梁兴初和罗华生参加红军时，王建安已经是红军排长了，王建安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红四军政委，属于军级干部，而梁、罗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只是团级，抗战初期，王建安是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大致相当于八路军对应的旅、团级干部，后又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副指挥，而王建安担任3师师长实际是以鲁中军区司令员的身份兼任，所以相对来说实际是要比其他几位师长的职务要高一级。解放战争初，王建安已经是纵队（相当于军级）干部，而后又凭借战功升任副兵团级、正兵团级，因为1954年王建安住院养病， 没有担任任何军职，所以没能在55年统一参加授衔，而是在1956年回归部队后，补授上将。
4师师长廖容标和5师师长吴克华，参加革命的时间都比较早，而人在解放战争前的职务经历大致差不多，参加红军的时间都是1929年，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都是团长，抗战时期也主要担任支队级干部，不过在解放战争时期，廖容标只是副军级干部，而吴克华担任的是正军级干部（41军军长），建国后更是升任副兵团级（15兵团副司令），55年二人均授衔中将。
6师师长聂凤智，与其他几位师长差不多，红军时期最高也只是团级干部，抗战时期主要是团、旅级职务，解放战争时期是九纵司令员，27军军长，是正军级干部，建国后，被陈老总亲自点将担任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55年授衔中将。
7师师长杨国夫和4师师长廖容标的职务经历（建国前）大致差不多，都是红军时期最高职务是团级，抗战时期是旅级，解放战争时期是副军级，55年授衔中将。
8师师长王麓水，是这八位师长唯一没能参加55年授衔的师长，在其担任8师师长不久，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山东军区这八位师长，授衔上将的只有3师师长王建安1人，其他几位师长，除了8师师长王麓水牺牲外，以及2师师长罗华生授衔少将外，其余均为中将。
根据55年授衔上将的标准，一般要求为“正兵团级”，而这8人中也就王建安1人属于“正兵团级”，因而也就王建安一人授予了上将，王建安当时担任3师师长实际是兼任，其主职实际是要比其他师长高一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