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弹仓!"轰炸员用机内送话器通报。
王圣文知道,再过几秒,江面上的牛皮船和船上"尊贵"的乘客就会被炸弹命中。这么低的高度,轰炸员绝不会失手。
突然,无线电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呼叫:"0044号,解除轰炸!解除轰炸!"
王圣文以为自己听错了:"请重复命令"。
耳机里再次传来夹杂着电流声的命令:"解除轰炸,立即返航!解除轰炸,立即返航!"
"0044号明白,立即返航!"
王圣文向下望了一眼湍急的雅鲁藏布江,拉动驾驶杆,图-4轰炸机轰鸣着开始转向,朝着格尔木飞去。
一
1949年,王圣文19岁。这是他参军的第三年,仗打赢了,新中国成立了。
三年里,王圣文打了不少大仗、恶仗,在部队里入了党。他还记得,塔山阻击战一仗下来,一起参军的战友就牺牲了好几个。等到全国解放,在辽宁和他一起入伍的老乡里,算上他,活着的还剩三个。
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王圣文,军功在身、年轻、身体好,很快就被招收学员的空军选中,由"陆"转"空"。加入空军没多久,他所在的部队就在北京南苑机场接受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检阅。
那天,19岁的王圣文腰杆挺得笔直、口号喊哑了嗓子,激动的眼泪止都止不住,一半是为自己,一半是为那些战死沙场的兄弟。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胸前挂满军功章的王圣文被送进牡丹江第七航校,跟苏联人学开飞机。一头金发的教官伊瓦,开始手把手地教这些中国小伙子们如何驾驶里-2型教练机。
第七航校的班底是东北老航校,资历最老。王圣文被分配在甲期乙班,学习科目是飞行。苏联老师认真教,学员们认真学,王圣文很快放了单飞,顺利结束初级飞行课程,开始学习驱逐机(当时对歼击机的称呼)驾驶。
两年后,22岁的王圣文毕业,分配到石家庄机场,成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
1952年,部队要挑选优秀飞行员去苏联学习,王圣文又一次被选中:"这次可是百里挑一,我们部队一共就选了两名,我真是幸运。"
到苏联后,王圣文才知道要学的是图-4重型轰炸机的构造和操作。图-4是当时很先进的一种轰炸机,苏联已经同意向中国提供,所以要先为中国培训飞行员。
受训的中国飞行员们住在一个叫梁赞的地方,这里距莫斯科只有五六十公里。初到苏联,王圣文吃不惯这里的"列巴",和战友们开玩笑:"黑不溜秋的,比不上我们东北的白面"。不过,他很喜欢在苏联洗澡。
每次去洗澡,中国学员也和苏联人一样,在更衣室把脏衣服一脱,就扔在一边不用管。洗完之后,直接去领干净衣服,领到的衣服已经被烫得平平整整、带着肥皂的味道。"在苏联洗澡真是享福的很",多年后,王圣文在接受采访时,哈哈大笑着说。
50年代的苏联,农业生产已经逐渐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中国学员在这里经常能吃到牛奶和肉,偶尔还能吃上一顿烤鸡。不过王圣文也注意到,附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老人和妇女,战争的创伤并没有完全治愈。
王圣文正在学习的图-4,此时在苏联也是了不得的先进武器,苏联空军自己也装备的不多。但是苏联教官们对中国人却有着"同志加兄弟"一样的热情,让王圣文觉得真实而温暖。尤其在教学中更是如此,苏联人不但态度好,而且是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
上课时,苏方专门给中国学员配备了翻译。如果没听懂,苏联教官会不厌其烦地反复讲,生怕中国学生不理解。王圣文记得很清楚:"有时候教官急了,连比带划,恨不得拉着你的手教"。
不过,苏联人也有想保密的东西。
梁赞,是苏军轰炸机和运输机的大本营。从火车站到梁赞的路上,透过车窗,王圣文看见路边的停机坪上摆着一排又一排的轰炸机和运输机,还有少量歼击机。他能认出来的有TB-3、米格15、一些拉-9和拉-11,还有一些飞机他叫不上名字。
苏联人并不允许他们多看,只是强调:"里面有些新式飞机,很快就会提供给你们的。"
除了保密,中国学员的学习纪律也很严。在学习期间,学员一律不得单独行动,就连吃饭也是集体去、集体回。先吃完的人必须在餐厅外边等着,只有全部学员都吃完了,大家才能一起排着队返回住地。
这个习惯后来也被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的中国军人带回国内。直到今天,我军军事院校的低年级学员,仍然延续着这条不成文的规矩。
二
半年后,王圣文和其他学员一起回国。人虽然回来了,但学习并没有结束。在石家庄机场,他们继续上课,学习图-4的知识。
还有一件事回国也没改变:保密。
在石家庄学习期间,图-4轰炸机的学员们外出时不准穿军装。上课时,每人发一个保密包,专门用来存放图-4的教材和课堂笔记本。
每天下课之后,保密员会当着所有学员的面把保密包收齐、然后锁进保密柜。锁好柜子后,保密员还要对教室进行彻底检查,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字纸。如果哪个学员不小心遗漏了写有学习内容的废纸,王圣文严肃地说:"这个倒霉蛋起码也要挨个处分"。
和图-4相关的一切,保密级别都很高,就连学员们给家里写信也都要通过检查。从那时起,王圣文养成了写家信时从不谈及部队情况的习惯,并且终生保持。
在学员们紧张培训的同时,中国政府向苏联订购的12架图-4轰炸机,也在苏联顾问团巴林柯团长的率领下飞到石家庄。
12架飞机,苏联开价两亿美金。"这根本不是对同志的出售方式,说是'抢'还差不多。"据说彭德怀曾为此愤愤不平。
但王圣文却有自己的看法:"今天看来,虽然价高,但还算值。"
客观的讲,战略轰炸机这种级别的武器,"值与不值",主要看它有没有为国家安全、民族利益发挥过作用,而不能只考虑经济成本。
和普通轰炸机不同,战略轰炸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慑,一种态度。更何况中国空军的这10架图-4,还在50-60年代多次执行过保家卫国的作战任务。
如果苏联不卖,就算我们出价再高,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卖家。
12架"金贵"的图-4轰炸机,除了2架被送往核试验基地之外,其余的10架被编成一个直属中央军委的独立团——空军独立第4团,对外代号:独立第2344支队。
1954年5月,王圣文以图-4飞行员的身份正式进入独立第4团服役,他驾驶的轰炸机编号是0044。
三
图-4的原型是美军B-29轰炸机,就是它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1946年起,苏联开始对美国B-29进行逆向工程,很快仿制出了图-4。
逆向工程由斯大林亲自指定,交给图波列夫设计局来完成。图波列夫不负众望,苏联生产的图-4,性能比它的原型B-29有了不小的提升,很快就成为苏联战略空军的主力。
当时除了美国,苏联是唯一一个拥有战略轰炸能力的国家。
可以想象,这样一种轰炸机在来到中国后所“享受”到的保密待遇。
1955年,独立第四团从北京南苑机场迁往陕西武功基地——整个基地只允许独立第4团一支部队使用。
每当独立第4团出任务时,机组每个人都要随身携带着一支冲锋枪,配弹200发;一支手枪,配弹32发;一把伞兵刀和钢洋100元。
如果图-4在其他机场降落,落地后机组不能和任何人接触。他们必须单独住宿、单独就餐。王圣文说:"其他部队的飞行员看见我们挎着长枪短炮经过,都觉得奇怪,但就是不知道我们是哪个部队的。"
除此之外,图-4的机务作业也比其他部队严格得多。每次机务作业时,全体成员都必须集体行动,如果有哪个成员的工作没结束,大家就得一起等。
当机组离开飞机时,会把所有舱门都打上铅封,再移交给机场卫兵;接收飞机时,卫兵必须和机组一起检查铅封是否完好,再一起开封。之后卫兵才能撤出。
即使在独立第4团内部,不同机组也只能各上各的飞机,绝对不允许进入其他飞机。
王圣文在独立第四团飞了五年图-4后,时间进入1959年。这一年,在远离陕西武功的青藏高原上,一时波谲云诡,形势突变。
王圣文清楚地记得,1959年"三八妇女节"刚过,他们就接到上级命令,要求0042号和0044号两架飞机,由大队长梁平带队,立即进驻青海格尔木机场。
3月11日,王圣文驾驶0044号图-4从武功基地起飞,几小时后在格尔木盐湖机场降落。初上上高原的他,完全没心情欣赏美景:"这里空气稀薄,喘气都觉得不舒服。"
飞机一落地,机组马上奉命赶往35公里以外的营房。一进指挥室王圣文就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巨幅西藏地图——他心中的猜测得到证实:"我这才知道,这次是去西藏执行平叛任务。"
这时,西藏的局势已经进一步恶化。
1959年3月10日之后,叛乱分子开始不断包围政府机构和西藏军区机关,并在17、19日两次悍然发起针解放军执勤分队的袭击。20日凌晨,叛匪再次向当地驻军发起攻击,开始了全面武装叛乱。
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的决定。
西藏军区部队在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指挥下,坚决中央军委的平叛命令和方针政策,在西藏爱国僧俗人民的支援下,迅速投入了平叛作战。
空军独立第四团,正是平叛作战中的一支生力军,在随后的作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
任务刚开始的时候,0044号机每天要从格尔木起飞,去侦察一次拉萨的地面情况。图-4安装有宽幅航空相机和摄影机,不但可以执行轰炸任务,还可以执行航空侦察任务。
每次飞拉萨,王圣文都把高度降得很低,地面上的情况能看得一清二楚。机组除了目视侦察之外,还会进行航拍。返航后他们要取下航拍胶卷仔细判读,看看拉萨城内有没有什么动静。
三月底的一天,他们在胶卷上看到地面有一支队伍在集结。虽然无法直接判断身份,但这支队伍的队列松散杂乱,不像解放军那样整齐,因此很可能是叛军。
叛匪出现在前往拉萨的路上,他们想干什么?敌情很快上报,指挥部命令图-4,次日再次飞往拉萨侦察。
第二天,当王圣文驾机飞临拉萨时,果然看到叛匪的骑兵部队已经来到城外,他们是来包抄拉萨的。指挥部命令0044号和0042号机,结束侦察,返回格尔木装弹,对叛匪实施轰炸。
几小时以后,当两架图-4再次返回的时候,它们已经武装到了牙齿——所有的炮塔都装满弹药,机腹弹仓里挂满了250公斤和100公斤航弹。
机组按照地面空军联络小组的白板指示和无线电里指挥部的命令,向叛匪追击而去。
三四月份的青藏高原,很多山上都还有积雪。白雪映衬下,机组很快在地面发现了一些黑点。
轰炸员立即用瞄准仪向地面观察,看清这些黑点是叛匪的骑兵和步兵。"找到目标后,我们发现目标太小,有点浪费炸弹。不过还是扔了一些100公斤炸弹,准确命中了目标。"
这时,无线电收到指挥部的命令,陆军已经和叛军交火,将其击溃。目前叛军正向雅鲁藏布江撤退,有外逃迹象,命令图-4立即前往侦察。
王圣文驾驶0044号很快飞临雅鲁藏布江沿线,但河两边有茂密的树林,很利于叛军藏匿。两架图-4盘旋很久都没有发现目标,只好沿着雅鲁藏布江往复飞行,继续搜索。
图-4的机内油量很大,发动机还带有涡轮增压装置,就算在高原也能连续飞行十个小时以上。
搜索进行了一段时间后,轰炸员突然报告:"江面上有几艘橡皮舟。"
王圣文马上把高度降低,轰炸员第二次报告:"不是橡皮舟,是牛皮船。一大两小,一共三艘。"为了能再看仔细一些,飞机的高度再次下降。
图-4是一种集成了苏联和美国最新工业成果的轰炸机,它的瞄准仪可以自动对焦。虽然三只小船在江面上来回晃动,但在瞄准仪中却并不会虚焦,可以很清晰地观察到目标情况:"有穿红衣服的,还有穿黄衣服的。"轰炸员的第三次报告已经非常精确。
通讯员立即向指挥部报告了雅鲁藏布江上的情况,指挥部回电:"密切注意其动向,里面很可能有上层人物"。
0044号机在王圣文的操纵下,不停地绕着三只小船盘旋,密切跟踪。没过多久,通讯员又监听到一个重要情况:"地面有不同频率的电波干扰,牛皮船里有电台!"
三艘牛皮船、身穿红衣、黄衣,还有电台!这些关键信息被迅速上报。0044号和0042号一边盘旋,一边焦急地等待指挥部的下一个指令。
很快,指挥部回电:"这很可能是叛逃中的达赖,准备轰炸。"
接到命令时,0044号正在顺江飞行,刚刚错过投弹点。通讯员确认"可以轰炸"时,图-4正好轰鸣着从牛皮船上空掠过。
王圣文按捺着兴奋的情绪,沉稳驾机拉起高度,在空中来了一个大折返。一转弯、二转弯、三转弯......进入四转弯之后,他们就可以投弹了。
图-4吼叫着,机身倾斜,奋力在空中转向,逐渐用机首向三艘牛皮船对正。
进入四转弯了,王胜文稳住机身后就松开了操纵杆,目光投向轰炸员。这时飞机已经交由轰炸员控制,瞄准仪会引导飞机瞄准目标,并在最佳时刻投炸弹。
只要把牛皮船套住,这么低的高度,投弹基本百发百中。
"打开弹仓。"轰炸员开始按轰炸流程进行通报。王圣文知道再过几秒钟,炸弹就要出舱。突然,无线电里传来指挥部的声音:"0044号,解除轰炸!解除轰炸!"
王圣文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立即回复:"请重复命令。"
无线电里再次传来指挥部的命令:"解除轰炸,立即返航!解除轰炸,立即返航!"
"0044号明白,立即返航。"
多年后,想起这个瞬间,王圣文依然难掩心中的遗憾:"虽然我们心里有一百个不理解,但命令就是命令,不容违抗。于是我们关上弹仓门,向格尔木返航了。"
返航途中,机组请示指挥部:"舱内还有炸弹。怎么处理?"指挥部回复:“在元宝湖弃弹。”
机组又问:"是做安全弃弹处理吗?" "不,全部引爆。"
元宝湖是格尔木机场附近的一个湖泊,两架图-4经过这里时,把舱内所有炸弹投下,激起一片高昂的水柱。爆炸后,本来碧蓝的湖面竟然变成一片白色。王圣文举起望远镜观察,才发现这些白色的东西全是被炸死的鱼。
飞机安全着陆,但机组的情绪却很低落。
"本来可以炸掉那只牛皮船的,船上明显是叛军的指挥机关,炸了一定会立大功,但指挥部却解除了任务,让我们白白错过了立功的机会。"王圣文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情绪中。
尾声:
叛乱彻底平息后,这次"任务取消之谜"才被司令员张国华揭开谜底。
当时,独立第4团的参谋长赵吉星到西藏军区开会,见到了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赵吉星一见张国华就问:"为什么不让炸那只牛皮船?"张国华说:"你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当时也不可能向飞行员解释那么多,只能解除任务。"
"通过你们的报告,还有我们自己的情报来源,可以断定这三只牛皮船上的人就是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那个穿黄衣服的,就是达赖。"
"当时我们就报告了中央,中央回电说不炸。还说,他将来要是反悔了,还会回来的。"
赵吉星又问:"不炸,他不就跑到国外去了吗?"张国华说:"那又怎样?将来全世界都共产主义了,他还能往哪儿跑?"
后记:
1968年,成都飞机制造厂去部队选调飞行干部,王圣文告别日夜相伴的战机,去成都当了军代表。他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批图-4飞行员,虽然离开了轰炸机部队,但此后依然战斗在国家航空装备战线上。
一直到退休,他依然热衷于祖国的航空事业。2006年,王圣文同志与世长辞。
在王圣文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我离开了战略轰炸机部队,离开了日夜相伴的飞机和战友。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图-4,我的好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