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7年4月,姚科贵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的秘书。
要说起韩先楚来,“旋风司令”的大名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据说这个绰号不是自己人给取的,而是敌人给取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韩先楚率领一大批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学员赶赴东北,参加东北根据地的建设。韩先楚本人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4纵副司令员、3纵司令员,随后开始了在东北战场上纵横驰骋,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被韩先楚缠得焦头烂额,后来因病不得不离开东北休养,在离开时杜聿明嘱咐下属:“最难对付的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
1950年4月16日,韩先楚在没有海空军的配合下,率领40军、43军跨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韩先楚又作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党委常委,继续发光发热。
可以说韩先楚的光辉事迹,基本上都是在战争年代创造的。
姚科贵调到韩先楚身边的时候,已经是和平年代,可事实上姚科贵调到韩先楚身边以后,曾受到他的影响很多,姚科贵后来回忆起在韩先楚身边的日子时,曾有这样一句话:“韩将军心系百姓,始终保持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我在他身上学习到很多!”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姚科贵出生于1936年,1950年12月光荣参军入伍。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姚科贵当时参军入伍,原本是为了走上朝鲜战场,不过姚科贵却并没有被派往朝鲜,而是被分配到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接受培训。
虽然并没有额外说明原因,可是也很好理解,姚科贵参军入伍前,在湖北沙市新沙中学读书,在全国当时文盲普遍遍地的情况下,中学学历就要算是高等的知识分子,类似姚科贵这样的人才,自然应该是留在部队里面好好培养。
从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毕业以后,姚科贵被分配到了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1956年又被选派到了解放军第一政治干部学校学习,一直到1957年,姚科贵才申请下基层锻炼,被分配到福州军区28军83师29团干部处工作。为了能得到更好的锻炼,姚科贵又主动申请,再下基层,又被分配到基层连队当中,从一名普通的列兵干起,一直做到了副指导员。
1965年姚科贵调任福州军区党委办公室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姚科贵第一次接触到了韩先楚。
可更让姚科贵没有想到的是,两年过后,军区政治部秘书处找到他,准备调他到韩先楚身边工作,希望他能有个心理准备。
姚科贵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喜讯,而是认为以自己的能力恐怕难以胜任,听到命令的一瞬间,姚科贵想的是推辞:“我怕我干不好这个工作。”
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找姚科贵谈话,并勉励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做好工作不会一帆风顺,必须在工作中实践中勤奋学习,刻苦磨砺。”
就这样姚科贵到了韩先楚身边工作,只是没有想到的是,自此以后再韩先楚身边,一干就是20年,从而立之年一直干到了知天命之年。
姚科贵跟随韩先楚工作,第一个感受就是累,是一种跑断双腿的累。
韩先楚自五十年代调任福州军区以后,一双腿是跑遍了福州军区,对军区所属的部队、前沿阵地、岛屿哨所、滩涂和后方设施都一一进行了视察,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福州军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战备工作,韩先楚不仅仅是自己亲自调查,更是采纳了各个部队领导的意见,制定战备方案。
姚科贵跟随韩先楚以后,也必须要适应这种工作风格,韩先楚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他一定要坚持到一线去考察,而姚科贵作为秘书,也要一起跟随。
从1966年5月开始,韩先楚开始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一直到1973年12月,由于韩先楚这一时期开始负责地方工作,所以他将主要的经历都放在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
那么福建要建成什么样子呢?
按照韩先楚的话来说,首先要解决四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一个是穿衣问题;一个是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一个是工作母机(制造机械和机器的机器),这几大项要列计划,要解决。”
“脱几层皮,改变福建面貌。”
这是韩先楚郑重立下的誓言。
韩先楚知道,自己过去带兵打仗驾轻熟就,可要领导经济建设,他自己没有足够的经验,为此每次到省里和地方开会,韩先楚都虚心听从地方同志的建议。
数学家华罗庚到福建时,韩先楚更是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请教了华罗庚有关“统筹优选法”的理论,为此结合地方经济建设,韩先楚嫁接了在部队时候的经验,让秘书绘制了一副福建的经济地图,把福建大中小企业、水库以及投资项目,统统标注在上面,便于对这些项目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韩先楚也积极关注着海峡东岸的实际变化,除了认真阅读内部关于台湾的情报外,还要求姚科贵,去北京图书公司订阅进口的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中国时报》以及香港出版的《星岛日报》、澳门出版的《澳门日报》。
不仅如此,韩先楚还要求姚科贵,利用福州军区情报部唯一一台电视,到福州北峰一个高地上收看台湾的新闻。可惜这种方法费时费力,因此没能继续下去。
一双腿跑遍大江南北
为了抓好福建的经济建设,韩先楚强调:“深入实际搞调研,把底子摸清楚。”
姚科贵回忆称:“那几年会议特别多,除了省革委会必须要开的会议外,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轻车简从,亲临基层调查研究。”
由于姚科贵本身就是韩先楚秘书,因此韩先楚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姚科贵的身影,从1969年开始到1973年,姚科贵跟随韩先楚走了20多个县市。
韩先楚对待自己所要办的事情,通常都很认真仔细,凡是一定要寻求一个结果。
1974年1月,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1973年12月31日,韩先楚召集兰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工作会议,制定1974年第一季度的工作计划,由于胸有成竹,韩先楚讲话几乎是没有用到讲话稿,直接开门见山。
到了兰州军区以后,韩先楚依然延续在福州军区时候的习惯,深入一线搞调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韩先楚赴任兰州军区的时候,已经是年过六旬,肠胃还不太好,却依然坚持深入一线,踏遍了兰州军区的山山水水。
姚科贵记得,在兰州军区六年的时间里面,韩先楚先后13次到基层部队去。
在蒙古策克边防站视察时,韩先楚曾提出要求,要在边防连住一个晚上,当时部队又规定,高级干部一律不准住在边防连,韩先楚为了能住在这里,要求姚科贵迅速给叶帅打电话。
姚科贵跟叶帅秘书通话后,经过在再三的恳求,叶帅终于同意让韩先楚住一个晚上。
韩先楚下连队视察的时候发现,边防连战士们蔬菜时常短缺,因此要求下连队视察的军队干部一律不准吃部队的蔬菜,而要求自带,甚至为此以身作则,与此同时边防部队吃水困难的情况,韩先楚也要求部队勘探打井,解决吃水的问题。
而作为韩先楚的秘书,有时候不仅仅是要陪同他下连队,有时候也要完成韩先楚交代要办的事情,和需要了解的情况和资料,姚科贵在跟随韩先楚下基层过程中,光是记录工作情况的笔记本就有90多个,另外还有不少的资料卡片。
姚科贵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爱好是喜欢摄影,由于他和韩先楚下基层时没有记者随行,因此姚科贵拍摄的照片大多数都成为历史资料的一部分。
当然秘书工作最重要的还是文字整理。从1970年到1983年,姚科贵光是整理起草的文稿就有200多份,大约有100万字。
姚科贵后来也回忆,为韩先楚起草文稿,也必须要注意两点:其一、要按照韩先楚的习惯来拟稿;其二、必须经过反复修改才行。
韩先楚的文稿无疑是具有自己语言特色的,这一切也都多亏了姚科贵的贡献。
比如在省工作会议上,讲经济工作安排时,韩先楚就曾要求各地专署必须要有全局观念,按照韩先楚的话来说,就是“不要叫花子讨米,什么都往自己裤裆里扒拉”。而且一些文稿中较长的句子,也必须按照韩先楚的习惯,适当地断句,并标出停顿符号。
另外韩先楚的文稿必须要经过反复的修改,姚科贵回忆“至少也要改两次”。每次准备文稿前,韩先楚总会大概地告诉姚科贵一下,自己想要讲的几个关键的点,然后再由姚科贵自己组稿,当然韩先楚交代任务以后,也不是完全不再想这个问题,有时候姚科贵正在写稿,韩先楚还会专门打过电话来,强调要补充的几个点。
当然有些时候文稿要的急,姚科贵也不得不加班加点,韩先楚在会议头天告诉他要准备的文稿,姚科贵当天晚上就得加班加点准备,尤其是到中央开会,文稿要的很急,姚科贵每到这个时候,脑子里这根线就绷得很紧,按照韩先楚的要求改好以后,第二天凌晨送交到他手里。
更为关键的,有时候会开完了,韩先楚也会要求姚科贵改稿,一份文稿多的时候,要修改5次以上,直到修改到满意为止。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把你耽误了”
姚科贵给韩先楚拟定文稿,一般都是阴阳颠倒,忙起来的时候,基本上也没有一个时间尺度。
不过韩先楚本身自己也是如此,他如果当天交代姚科贵要准备的文稿以后,如果晚上睡觉时又想起来哪一点,就会打电话通知姚科贵,甚至有些时候还会到办公室,当面谈修改意见。
1982年,韩先楚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副委员长,在参加人大军队代表团会议时,韩先楚要求姚科贵起草第二天的发言稿,姚科贵晚上开始忙活,一直到凌晨3时写好,睡了3个小时爬起来以后,到韩先楚办公室给他念了一遍。
结果姚科贵念了一遍以后,韩先楚觉得应该在第一条后面再加一条,姚科贵听韩先楚说了大概意思以后,立刻赶回去重新组稿,到中午时姚科贵将修改好的稿子交给韩先楚,这才算是圆满完成了这次写稿的任务。
由于工作十分忙碌,姚科贵跟随韩先楚的这20多年时间里面,基本上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几乎是随叫随到。
只要韩先楚不休息,姚科贵就不能下班,两人忙起来的时候,一天要忙十七八个小时,睡觉仅有三四个小时。
姚科贵回忆起来:“韩先楚在福建任职时,他的家在福州市马鞍山战时指挥所坑道口外东侧,那是依山而建的一栋两层的小楼,而西侧是一处平房,是韩先楚的办公室和会议室,秘书也在这里办公,紧邻着这栋平房的西侧是一间约10平方米的屋子,原本是秘书们的值班休息室,我却长期住在这里。”
韩先楚的生活习惯是,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半夜12点钟休息,几乎是雷打不动,要是人在福州的时候,姚科贵也必须要遵守这个时间,只有韩先楚休息以后,才是姚科贵自由支配的时间。当然从来也没有什么周六日,因为周六日休息也都是由韩先楚说了算,只要韩先楚不发话,姚科贵就不能回家,当然韩先楚也并非是一味的工作,所以周六日的时候,也会要求姚科贵回家一趟。
只是回到家里姚科贵依然要绷紧神经,因为只要韩先楚一个电话,他就必须马上回到办公室。
一年下来,除了除夕和正月初一是安全的以外,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有事的。
妻子生孩子,姚科贵也不在身边,孩子出生以后,妻子打电话给丈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姚科贵想了想说:“要不就叫姚远吧,反正也看不见。”
姚远长到两岁半,姚科贵回家见到了自己的儿子,由于平常也不见面,儿子看到自己的父亲以后,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解放军叔叔”,这一声叔叔,让姚科贵的心里忍不住一阵难过。
不过话说回来,姚科贵因为工作强度大,还曾有过几次生病,每次生病韩先楚都会强制要求他休息,不仅如此,还派警卫员开车将姚科贵送到医院去,韩先楚也会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去看望,这也令姚科贵十分感动。
也许是觉得姚科贵认真细致负责,还也许是韩先楚信任的缘故,姚科贵曾遇到过几次调动工作的机会,每次韩先楚都不愿意他调走。姚科贵在韩先楚身边20多年的时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85年,韩先楚病情加重,被安排到了武汉东湖休养,对于自己的秘书姚科贵,韩先楚也很是惦念。
1986年1月15日,韩先楚专门打电话给姚科贵,要他到武汉去过春节,恰逢韩先楚生日临近,姚科贵还专门买了一个大蛋糕,于2月1日赶赴武汉为韩先楚过生日。
也就是在这个春节,韩先楚拄着拐杖到了姚科贵的房间,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你跟了我这么些年,是秘书也是参谋,也是助理,我把你耽误了。”
后来韩先楚亲自给余秋里打电话,为姚科贵安排工作,余秋里当时是总政治部主任,负责军队干部的管理和调配。
总参的一个干部也来看望,韩先楚对他说:“你向杨总长说一说,我的意见给他(姚科贵)分配工作,以后写传记时再调来帮助工作。”
韩先楚晚年患肾结石、胆结石,后来发展成肝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韩先楚依然很关心战友的病情,可是他自己却经常睡不着觉。
姚科贵曾劝他:“要少说话,多睡觉。”
韩先楚却无奈地说了一句:“做梦多。”
“你想的事情越多,做梦也就越多”
姚科贵记录了韩先楚晚年时的种种情况,10月1日,韩先楚对前来看望的陈云说:“我不大好,决定不做手术了,70多岁的人了。”
姚科贵听了以后,心中无限伤感,1986年10月3日,韩先楚在北京病逝,享年73岁。而1988年恢复军衔后,姚科贵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来又被授予了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