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倌

1939年1月底，四望山上到处都是白雪皑皑。独立游击支队的营地虽然选了一个背风的地带，但寒风依然裹着雪片，不时地从门缝中灌入。

这几日，李先念着急上火，嗓子痛得厉害。各路消息传来，鄂东、鄂中都有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在活动，可就是联系不上。

前段时间，李先念又回了一趟竹沟，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原局和豫鄂边省委会议，朱理治、陈少敏、王国华、王澜西等14人也参加了会议。

对于这几个月的工作，刘少奇进行了充分肯定，但强调要注意两点：一是在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中，要注意着重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二是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要严格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同时，他还提出党的各项工作应区分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方法和策略，以适应不同形势。

刘少奇要求豫鄂边省委把大批力量送到后方，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站到共产党这边来，团结一致，打击日寇、汉奸和卖国贼，孤立反共分子和顽固派。

李先念返回四望山之前，刘少奇再三向他叮嘱：为避免摩擦，目前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的活动方针，应沿铁路两侧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的抗日武装，要多求质的巩固。

回到四望山以后，李先念找到周志坚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带领部队，跨过平汉铁道，插进大别山，到信(阳)、罗(山)边进行一次侦察性游击活动，联系那里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蔡韬安是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他就行。”

这时，信阳已经沦陷。周志坚和大队长谭子正带着部队乘着夜幕悄悄地越过平汉铁路，经群众帮助，很快找到了蔡韬安。不久，他们又联系上“二七”平汉铁路破坏总队这支由铁路工人为主组成的抗日武装，并顺便一举歼灭了为虎作伥、残害人民的游杂武装甘润民大队。

部队返回四望山途中，尖兵排正过铁路时，突然从南边隐约传来一阵隆隆声。只见远处一辆日本鬼子巡道车从柳林车站开来，车上满载着戴钢盔的日本兵。

周志坚略一估计，吃掉这帮鬼子问题不大，随即命令部队在铁路两边埋伏下来，等着敌人车子靠近。

“打！”日本鬼子的车子一钻进火力网，战士们手中的机枪、步枪一齐咆哮起来。一颗颗手榴弹朝着车上飞去。车上刚才还在谈笑的日本鬼子，顷刻就抱头嚎叫起来。巡道车装着败兵，狼狈地向北逃去。

这一仗打得还不过瘾。一路上，大家都议论纷纷。

一、日军发动了襄东战役

第二天中午，周志坚率领部队到达了信(阳)应(山)公路边，只见沿着公路两旁竖立的一根根电线杆，依着地势的起伏，高高低低地排成一行。劲疾的北风，把电线刮得嗡嗡鸣叫。

周志坚又琢磨开了：“割断电线，把敌人调来，打他一个伏击多好啊！”于是，部队选好地形，埋伏起来。几个战士在一片开阔地段，把电线卡断了。

不到1小时，十多个日本骑兵，带着器材、工具赶来了。当日寇跳下马，正动手修复电线时，新四军狠狠揍开了，打得日寇人仰马翻，当场打死敌人3名，击毙4匹战马。其余敌人狼狈逃回信阳县城去了。

李先念听了汇报后，高兴地说：“好哇！你们这次双倍地完成了任务！”指战员们听着首长的表扬，更加欢欣鼓舞。

1939年2月7日，为牵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中原局做出决定：派李先念率部迅速南下应山、安陆，甚至可以到应城附近去开展游击战争。

尽管急于南下，但李先念还是在刘子厚、娄光琦的陪同下，先到大洪山做李一范的统战工作。

李一范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是位爱国的民主人士。抗战爆发后，应董必武的邀请，他曾出任在湖北应城汤池举办的“湖北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的班主任，主动与实际主持此项工作的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陶铸搞好合作，先后训练了五百多名包括部分中共党员在内的进步青年，为敌后游击战争准备了干部。

李先念与李一范进行了彻夜恳谈，共同签订了合作抗日协议，允许新四军使用“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因此，独立游击支队的活动区域迅速扩大到了鄂中地区。

两天后，李先念、刘子厚、娄光琦等一行到达随县长岗店，与鄂中区党委负责人陶铸、杨学诚、夏忠武等取得了联系。

陶铸是黄埔军校五期生，先后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1933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并于5月被捕。他在国民党监狱待了近五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被共产党营救出狱。

在武汉沦陷前夕，陶铸筹集了一笔经费，从香港购买了24枝驳壳枪、300发子弹，组成了汤池抗日游击大队。1938年8月，陶铸派顾大椿等人到京山县石板河组建抗日自卫队。10月23日，应城县城失陷，杨学诚率刚组建的应城潘家集商民自卫队转移到京山丁家冲。

12月，中共鄂中特委决定，将会集于京山县丁家冲一带的府城地区各路武装，如京应抗日游击队、应城汤池自卫队、应城巡检司抗日游击队、应城陈家河抗日游击队、播家集商民自卫队、应城县常备3中队，正式编成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以后改称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总队，共五百余人枪，由国民党应城县县长孙耀华任司令，共产党人张文津任参谋长，辖3个大队。

二、余家店战斗，是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踏上鄂中敌后战场以来，第一次打着新四军的旗帜，摆开阵势打击日军

1939年2月18日，北风呼啸，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第二天就是农历1939年春节。虽然岁月艰难，鄂中人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传统节日，劈劈啪啪的爆竹声，四处可闻。而李先念等一行却急匆匆地从天河口过均川河，直往应山浆溪店奔去。

刚到达浆溪店，李先念即令周志坚率部去联络应山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并进行统战和筹款工作。途中，周志坚率部队进驻余家店附近的罗家庙。

乌云翻滚着扑来。跟往常一样，趁着节日，日寇出动了。十点多钟，一队日本侵略军百余人及伪军数十人从应山县城出发，经龙泉镇分路“扫荡”来到余家店。

日军人未到，几十发炮弹已呼啸而至，落在距独立游击支队驻地不远的地方。

“鬼子兵‘扫荡’了，准备战斗！”

周志坚带着司号员，跑到土地庙前一棵松树下，用望远镜一看，只见百多个鬼子，配合着几十名伪军，正向西急进。驻在余家店附近的国民党桂系军1个营，像一群胆小的兔子，玩儿命奔逃着。

周志坚一面观察一面想：用枪声联系地方党组织的同志，这倒是个好机会；也可做出个榜样，给这些只知道逃跑的家伙看看。就在这时，“嘘”的一声，一颗炮弹落在土地庙后爆炸了。

周志坚伸手抱住司号员，两个人一翻身，滚倒在一个土坎下。几乎在同一瞬间，又一发炮弹打来，将他们刚才隐蔽的松树拦腰炸断。司号员和周志坚的身上，都盖上了一层土。

“狗娘养的，太猖狂了！”周志坚愤怒地骂了一声。

司号员说：“打吧，参谋长！”

“打这些狗东西！”周志坚命令部队迅速展开，司号员吹起冲锋号。

冲锋号一响，部队迅速冲向敌人。敌人受到突然的攻击，慌忙缩回余家店镇里，负隅顽抗。1中队长、老红军张日新，带着1中队从右翼迂回到余家店东，转入街北，向敌人发起猛攻；2中队由中路向街南口进攻。敌人撤到镇外，钻进东边一片高地上的丛林中死守待援。战斗整整打了一个下午，黄昏时，敌人二十多具死尸摆在阵地上。

战斗结束后，中共应山县委的领导果然循着枪声来了。从他口中得知，应山地方党组织经过艰苦努力，已经建立了一支游击队，随时准备与主力会合。

余家店战斗，是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踏上鄂中敌后战场以来，第一次打着新四军的旗帜，摆开阵势打击日军。战后，方圆百里的群众，都纷纷传颂：“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许多群众赶来慰问，无数爱国青年跑来要求参军，不少国民党游击武装也主动找新四军联系。

三、春节刚过，李先念又率领部队离开四望山，向大别山挺进

大别山，是李先念当年战斗过的革命战场。这次回到大别山，碰见群众，他就拉着问长问短，问红军长征后老苏区遭受的苦难，问日本侵略者给老苏区带来的灾难。灵山寺狮子口的一个老赤卫队员，拉着李先念的手说：“早就盼望着你们回来呀！回到大别山，重新摆战场。”李先念说：“是的！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别山人民的希望。”

1939年3月1日，游击支队在九里关附近，与贺建华、罗厚福、熊作芳等率领的第6大队会合。该大队是在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部东进后，由该支队留守处的小股武装扩建而成，归中共鄂东特委领导，队伍的骨干全是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红军战士。

会合那天，他们还是穿着黑色的红军军服，背着红军常戴的斗笠帽。很多人还把缀着红星的红军军帽，珍藏在自己的背包里。

随后，李先念在灵山寺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向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贺建华和新四军游击第6大队的负责人罗厚福、熊作芳等人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会议期间，贺建华向李先念汇报了以张体学为大队长的独立游击第5大队的情况：

1938年7月，鄂东的共产党组织手里仅有七条半枪。半条是因为有一条枪被锯去了枪托，由黄冈贾庙党支部秘密保存。原红色便衣队员在武汉沦陷的当天，就以这七条半枪为基础，在黄冈张家山正式成立“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到11月已发展至四百余人枪。1939年1月，它改为独立游击第5大队，现在黄冈、麻城一带活动。

李先念听了十分高兴，眼看着敌后许多的革命星火，马上就要汇合成一股抗日洪流。

会议确定，贺建华、罗厚福、熊作芳等率领第6大队沿平汉路东侧向敌后深入，设法与程坦、张体学、吴林焕等带领的鄂东独立游击第5大队联系，传达中原局的指示，迅速深入鄂东敌后，组织群众抗战，打开鄂东局面。

第6大队出发前，李先念拉着贺建华等人的手，亲切而严肃地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深人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实践证明：深入敌后，只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告诉张体学、程坦他们，一定要见缝插针，遍栽杨柳。千万不要缩手缩脚，把自己陷在一个小窝窝里，特别是不能陷在顽军的窝窝里。那样，不仅不能发展，反而会被吃掉！这意见一定要向鄂东特委的程坦及其他同志传达到，向独立游击第5大队的同志传达到！”

1939年5月4日，第6大队南进途中，在礼山县板桥一带与前来“扫荡”的日伪军遭遇。第6大队主动出击，把敌人打退到余家河死守，毙伤日伪军三十余人。

5月7日，第5、第6大队带着会合后的喜悦，在孝感东北的车阳岗地区，趁着大雨倾盆，突然袭击酣睡中的伪军第25师，将几千伪军打得晕头转向，俘虏伪旅长以下数百人，缴获大量枪炮。

接着，5月下旬，他们又在第5大队3中队配合下，分两路袭击李新湾和接见寺伪军驻地，打击伪“中国人民自卫军”第8军李汉鹏部。

在事先套取伪军口令后，新四军趁天黑冒充伪司令部特务连，采用“挖心战术”，直取伪司令部，打垮伪军第8军李汉鹏部，俘伪旅长以下官兵三百余名，缴迫击炮3门，重机枪9挺，长、短枪五百余枝。

李先念也率独立游击支队离开灵山冲大寺口继续南下，在小悟山青山口与许金彪领导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会合。许金彪是从延安南下的红军伤员，回到家乡后，一直没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日军的铁蹄践踏了他的家乡后，许金彪组织了抗日自卫队，用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丢掉的武器武装自己，并建立了一块抗日根据地。

5月7日，许金彪部主力与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联合地方武装曹省三部，夹击与日伪勾结的胡翼武部，歼该部百余名，缴枪百余枝，为开辟安(陆)应(山)地区扫除了障碍。5月中旬，中共应山县委军事部部长杨焕民率应山抗日武装两个中队开抵赵家棚与李先念部会合。

为实行统一领导，经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与许金彪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杨焕民的应山县抗日自卫队两个中队，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这是新四军在豫鄂边区的第一个主力团，团长许金彪，政治委员周志坚，参谋长杨焕民，下辖3个大队，在安陆、应山、孝感边界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致电刘少奇等，认为：“目前应城、安陆一带，友军完全退出。应城县长同情我们，并望我们新四军前去，给养等均可供给。地方上武装亦多，这一地区是今天我们最有利的发展方向。”

4月5日，王稼祥、刘少奇复电朱理治：“李宗仁既不反对新四军在鄂中活动，而应城县长又要求新四军前去，应即将信阳挺进队与李先念部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前往鄂中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