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当年和刘秉彦一起打过仗的老战友、老部下，说起刘秉彦的军事能力时，普遍认为“他学问功底扎实，悟性极好又善于学习，性格冷静而充满激情，对战争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悟力，确实是我军不可多得的一员儒将。”
战争年代，部队里有文化的不多，人际关系单纯，每个单位都有一些硬朗朴实的领导，平常说话喜欢连厥带骂，爆粗口，带“话把儿”，但是官兵之间亲如兄弟。
比如刘秉彦手下有位老团长方福钦，是个四川籍的老红军，解放战争时期调来十分区七十四团当团长。老团长打起仗来很勇猛，说起话来也很“生猛”，一开口就是“妈了个X！”他的警卫员过去是个副连长，口头语也是“妈了个X！”听他俩说话就“热闹”了。警卫员问：“团长，妈了个X，你叫我把这三袋手榴弹给谁？”团长说：“妈了个X，你把它送到一营去。”“是，团长。妈了个X，你放心，我这就送过去。” 警卫员说完转身就走，执行命令比谁都坚决。可是他俩平时就用这种方式对话，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
团里有个特派员，权力挺大，如果部队出现“特殊情况”，他可以马上枪毙人。这个特派员到团长那里谈工作，一开口也是“妈了个X！七十四团为何要拿三支‘三八大盖’换人家七十五团的一支破冲锋枪，真JB不划算。”
北京和平解放了，方团长带着队伍进了城，他老婆拖儿带女来北京看他。为了给孩子补点营养，老团长就向团里的炊事班借点鸡蛋给孩子吃，司务长让团长打个“欠条”，可是老团长不会写字，就在“欠条”上用笔划了十个圆圈，代表借了十个鸡蛋。▼⑼
要说大学生出身的司令员刘秉彦，能让一帮老团长这样的部下服从命令听指挥，而且总是打胜仗，没有几把硬刷子肯定做不到。
在所有熟悉他的人的记忆中，刘秉彦为人大度，风度儒雅。 “这人言语不多，说话讲究方式，带兵打仗的年代，即使在部队很多干部喜欢骂娘，说粗话的一种氛围里，也从没听过他说话带一个脏字。”
刘秉彦的孙女回忆说：“我爷爷晚年住在石家庄，一辈子舞文弄墨的爱好愈发痴迷，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看书写字，和别人谈话时也更加文雅。各地的朋友经常去看他，老少都有。人家说他是一员能征善战的武将，他就有些不以为然，会摆摆说，喃喃地补上一句：‘唉！那个年代能征善战不算什么，这样的人太多。’人家如果称赞他是一员儒将，老爷子就会特别开心，一边哈哈笑着，一边也不忘谦虚：‘哪里，哪里！我还差得远呢……’”
对于刘秉彦当年在战场上的指挥方式，在其部下的印象中就是：“说话简明扼要，有条理，有份量，下命令从不吹胡子瞪眼，很能把握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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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彦在他写的一篇《小庄战斗》的回忆文章里，也记叙了他作为二十旅旅长在指挥打王凤岗的战斗时，与旅政委马迎泽配合为一名团长做思想工作的过程和心得：
……当时我们的战术思想是：一路突破，多路合围，多处突破，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二十旅担任突击，刚刚渡河完毕，板家窝方向的炮声就响了。
“按预定方案，向有炮声的方向急行军！”我命令五十九团团刘山旺和政委张虎忱同志。
“如果突破失利，我们想为七十五团解围，从板家窝向外打，你看怎么样？”刘团长问我。
“向敌人的纵深突破，是最好的解围！”我回答说。
“如果突不破……”刘团长还有些迟疑。
“五十八团在你们的左翼北沙口村突破，如果我们都能突破了，就把敌人截成三段，那胜利就有望了。”本来不想说了，我见他仍迟疑，就又讲了几句。马迎泽同志插话说：“你们想，我军解放北平的时间还有多远？敌人还有多大的动？！”听了马迎泽同志的话，刘团长不再作声了。我知道，在临战前过多地向下级指挥员作解释会分散他的精力，说得太委婉，等于在战场上开会；命令的口吻太重，又会使他们有压力，容易产生消极的后果。能及时准确地解决好下级指挥员的思想问题，对于争取战斗胜利十分需要。马迎泽同志的插话起了这种作用。
……
此役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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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几十年来，刘秉彦都是一贯以儒雅的作风示人，很少疾言厉色大发脾气，但战将毕竟是战将，对于战场上的违令者也必须敢于杀伐决断，严惩不贷，否则难以立威，这仗也就没法打了。
1947年4月8日，十分区司令刘秉彦就在指挥胜芳保卫战中，下令枪毙了一名因怯战而丢失阵的连长。
《名将孙胡子》书中写道：“而立之年的刘秉彦，在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的部下里，是一位文武兼备、不可多得的将才。他比孙司令员小12岁，在抗大二分校高上科学习时，对于校长孙毅就十分尊敬，如今师生并肩战斗在冀中平原，显得格外亲切。”
时至1947年4月8日，晋察冀军区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的指示，决定置敌对大清河北等地的进攻于不顾，只以冀中军区独七旅及第十分区部队应付，调集第二、三、四纵队和地方武装一部，发起正太战役。
同日，驻平津之敌第九十四军四十三师、一二一师，第十六军二十二师及整编第六十二师等部，向冀中胜芳一带猖狂进犯，妄图扩大占领区，策应其南线作战。
守候在大清河南北的冀中部队，仍然是第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领导的团队和县大队，刘秉彦本人多年活动于此地区，他谙熟这一带的地形、敌情、社情，对于指挥作战十分有利。他的指挥所就设在大清河畔。
胜芳，四周皆水，处处苇塘，在这里打防御战有不少便利条件。
刘秉彦根据孙毅的命令，制定“内线重点防御，外线游动出击，敌后迂回阻截”的作战方针，以保卫胜芳镇。
冷静的思考，严密的部署，是刘秉彦在战争年代养成的战斗作风。此战兵力分配如下：
内线总指挥由第十分区副司令员谢国仪担任；第七十六团于胜芳镇内严密防守；第七一四团、七十五团在外线密切配合；第七十七团布防在崔庄子前沿阵地。此外，第九分区司令员贾桂荣带领独立团屯兵胜芳镇东南一隅，严控大小船百余条，待命而行。
当冀中军区指挥所得知刘秉彦的部署后，孙毅司令表示满意，他在电话上对刘秉彦说：“这次的艰巨任务又给你啦，你只要打到7至10天，冀中腹地不受威胁，敌军也难形成南援之势。”我手上还有一个独立营，万一敌人占领胜芳镇中学河大堤时，我可以从后面给敌以出其不备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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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中雨，飞落在冀中平原上。4月8日这一天，战斗非常激烈。敌军进攻的重点是镇的东西两端，北面则以重火力射击压制镇内防守部队。飞机、大炮极力摧毁镇内防御工事，伴以坦克掩护，冲锋的步兵妄图打开进入胜芳镇的缺口。
激战半小时后，镇东方向有500名全副武装的敌兵通过开阔地接近镇边塘沟，一个个脱下棉裤下水，端着枪，弯着腰，踉踉跄跄地蠕动着。
待敌兵冲到守卫部队前沿阵地30米处时，第76团1营营长杨国珍和教导员武文俊一声令下“打”，机枪、步枪、地雷、手榴弹一齐开火。阵地上，敌军尸体横躺竖卧，受伤者，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三天之后，防守部队边修复防御工事，边抵御不断进攻之敌。
4月13日凌晨6时，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把指挥部从信安镇向南，移至距胜芳5公里的中口村。他命令所属部队倾巢而动，在第十一战区派出的40架助战飞机配合下，空甲、地面共发射炮弹8000余发，不少民房被毁，无辜百姓被炸伤、炸死。
这天上午1l时，全面进攻之敌，果真打到了中亭河大堤。
刘秉彦在《胜芳保卫战的七天七夜》一文里回忆说：
一个十分令人不安的情况传来，昨天镇西崔庄子的碉堡失守了。虽然夜里埋下的电发火地雷防敌进攻，并挖开大堤，水由南往北灌，坦克和装甲车不能通过。关键是敌人有可能转移主攻方向，守碉堡的连长冯良胆子小，再加上新增补的十多个从国民党军“解放”过来的战士又“反水”了，二营这个连长便擅自带人撤出了碉堡。
我得知消息，于凌晨打电话命令副营长梁进才带一个连收复碉堡，并将那个胆怯失守阵地的连长就地枪决，以严肃战场纪律。
梁进才坐不住了，回答说：“明天上午看崔庄子是谁的！”说完就提起盒子枪走了。
天刚蒙蒙亮，梁副营长命令猛子排长崔大岩带领全排上好刺刀，带上手雷、炸药包，全排战士都推一颗子弹上膛，在九二重机枪掩护下，崔排长带爆破组纵身扑上去，连续两次爆破，把碉堡炸了一个大洞，只用了三梭子弹，敌人就交枪了，二营夺回了失守的调碉堡，官兵们以及胜芳镇的很多群众，都在为他们的胜利欢呼。
敌人出动了坦克、装甲车一共26辆，步兵跟在后面猫腰前进。但周围是水网纵横，沟渠连通，坦克、装甲车不易展开，我军新编的七十四团将其合围，子弹泼水一般到处追逐那些陷入重围的敌人，好像痛打落水狗或在围追堵截小偷一样，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
我们的迫击炮坏了，子弹也缺乏。为了满足机关枪的消耗，有人在军事民主生活会上提出，用打水鸭子的“大抬扛”阻击敌人，“大抬扛”的火力散布面大，每杆枪可以覆盖五六平米。如果敌人到阵地前10米、20米，会被打个满脸开花。我们马上派人去群众家里找，最初找到2杆，连续不断把找到7杆，连夜赶做火药和犁铧碎片、铁砂子。
第四天，敌人进攻冲锋增加到两个团，我们的机枪子弹有了保障，“大抬扛”真的起了作用，伏在船上的敌兵中弹落水后，轰轰发射了“大抬扛”，凫水的兵被这种土炮杀伤的不计其数。杨营长打电话向我报告了情况，我说：“好哇！大台杠万岁！，绝不能让敌人上岸。”
二连的情况也一样，敌人的进攻一浪接一浪，牟廷芳要拼命了，命令大炮向我军猛烈开火，一发散榴弹打过来，在空中迎头击中我们一个战士王小江，天空中立刻布满红色的纷纷扬扬的血雾，他已经粉身碎骨。杨营长低头致哀，王小江才18岁啊！……
明天是4月5日，我们已坚守到第七天。我们的弹药快打光了，军区也不可能补充，如果敌人再以一个师轮番进攻怎么办？我们想到了在水面上倒一层汽油和煤油，以火防守。我打电话给孙毅司令员，要求送来50桶汽油和煤油，火烧进攻之敌。
“水的流速很慢，能行吗？”孙司令问。
“把水变成火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唯一的措施了，因为我们没有子弹了。我们坚决以火代防……如果我们不能打败敌人，我们就不要在这阵地上站着活下去。”我的声音是抖动的。孙司令说：“你不要激动。”“汽油、煤油我们有多少送多少，以火代防嘛！”
“我们在阵地前沿的水壕里可以火烧敌人的战船啊！”我笑了。
“助你‘穷’中生智！”他也笑了。
拂晓，军区派三辆汽车送来了10桶汽油……出乎意料的是，敌人炮击了一阵子，没有进攻，夜幕降临时，悄然后撤了。
胜芳牵制敌人目的基本实现，孙毅发出命令：“防守部队适时撤出”。
从实战出发，刘秉彦派70支小板船，从胜芳镇抢运出两个团，留一个团在镇中与敌周旋，牟廷芳部队怏怏败北。
一拳打得百拳开。刘秉彦战场上的果断处置，为此战胜利稳定了军心，压住了阵脚。历经七天七夜的胜芳保卫战，共毙伤国军2300多人，缴获各种火炮13门。战后，刘秉彦率领的参战部队全体荣获晋察冀军区的通令嘉奖。
第二天，新华社随军记者杨朔▼⑽和《晋察冀日报》记者杨沫▼⑾在钟亭河堤上采访了胜芳保卫战的前敌指挥员刘秉彦。对于此次采访，儒将刘秉彦当年写的回忆文章，似乎比当时的报道更加生动：
我告诉他（她）俩，我昨天让七十五团梁进才副营长和警卫连战士，在这里公开处决了贪生怕死失守碉堡的一个连长。我说，我以前也从未如此严厉地处理过违反战场纪律的人，可是我要让全体军人知道，如果失掉这个碉堡，就是让敌人堵住我们的侧背，失掉胜芳，让敌人大摇大摆西援石家庄。人们要明白一个普通的生存法则，那就是谁的战场纪律严格，谁就强大，就能主宰战场。
“今天还打不打？”两位记者问。
“我说你们来晚了，没有看到炮火的威力，那种天崩地裂的地毯式轰炸，炮火纷飞的场面。”
“敌人都撤走了吗？”
“敌人率先比我们撤退了10华里。他们原定今天要用飞机轰炸，我们则用火防御，不是借东风，而是借西风，因为敌人在镇东，我们需要西风。确切地说，只要外壕有火就够了。”两位记者笑了。
“我们不是背水一战，而是面水决战，把准备的汽油、煤油倾入前沿的水壕，燃起冲天大火。”我说。
“敢立军令状吗？”“当然敢。”“你作战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大预备队主义，因为不可预料的情况一定会发生。预备队随时可以支援遇到不测的地方。”我告诉他们：“如果敌人今天敢来，我手上还预留了一个七十八团，但看样子是不会来了。”
聊到这里，两位记者兴奋起来。我又说：“牟延芳一筹莫展，虽然他的火气比周瑜还高。他如果再派一个师来轮番进攻，将纷纷落水的一千具尸体弄回去是不够方。我们不怕再发射两千发炮弹，防御工事和掩体不可动摇。”
旭日高升的时候，我们告别了，他俩去战斗部队采访。我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吃一堑长一智，实践出真知，今后坚持以少胜多，避开炮火伤亡的经验是主要的，这也是我们的主要教训。
七十六团已疲劳到极点，撤回大清河南休整。
在祝捷大会上孙毅司令员讲话，他说：“两面锦旗奖给七十六团一营一连和三连。石家庄的大歼灭战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我给大家说个笑话：牛入三角地带，陷入深渊，拔不出泥腿，谓之——哞也！（指敌军长牟廷芳）”全场大笑，暴风雨般的掌声。至今，还有不少老战士记得很清楚。之所以流传到现在，因为这是一个胜利后的幽默。
坚守七天七夜的胜芳保卫战之后，刘秉彦指挥部队又于1947年12月，在固安县城打了一场七天六夜的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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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转给刘秉彦一封大军区司令聂荣臻打来的电报：“敌人有进攻固安县的企图，你们不要轻易退出大清河北。要像胜芳的防御战那样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坚持七到十天。保卫固安就是保卫冀中根据地，要为保卫冀中粮仓而战，要做持久的打算。”
聂荣臻的电报给刘秉彦带来很大的压力。“为什么不让我们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呢？为什么一定要打防御战！”刘秉彦想到：“此战若胜，天大的错误也是小错，十分区子弟兵将名扬天下。但若失败呢？我将承担严重的责任。”他丝毫不敢懈怠，赶紧骑马巡视固安城防，在城上转了两圈，回去后便聚精会神地运筹起来。
战斗一开始，刘秉彦有意先让十分区所辖地方武装——平南支队和固安县大队，凭借城墙工事守了一整天，12月9日下午才让其主力部队七十五团的一个加强营接替守城任务。当天夜里，孙毅司令员打电话来询问战况，刘秉彦报告说，昨天已伤亡几十人，守城的主力已全部到位，坚守十天没有问题。
孙毅说：“我支持你的部署，就把固安城交给你了。我随时派援军支持你。”刘秉彦知道，“这是孙司令员鼓励我的话，其实不可能有什么援军了。”“命令高于一切，革命军人只要上了战场，个人没有自己的要求，你就只有荣誉感了。“”我确实下了牺牲的决心，不然，军人在战场内外不能判若两人，只能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对于这次战斗的残酷，在刘秉彦的回忆文章里记录了这样的片断：
12月12日上半夜，我第二次视察前线，首先见到了七十五团加强营二营六连连长王泽广、指导员崔克智，在他们陪同下看了靠西门的三排阵地，看到了缺口外纵横的尸体堆了半壕沟。我同一个外号“小黄毛”的战士握了手，“小黄毛”白天向外壕投掷手雷消灭了不少集团冲锋的敌人，我鼓励大家向“小黄毛”学习，要深挖单人掩体，要经得往敌人每分钟倾泻1000发炮弹的考验，要组织好小分队做好反冲锋的准备。
我刚要走向城西北角，那里大约有百余名群众要撤出城外，就听到六连指导员崔克智大声说：“全连同志听我声明，明天可能是最紧张的战斗。如果有的同志愿意同撤退的老乡一块出城，可以报名，我允许你们走。我说话算数，有没有？只限一分钟，快！”
他的连队只有一个人举起手来：“报告指导员，我是陈大有，我撤出去！”在黑暗中我看了陈大有，他说他是固安渠沟镇人，说他老母亲病重，要求回去看一看……还回来。
崔克智同志高声说：“要走，不要提理由，也不要再回来，你不是六连的人了。”接着大声喊：“陈大有从此不是六连的人！我奉刘司令员的命令，允许他对我们的叛逃……”然后又以命令的口气说：“他必须把军装脱下来再走，王排长去，收好他的军装。”王排长跟在陈大有背后，陈大有不见了……“他风风雨雨地干了两年多了，虽然不能继续和我们同生共死，不是一位合格的军人，但我们是可以宽容他的。”而后崔克智同志喊：“对我们的叛变是许可的。”陈大有也许听到了。我鼓励了克智同志：“你做的完全正确。”
“你们明天得到的是胜利。”我对连长和指导员说。
“司令员，你看好吧！”他俩回答。
我后来告诉七十团政治处主任江平同志：“要重用崔克智。特别是紧要关头用崔克智。他昨晚送走陈大有，说明他有政治预见性，反对任何可能动摇的人。”
……
12月15日，刘秉彦率部坚守固安七天六夜，完成了任务，当晚撤出了固安县。
1994年5月，刘秉彦重回47年前和十分区将士浴血守卫过和固安城，但这次旧地重游，却使老人十分伤感。他写道：
我在苏联访问时看到，他们在所有重要战场的遗址，都建有高大的纪念碑和展览室，保留了大部分战争遗迹。但是我们打过七天六夜的地方，人们几乎都忘记了。我们十分区三角地带的战争是最艰苦，最残忍的地方，当人们说说笑笑，步履松快地踏过鲜血浸透的土地时，他们全然不知这块土地的神圣和价值。这能怪谁呢？我自己十分内疚，我带领的人民英雄流尽最后一滴血，乃至他们的遗骨仍埋在地下没有痕迹，三角地带也没有一座像样的抗战烈士凌园。是历史疏远了他们？还是我们自己割断了历史的脉搏！什么时候，才能在三角地带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建成几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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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刘秉彦都是孙胡子部将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星，两个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直到他们晚年，这种情分仍是历久弥坚，愈发醇厚。
刘秉彦生前曾经向河北作家赫民英讲过一个他和孙毅之间的小故事，赫民英先生就此写了一篇《名将竟似田舍翁》的小文章，读来颇为感人，且摘录如下：
我在与河北原省委书记、省长刘秉彦老将军聊天时谈及这个话题，刘老将军说：“孙老是我在抗大学习时的老校长，我对这位师长感情最深……他对我讲了一段前不久发生在他俩之间的故事：
刘秉彦到京公干，顺便拜望了孙老，谈话间他说：“孙老，不少人向您求了字，可我作为您的学生和部下，到现在您的墨宝我一张也没有，得空给我也写一张吧。”孙老点点头问：“写点什么内容呢？”刘老将军稍一思忖：“就写曹操那篇《龟虽寿》吧。”此后刘老将军辞别孙老，回到他在京的家中。第二天大清早，天下着蒙蒙细雨，传达室来电说，有一个老头儿要见刘老将军，刘老派秘书出来接待，一看竟然是孙老，他身边既无轿车也无警卫员，只见他身披湿漉漉塑料布站大门口，刘老将军闻讯，急忙穿着睡袍迎了上去，问孙老是怎么来的，孙老平淡地说：“我是挤公共汽车来的，这样也好锻炼锻炼身体。”刘老将军一听，心疼得不得了。
孙老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交给刘老将军说道：“字，我给你写好了。我估计你近日要离京回河北。所以，一早我就给你送来了。”
讲到此，刘老将军感慨万端，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孙老为人朴实无华，真诚方正，堪称吾辈之表率。当年军委授衔，他第一个提出给他的军衔太高，要求往下降。如今总参配给他两部奔驰轿车，他总是非公事不坐；在孙老将军身上，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井冈山精神和老红军的作风啊！
众所周知的解放战争，从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由弱到强的共产党军队越战越勇，到1949年已是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如卷席，曾经强大的国民党政治集团一败涂地，大陆不保，撤往台湾。中共领导人和其军队数百万将士意气风发，新政府定都北京，一统江山，大局已定。
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由聂荣臻统领的晋察冀野战军，统一整编为解放军华北军区。这年7月，刘秉彦被任命为华北军区直辖的独立第二0五师师长，其部队主要负责卫戍京城，即与各路大军一道浩浩荡荡开进北京。
10月1日这一天，率部守卫京师的刘秉彦与战友们亲历了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狂欢，不由百感交集，浮想连翩，夜不能寐，于是展纸挥笔，赋诗一首：
《七律——开国大典》
地雪天冰去未遥，十年离燕认归巢。
梦中烽火当空照，醒后鼓锣通夜敲。
万里山河飞彩练，千秋日月起新潮。
几番风雨碧霄净，血染心旌诗兴豪！
注释：
▼⑼：见狴犴的文章《听爸爸讲故事——我们的老团长》。
▼⑽：杨朔（1913－1968），原名杨毓晋，山东蓬莱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946年，杨朔以新华社随军记者身份，随晋察冀野战军转战于华北各地，参加清风店、石家庄和平津战役，于戎马倥偬中写下大量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荔枝蜜》、《泰山极顶》、《雷浪花》等散文名篇，曾经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著称于世。
▼⑾：杨沫——《青春之歌》作者，时任冀中十分区《黎明报》和《晋察冀日报》编辑、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