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30日，南京市各家各户的门口，重新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只是旗子上面加了一条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酝酿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汪伪中央政权终于成立了，典礼在汪精卫发表了就职演说后匆匆结束。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祝贺都没有。似乎这个畸形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就暗藏着不祥的征兆。
随着汪精卫伪政权的成立，一些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的国民党人在汪精卫集团的收买、拉拢下，也加入了汪伪政权，汪伪的军队一度达到60多万人。而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发展壮大，也使得刺杀汪精卫越来越难以得手。所以国民党军统另辟蹊径，利用汪伪政权招兵买马之际，派出一批特工假意投靠，渗透进汪伪政府。戴星炳就是其中的一个。
戴星炳，又名戴静园，湖南省湘潭县人，曾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高参。戴星炳过去曾在汪精卫手下工作，所以戴笠在物色刺汪的人选时，首先就挑中了他。
早在1939年，戴星炳就顺利进入了汪伪内部，但他始终没有受到重用，就连接近汪精卫本人的机会都少得可怜。因为不能获得汪精卫的信任，刺杀无从下手。几经思量，戴星炳想出了一个计策。
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广东的一部分地区，但广东其他地方仍是一帮广东军人的天下。戴星炳自告奋勇，向汪精卫表示愿意去说服他们，投诚汪精卫政府。
采访曹振威：汪精卫他离开重庆的时候，原先设想是在第三地区，就是非国民党统治区、非日本占领区成立一个政府，然后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当时广东的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和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同汪精卫的关系都非常密切的，据说曾经表示要支持他的行动。但是汪精卫投敌以后，全国一致反对的声浪，使他们保持沉默，那么这个时候戴星炳说要去做工作，那么汪伪方面当然很高兴。
对于这次的事件，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汪曼云曾回忆道：汪精卫信以为真，就派戴星炳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往第四战区司令部广东韶关。戴星炳到了韶关，立刻密报戴笠，并找张发奎等给汪精卫复信，说会待机行动、投诚汪政府。
汪精卫接到张发奎、李汉魂等人的回信后，大为高兴。他向戴星炳许诺，一旦“还都南京”，将对他委以重任。
然而仅仅一个月之后，汪精卫就收到了特工总部76号的密报：戴星炳是军统派来的奸细，一个准备取他性命的杀手！
（采访）一位名叫魏桂龙的军统特工，曾在2006年撰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文章说，当年他奉命到上海准备参加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可没多久就听到了戴星炳被捕、计划失败的消息。而出卖戴星炳的，正是戴星炳的姘头。
戴星炳取得汪精卫的信任后，军统付给他一大笔酬金，并许诺无论刺杀成功与否，如果戴星炳遇难，军统将付给他的亲属优厚的抚恤金。这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却被戴星炳上海的姘头知道了。因为戴星炳准备将所有的薪酬和死亡的抚恤金全部由老家的妻子儿子领取，只给他的姘头50两黄金，引起了这个女人的不满。于是，她向汪伪告密，得到了500两黄金的赏金。
采访曹振威：我觉得这种说法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比较小，为什么呢，因为戴星炳作为一个特工人员，他赋有特殊的使命，跑到非常危险的地方去活动，他不可能轻易的把这样一些机密的情况告诉自己的姘头。
如果不是被姘头出卖，戴星炳又为何会暴露身份？更多资料显示，戴星炳的被捕，与时任伪上海市市长的傅筱庵有关。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蒋介石三番五次责令戴笠尽快组织行动刺杀汪精卫。在戴星炳成功打入汪伪的同时，戴笠也在汪伪内部，物色能够策反的人选。傅筱庵就是在这时，进入了军统的视线。
傅筱庵，名宗耀，浙江镇海人。傅筱庵做过招商局的总办，大革命前是上海总商会会长。当北伐军抵达上海前，傅筱庵因为支持孙传芳对抗北伐军，后来被蒋介石下令通缉。于是傅筱庵潜逃华北，依附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下。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为了抗日，取消了一批通缉令，傅筱庵得以回到上海。
采访洪小夏：回到上海以后，重振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有前科，属于宿敌，敌人那边的人，所以他只能经商，还是当银行的行长，当一些企业的董事。但是仕途是断了，所以这点他是不太满意的…就投靠日本人，请我当市长，不是挺好吗？上海市伪政权是第一把手了，一拍即合。所以上海沦陷以后，他没走。
1938年10月，傅筱庵披挂上阵，当上了第二任 “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傀儡首领。但是傅筱庵很快发现自己做了亏本生意。不但财政上入不敷出，需要他自掏腰包维持局面；还得日夜担惊受怕，提防爱国志士对他的刺杀。私下里，傅筱庵经常在朋友面前唉声叹气、大发牢骚，说自己悔不该投靠了日本人，如今骑虎难下。
（采访）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傅筱庵的牢骚话被一个经常出入他家的商人许天民听到了。这个许天民，他的公开身份是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办事处的经理，但是私下里，他却经常为军统在上海的活动提供掩护和协助。有一天，许天民在与傅筱庵的会面中，就试探地向他提出：既然你对投靠日伪心生悔恨，那又为什么不尽早弃暗投明呢？
军统的计划是，希望傅筱庵利用伪市长的身份，在汪精卫来沪时设宴款待，并在宴席中由军统特工伺机对汪精卫下手。
采访张云：在军统看来，如果能够策反汪伪政府内部的高层人物，刺杀汪精卫就有更大的把握。傅筱庵这个人唯利是图，又满腹怨言，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傅筱庵满口答应，并发出豪言壮语，誓帮军统顺利完成刺杀计划。背地里，他却将刺汪计划向76号特工总部全盘托出。
采访张云：傅筱庵权衡再三，他认为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势不可挡，所以还是把宝押在了汪精卫的身上。
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接到傅筱庵发来的密报，立即驱车亲自到傅公馆与傅筱庵见面。他叮嘱傅筱庵切不可打草惊蛇，而是继续与军统接触，以掌握具体的刺杀计划和所有参与行动的军统人员名单。不久，76号向汪精卫发去密电：军统策划在上海的招待宴会上刺杀汪精卫，杀手就是潜伏在他身边的戴星炳！
军统方面听了傅筱庵信誓旦旦的表态，就只管坐等行动时机的到来。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汪精卫取消了上海行程的消息。更坏的消息接踵而来，戴星炳被捕、奉命策反傅筱庵的许天民被捕，参与这次暗杀行动的军统特工几乎全军覆没。
汪精卫取消上海行程、戴星炳被捕，军统再一次错失了刺杀汪精卫的机会。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很快查明，泄漏计划的，正是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于是下令，立刻除掉这个两面三刀的汉奸！
这一次跟军统结下了梁子，傅筱庵也时时感到了性命难保的恐惧。他搬到距离日本海军陆战队极近的虹口祥德路，还雇了12名白俄保镖贴身保护。
采访洪小夏：出门一定有两到三个保镖，在他的防弹汽车里面，回家保镖就在他家里，他的房子旁边的一个房间里住着。然后门岗，一层一层的，都是日夜值班的。所以这样，军统想杀他，杀了几次杀不成，越杀越杀不成，因为他的防卫太严了。
于是陈恭澍派了一个姓杜的特务，在傅筱庵家附近开设了一家小酒馆，伺机勾引傅家的人作内应。一个叫朱升的傅家仆人常来喝酒，朱升有好几次酒后失言，流露出对主人当汉奸不满的情绪，这引起了军统的注意。
朱升是傅筱庵被国民党通缉逃亡时收留的一个流浪汉，有人说他是山东人，也有人说他是傅筱庵的浙江同乡、还烧得一手好菜。无论如何，朱升因为忠厚老实，而深得傅筱庵的信任。朱升在傅筱庵身边服侍了十几年，他在傅家既管帐负责采买，又是傅筱庵的贴身内侍，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采访洪小夏：朱升也40多岁了，还没成家，（杜老板）他就说给他介绍个女的，跟他结婚，后来真的结了婚，还帮他租了个房子，给他安排生活，朱升就特高兴，管杜老板叫杜大哥，比他小，当他好朋友。当他再喝醉酒发牢骚埋怨傅筱庵是汉奸的时候，杜老板就说你不如干脆把他杀了，你也青史留名。
1940年10月10日晚上，傅筱庵从外面应酬归来，满身酒气，酩酊大醉。傅筱庵被朱升扶入屋内，他倒头便睡，鼾声大作。
采访洪小夏：傅筱庵的伪政府还是冒充自己是正统，所以他10月10日也作为国庆节庆祝。这天上午，就在市政府大楼里，开了庆祝会，下午又在广场上开了联欢会性质的庆祝会，晚上他又赴了一个朋友的婚宴，去喝酒，然后又去了76号，和李士群、黄敬斋在那里又喝酒。他这一天，从早到晚蛮辛苦的。
11日凌晨，傅公馆内一片寂静。傅筱庵仍沉浸在熟睡之中，突然，一把锋利的菜刀落了下来，傅筱庵还没来得及哼一声，便一命呜呼。而将他送上黄泉路的，正是他最信任的仆人——朱升。
采访曹振威：朱升对傅筱庵的活动了如指掌，知道他是喜欢一个人睡觉的，所以那天活动的时候，他就拿了一把菜刀，一个人就把他杀死了。
采访洪小夏：他进去，不声不响的，因为很熟悉，轻轻地摸进去，拿出他早就磨好的菜刀，连砍三刀。傅筱庵第一刀就砍得，他是摸着他的脖子砍的，所以第一刀砍得很准，基本上脖子快砍断了，最后脖子是用线缝的，才能放进棺材里。
等到天色微亮，朱升若无其事地走下楼梯，离开了傅公馆。随后军统人员将他转移到了重庆，并按照事先的约定，付给5万元奖金。刺杀行动仅仅几个小时之后，陈恭澍就收到了书面报告。
陈恭澍（军统上海区区长）《上海抗日敌后行动》：报告是用明文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不用密码，也没有暗语，而且连封套都不加。大约三四分宽、七八寸长，再把它编成三个连在一起的方块，这表示是“最速件”。报告的内容很简单：朱升已经完成使命，安全脱险。
戴星炳被抓进76号后，关在高洋房三楼的优待室里。这也是优待室第一次接纳“贵宾”。房间既称作优待室，招待当然与一般关押在看守所里的人不同，每日供应大鱼大肉，甚至还有水果、点心。
采访张云：李士群和丁默邨对戴星炳还抱有一线希望。他们想通过戴星炳的关系与军统最高层拉上关系，谋求合作，好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按照丁默邨、李士群的要求，戴星炳写信给重庆军统的最高机构，说：76号希望跟军统化干戈为玉帛，以后彼此留个情面，尤其请军统再不要处心积虑谋刺汪精卫。李士群许诺，如果戴笠答应讲和，那么，他这一边可以给戴星炳一个次长级的官。
戴星炳的信寄出一个星期后，重庆军统最高层的回信到了。几天后，戴星炳，这个在76号优待室内，一直被敬若上宾的军统特工，被绑到了麦根路中山北路的小丛林里，一枪结束了性命。
在《军统四凶：特工王戴笠的四大杀手》这本书中说，这封回信是这样写的：“电悉。请示校长同意后，同意所请，渝沪可互相谅解。目前时局更加艰难，战事日益紧张。敌我双方，互有消长。唯日人灭我之心不死，后患无穷，望好自为之，与汪共处。前所计划之事，一切作罢。以后可保持电讯联系……”看起来，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同意与76号讲和，并告诉戴星炳放弃刺汪计划，与汪好好“共处”。可是，李士群却从信中看出了别的意思。
戴笠的回信一到，丁默邨、李士群颇有些喜出望外，丁默邨甚至迫不及待地要去汪精卫面前邀功。李士群把这封信给戴星炳看过后，当场又把信收了回去。因为他发觉信里有几个字的笔迹，写得似乎与其他的不同，因此起了疑窦，觉得有细加研究的必要。
李士群经过反复研究，发现这封信内隐藏的内容，竟是指示戴星炳伪装合作、伺机暗杀！将信中所有粗笔迹的字连贯起来，就是一个命令：加紧消灭汪。
就这样，戴星炳被丁默邨、李士群下令，就地枪决。
1940年10月27日，日伪当局为傅筱庵举行了风光大葬。前来吊唁的人中，有最后和他一起喝酒的李士群。面对这位几乎身首异处的市长，李士群不能不回想起傅筱庵最后跟他说的话。
采访洪小夏：酒后吐真言，他（傅筱庵）也觉得给日本人干没有什么好下场，日本人是利用他，并不真正地信任他。所以他和李士群、黄敬斋说，你们还年轻，我这么大年纪，60多岁了，你们还年轻，30多岁，你们还要另找出路，不要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干。
傅筱庵之死让上海，乃至整个沦陷区的附逆汉奸人人自危，只是不知这桩血案和傅筱庵临死前的那番话，能否警醒76号的丁默邨和李士群。
（采访）76号成立时，就是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可是很快李士群就对这样的状况不满了，他认为是他给七十六号打出了威风，七十六号的老大却不是他。于是，李士群的心态越来越不平衡，他要把丁默邨挤掉。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郑苹如的家在法租界吕班路万宜坊88号，当年，这里是上海的高级住宅小区，政府高官和社会名流多住于此。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这个职位上的郑钺不断受到利诱与威胁。她的妻子郑华君原名木村花子，虽说是日本女子，却也是大家闺秀，系出名门。身为中日混血的郑苹如张扬、独立，有着高贵的气质和惊人的美丽。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作者金雄白在书中对郑苹如有着这样的回忆。万宜坊中有着上百家人家，我也有一段时期住过那里，每天傍晚，郑苹如常常骑了一辆脚踏车由学校返家，必然经过我的门口，一个鹅蛋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确有动人丰韵。
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又跟着母亲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在当时很是引人注目。1934年11月17日《北洋画报》上，刊登了一帧她的时装照，1937年7月出版的第130期《良友》画报更是让她做了封面女郎。
能结交这样出色的女子，丁默邨非常得意。日后，还私下与人说起郑苹如曾在民光中学读书，自己也正巧做过这个中学的校董，而现在，丁默邨已经坐上76号特工总部的头把交椅。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有着高贵气质的女孩，偏偏要和一个臭名昭著，让沪上百姓谈之色变的魔窟头子走到一起呢？
丁默邨，身高五尺，其貌不扬，人称“丁小鬼”。在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中这样说到丁默邨，说他“是一个色中饿鬼，他虽然支离病骨，弱不禁风，肺病早已到了第三期，但壮阳药仍然是他纵欲而不离身的法宝。”
对于两人谜一般的交往初衷，人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揣测，但不管怎样，郑苹如确实走近了丁默邨，并且，一个大胆的计划就此实施了。
丁默邨以为，他跟郑苹如的交往是极其隐秘的，然而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到，有一双眼睛暗中注视着他和郑苹如。这个始终在暗处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在76号魔窟的副手——李士群。
在76号特工总部，李士群和丁默邨的关系极其微妙。为了确保自己在76号中的地位，李士群一直在部署一场直接针对丁默邨秘密行动。李士群之所以对丁默邨、郑苹如暧昧的关系了如指掌，是因为他掌握一份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又是因为李士群早于丁默邨一步捉到一个神秘中统特工。
76号特工总部最初是由李士群筹划创建。李士群曾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的特工，又在1938年夏开始为日本人搜集情报。但仅仅由一个有着丰富谍报经验的双料间谍来撑起一个伪政府的特工组织，显然级别太低。于是李士群特意拜会了丁默邨，由他出面做76号的前台老板。
（采访）丁默邨早年与戴笠级别相同，当过军统三处处长。抗战爆发后，他觉得自己在军统内受到排挤，不受重用。所以在李士群的策反下，就转投到了汪伪政权，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为了汪伪的特工总部——76号魔窟的主人。本来李士群的意思是我请你丁默邨来，你就做做样子，没想到丁默邨还真的就做起了老大。所以很快，李士群就起了要把丁默邨赶走的心。
1939年年底，国际都市上海异常歌舞升平。虽然战事胶着，但圣诞还是十分热闹。冬日的寒冷没有趋散市民喜庆的气氛，南京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等公共租界最繁华的地方在傍晚依然是人山人海。12月初，在广东路旁一条僻静的小巷里，伏击已久的76号暴徒突然向一名过路男子发动袭击，还来不及采取反击，这名男子已经被蒙住了颜面，塞入汽车。被绑回76号特工总部的人名叫张瑞京，当时的秘密身份是中统上海区副区长。张瑞京被捕后，和盘托出了所知机密，向李士群招出中统情报人员的上下线，这其中就有郑苹如。
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时，郑苹如就和姐姐、弟弟一起，用自己的零花钱购纸印刷宣传品，还去浦东市镇宣传抗日。1937年夏，“八一三”抗战爆发，一心“更好抗日、更好报效国家”的郑苹如便就正式加入谍报机关，奉命打入日伪高层社交圈，设法收集情报。
郑苹如接到的任务就是接近丁默邨，获取情报。丁默邨生性多疑，活得如同惊弓之鸟，他和李士群的卧室兼办公室都在76号东楼的二楼，虽然住房中安有床铺，但丁默邨却在浴室里过夜。他不仅临睡之前才将棕棚放在浴缸上，第二天起身即恢复原样，并且还在浴室四周装有防弹钢板。但如此警惕的人却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好色。
对于丁默邨的好色，李士群了如指掌。他深信就在此刻，丁默邨肯定和郑苹如在舞场里跳着狐步，而审讯室里的中统上海区副区长张瑞京则滔滔不绝地把全盘计划都向李士群供了出来。
一方面，毫不知情的中统特工嵇希宗则和郑苹如一起继续谋划着刺杀丁默邨的行动。另一方面，李士群则一直看着丁默邨的一举一动，直到1939年的圣诞前夕，郑苹如行动了。1939年12月21日，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的机关长影佐祯昭，在虹口月乃家料理馆宴请汪伪76号的高级特务，在即将出发的时候，丁默邨接到了一通来自郑苹如的电话，电话里，郑苹如提出，要丁默邨送她新年礼物。丁默邨随即答应，他用最快的速度盘算了一下，排除了一切可能设计的暗算环节，最后用车带上郑苹如一起去了静安寺路上的西比利亚皮草行。
西比利亚皮草行的总店，坐落在静安寺路1172—1174号。街对面的1151号则是它的分店。西比利亚皮草行是上海最大的外侨商号之一，它的原料都是直接从西伯利亚采办，运回来后还在专门的冷气间里予以保存。所以，它所经营的高档皮草是很受当时的时尚女士们所青睐。所以郑苹如提出要一件时髦的皮草大衣作新年礼物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更重要的是，西比利亚皮草行所处的静安寺路是闹市，闹市人多，人多的地方又恰恰是最安全的地方，干特务的丁默邨很清楚这一点。
12月21日晚6时许，一辆行驶在极司非而路上的黑牌轿车就是先向南，再向东，沿着静安寺路，途径赫德路和小沙渡路，一直驶近西摩路。这后面发生的一切紧张而又凌乱。如果我们采信当时报上的说法，那就是丁默邨、郑苹如下车后，两人款款步入了西比利亚皮草行，而就在此刻，老谋深算的丁默邨突然转身脱逃，几乎在他夺门出的同时，一排尖利的枪声响起。
几天之后的《申报》等沪上报纸都刊发了这个不明真相的枪击汽车事件。而当时，那个偕同女友的魔窟头子丁默邨则侥幸脱逃。冲出西比利亚皮草行的他一跃而入，钻进了扬长而去的黑色防弹车。丁默邨逃出皮草行后，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郑苹如，他马上命令他的部下在全市追捕郑苹如。但出乎丁默邨意料的是，这时郑苹如却主动打来了电话，对自己和他遭到枪击事件表示意外和抱歉，希望能再次见到他。女人的撒娇让丁默邨有些迷惑，他猜不透郑苹如的心思，但也设了防。后来，丁默邨跟郑苹如又开始了约会。他想当面听听郑苹如的解释。
郑苹如比她跟丁默邨所约定的时间更早到达指定地点，她想以她的早到取悦丁默邨。她相信女人的早到可以让男人更有优越感。她没想到男人还是比女人到得更早。只是更早到了的男人并非是丁默邨。比丁默邨到得更早的男人用冰冷的手枪而不是芬芳的鲜花迎接了她。
他们听命于李士群的指使。他们把郑苹如直接送进了一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地方。原来，西比利亚皮草行的枪击现场就有李士群的手下。他们甚至比杀手到得更早。他们之所以坐山观虎斗，那是因为李士群更乐意看到丁默邨被打得浑身冒血，一命呜呼。
虽然丁默邨很幸运，他逃脱了狙击。但是李士群早就备有一招，他窃听过丁默邨的电话。也正因此，李士群的人就能够抢在丁默邨之前，把郑苹如抓到自己的手中。而此刻，丁默邨再也无法掩盖他与郑苹如的来往。面对李士群的煽风点火，丁默邨招架不住。他的缄默使郑苹如彻底失去了最后的庇护。但她始终没有说出李士群所要的东西。她坚持说丁默邨始乱终弃，她为自己复仇。
1940年2月，上海的街头还没有一丝春意，丝丝寒冷让整个城市充满了一种肃杀的气氛。春节前的一天，特务们特意告诉郑苹如，让她打扮得漂亮些，要带她出去走走。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郑苹如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越开越荒僻。坐在车里的郑苹如心里渐渐明白，她此行的终点。
行刑前，刽子手问郑苹如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郑苹如抬头望望天空，有几朵悠闲的微云，她忽然有些心动，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句话：“请不要打我的脸，让我死得好看些。”
1940年，郑苹如年仅26岁。
——据央视《探索发现》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