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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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我第二野战军军大三分校进驻重庆南郊小温泉。为培养地方干部,招收当地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正在培训。
我是校部的工作人员,并负责一个区队的管理。在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忽然接到校部通知,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主持人是总队长左奎元同志。
左总队长是师级干部,山西人,生得粗眉大眼,虎背熊腰,像个工农分子,其实他文化也很高,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楚,从来不用讲稿。他说:“大西南解放后,有起义部队数十万人,急待派员接收并加以改造。如时间拖长了,是个不稳定因素,现已有重新哗变的实例”。他接到兵团首长陈锡联、谢富治的命令,负责一个师的改造,从部队抽调少量团营连级干部,对等进驻,他担任师军事代表。
至于我们军政大学抽调的工作人员,主要担任文化干事,每营配备一个,协助营代表的工作。会议的第二天。即向起义部队二三五师的驻地四川邻水县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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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军二三五师,是川军刘文辉下属的一个师,是支道地的杂牌部队,武器装备一般,成员非常复杂。其中有30%是老兵油子,以当兵吃粮为主。有60%是抽壮丁或拉夫而来的,还有10%是东北战伤战败后逃回来或被我军遣散回来又参军的。
到邻水县城,开了个简短的会议,与当地政府领导接上关系。团代表康先海文化不高但资格很老,他把我分配到七0三团二营,协助营代表赵舜夫工作。次日我俩加三个连代表一行五人到达驻地,那是距县城约五公里的一个山峦中,有座大院子,住着营部及一个连,另外二个连住在附近的村落里。赵代表召集营连排干部开了个见面会,就算正式到任。
赵代表原在部队担任宣传股长,上起课来很来事的,思路也敏捷。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除和原营长交换意见外,便和我分别到连队了解基本情况和诉求,以给养问题居多。有的问题,赵代表当场给予答复,如有的连队士兵开小差后又回来,问应如何处理,赵代表答复,只要没有上山当土匪、没有为非作歹,可以不予追究。
还有一件事,这个部队在起义前夕,也曾经“吃大户”,向地主豪绅家无偿征收了一批四川腊肉。起义后,部队食堂不敢动用,请示如何处理。赵代表请示了上级,上级答复:这是起义前的事情,可以不究,腊肉可以吃,充抵菜金。因此,我们隔三差五地可以享用一次美味,打了“牙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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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根据上级部署,召开全营动员大会,开展民主运动。在政治民主方面,要求长官爱护士兵、废除体罚,允许士兵提意见。切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当地乡村政府和村民搞好关系。在经济民主方面,由各排派人参加连队食堂管理,所有供给如粮、油、菜金等均和解放军连队大灶标准相同,川东军区后勤部负责供应,伙食结余(俗称伙食尾子)允许平均分配到个人,严禁长官吃空饷。
赵代表每隔数天集中全营官兵上一次大课,内容大致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为什么要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新旧社会对比、两种军队的不同本质、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等等,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讲解,士兵们听得连连点头。每次上课前,由我指挥教唱革命歌曲,歌名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是一个兵》、《我为谁扛起枪》、《团结就是力量》等等。唱熟练后,各连间还互相拉歌比赛,活跃了部队的情绪。
在此期间,进行了解放军内务条令和制式教育,恢复了早点名晚查岗制度,部队逐步走上正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都有改善。
二月中旬,接到上级通知,所有起义部队的军官,除每连留一个副连长外,全部集中到川东军区进行培训。至此,部队领导权已明确转入军代表手中。
三月中旬,川东军政大学文工队专程来起义部队慰问演出,演出剧目有大型川语话剧《拉壮丁》、小型歌剧《兄妹开荒》、《军民鱼水情》等。士兵们看得非常兴奋,特别是看了《拉壮丁》后,那些被拉夫拉壮丁而来的士兵热泪盈眶,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觉悟。
三月下旬,团部派我到川东军区后勤部领取夏季服装,后勤部地址在重庆南岸海棠溪,经过接洽,军需处给我派了三辆大道奇载运服装回邻水。大道奇车是烧木炭的,行走起来速度甚慢,有时还抛锚,这段路走了一天一夜。当时治安问题还很严重,我在车上不敢合眼。第二天回到驻地时,早盼换装的士兵无不欢呼雀跃,前来接应卸货。每人两套单军装,两件白衬衣,还有军帽、水壶等。当他们戴上金光闪闪的八一军徽时,都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从四月下旬起直到五月底,部队开展了诉苦运动,诉旧社会的苦,诉旧军队的苦。我们深入群众,培养了一些典型。由班到排,由排到连,人人争取发言,尽情倾诉,谈到被压迫剥削的伤心事,不免痛哭流涕。并且几次召开了全营大会,让一些典型的人和事,尽情倾诉。
使我记忆犹新的一个例子:有一位农妇,养了三个儿子,二个被抽壮丁,一个被拉夫,最后她生活无着,无依无靠,愤而悬梁自尽。这都是四川军阀的罪恶,他们“有枪就是草头王”,从不管人民的死活。在诉苦大会过程中,我们还请在重庆学习的一部分团级营级军官,听取士兵意见,他们都面带羞色,有的作了检讨发言,表示要改恶从善。
经过诉苦运动后,全营士兵觉悟大有提高,我们从中发现一些积极分子,组成连队的士兵委员会,为下一步的组织安置工作打下基础。
六月份开始,进入组织安置阶段。根据本人自愿选择、士兵委员会审查并提供去向意见、组织核定的原则,对每个人的去向作出安排。大致情况是:约有40%的士兵自愿回乡从事农业生产,约有20%的城镇兵回原籍由当地政府安排适当工作,还有40%作为补充兵员,直接输送到我部队中去,成为解放军的一员。
凡是回乡回原籍地,一律发给光荣起义证明书、路费、生活补助费,让其满意而归。至于在重庆学习的军官,则由上级安排,不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由于各地情况的差异,改造起义部队结束的时间各有先后,但最迟在十月份之前都已告一段落。我于七月份回川东军区报到,并分配到直属政治处工作。十一月份收到慰问信,每人奖励慰问金人民币贰万元(旧币),以示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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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营的一位连级军代表,竟然接受了起义部队一位副连长送给的一块东洋手表,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是违犯纪律的。被揭发后,立即退回原部队处理。结果被开除军籍、复员回乡。为了区区一块廉价的手表,丢失了前途,我们这些战友们为他深感痛惜。
一九五二年我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被分配在新组建的十一军军部机关。有一次我下基层连队了解情况,突然有数人叫我“王干事”,询问之后,原来是二三五师的起义兵,感到非常亲切。据他们说,那批留用的战士都被分配到我三十二师、三十三师,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此是后话。
若干年后,我与部队老战友通信联系时,得悉这批战士在朝鲜战场表现很好,有不少同志立了战功,也有的光荣牺牲了。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此史料为庆贺国庆65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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