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郝莹 张奕丹 江西吉安报道
2021年9月26日，汪康夫收到小女儿汪珍珍转发的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收到他的材料，已经依法受理案件。1966年被逮捕后，汪康夫在二审判决的《委托宣判笔录》上签字“我没有强奸女同学”，1978年出狱后，他开始为自己申诉，至今已43年。多年来汪康夫的申诉均被地方检察院驳回，这次收到最高检的回复，他对此抱有极大的期待。
汪康夫
出狱后，背负罪名的汪康夫只能当一个月30元工资的临时工教师，经济拮据也没有放弃申诉。妻子周三英一手操持家里的大小事，坚定的支持他申诉。两人从不主动提起申诉的艰难，汪珍珍一度不理解父亲的执着，即使相信父亲清白，也因为父亲被指控为“强奸犯”感到无力反击。
55年后，一家人仍然相信，只有法律才能证明汪康夫的清白。
受害人不知情的强奸案
79岁的汪康夫仍能脱口而出被逮捕那天的情况，1966年5月16日晚，社教工作组的曾福周到家里来抓我，带着警察。说我借职务之便找女学生谈话，教游泳，强奸少女学生两名，猥亵10名，共有12个受害人。当时我在莲花县琴水小学当语文老师，我们班上的女同学一共才16个，他们说我强奸猥亵12人。
判决书中写道，汪康夫所犯强奸少女罪，事实属实，证据确凿。犯罪情节严重手段恶劣，因被告认罪伏法的态度表现极不老实，在事实面前顽固抗拒交代强奸的事实，企图推卸罪责，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1978年出狱后，汪康夫辗转联系到当初数名涉事女学生询问原因，涉事女生称年幼时在另两名教师引导下写了检举材料，得知汪康夫因此入狱后，表示愿为其申诉作证。汪康夫说，“我哪怕有一点和女学生拉扯或者不正经，我也认了，但是没有，我和学生的关系很好，当时是年级里的示范班，他们都很敬爱我的，我无愧于我的学生。”
当年被指为强奸受害人的学生给他的回信中写到，“接到您的来信，看过以后感到非常奇怪。真是祸从天上来，不知是谁在埋怨和害我......请您今后一定要把这事搞清楚，不要把我的名誉损害。”汪康夫觉得十分荒谬，连受害人都不知自己是受害人，他却一辈子背着强奸犯的罪名。
汪康夫拿出两本封皮已经褪色的书，分别是《怎样写诉状》和《中国公民法律咨询全书》，书桌上关于案情的书面材料撑满了一个塑料袋和一个蓝色文件夹。申诉多年，他对纠正案件的法律流程了如指掌。“现在还不能说成功，检察院他们受理之后要审核材料，如果觉得是冤案，就要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重审了这个案子，能宣判我无罪，才算是纠正了。”
汪康夫和周三英在菜园里
反击是无力的
小女儿汪珍珍告诉记者，爸妈从未主动在孩子们面前提起申诉的困难，“他们很早以前就一起请过律师，这件事我都是去年才知道的。”在媒体详细报道前，汪珍珍也不理解父亲对申诉的执着，之前就觉得他是不是有问题（生病）。直到父亲年事渐高，不能再每周走5里路去寄一封申诉信，也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处理申诉需要的信息，汪珍珍才在帮助父亲整理材料的过程中了解他的经历。“看到资料越多的时候，心里越忿忿不平，觉得他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爸爸认为对就是对，没有就是没有，他是在为一种信念努力，因为他相信法律，也觉得只有法律能证明他清白。”
出狱后的汪康夫在村里的小学继续做教师，他很会教书，学生都听话，也喜欢他。他参加“最佳一堂课”的教学比赛得了一等奖，但还是只能做个临时工。“没有资格转正，一个强奸犯怎么申请转正？根本就不会考虑。”他教了一辈子书教到70岁，退休时还是学校的临时工，1978年到2013年，他的工资都是一个月30元。“本来拿了奖人家推荐我去县里教书，一个月能多一两块，还给补贴路费，但是我想着，做得太普通对不起推荐我的人，做出成绩了招人嫉妒，人家还是会说他是个强奸犯，就算了，最后也没有去。”
汪珍珍说，村里长辈吵架争执的时候会说父亲是强奸犯，有非常难听的话，但我们反击也是无力的，家里（经济）实力也不行，没什么好反击的。教书本来就工资少，父亲是临时工就更少，干农活卖菜也赚不了多少钱，家里经济一直很困难。汪康夫教书之余也帮妻子种地，养些鸡鸭，实在没钱了，周三英便出去借钱，四个孩子也都读了书。“我不会借钱，不会说，都是她出去借。”
周三英
周三英拍拍自己胸口，“老头子一辈子辛苦搞申诉，我一辈子辛苦搞劳动搞家务，不要他干家务，我来做，他就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周三英说起丈夫就委屈心疼，反复说老头子是可怜人受了很多苦，她对申诉的态度似比汪康夫更坚决，“我这一辈子搞不清就让子女搞，子女搞不清就让孙子搞，我支持他，一定要搞清！”
1966年事发至今，汪康夫已经为自己喊冤55年，十年劳改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为什么还执着于一个“纠正”？汪康夫说，“我好好一个人当了这么多年强奸犯，这个罪名是最丑的，我要清白。”周三英坚定地重复道，名誉值千金！
唯一的“战友”
周三英还记得和丈夫初次见面，彼时汪康夫出狱不久，父亲病逝，家中一贫如洗，在狱中近十年，健康也消磨的所剩无几。“他面黄肌瘦，家里连副碗筷都没有，我家里人个个都不同意。但是我觉得他老实，是个很有修养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很帅的。”周三英用方言讲着，汪康夫用普通话一句句翻译，讲到这里两人相视笑了。
两人1976年经人介绍认识后结了婚，周三英“审”过丈夫一次，让他说实话到底有没有做？汪康夫说但凡有一点不清白也不会这么执着于申诉，周三英从此没有再怀疑过他。
对汪康夫，周三英总是有许多心疼怜爱，“我和老头子结婚时，他爸爸生病走了，他一个人没有兄弟没有姐妹，受了太多苦。我和他结婚40多年，他爱护我，我说怎么做就怎么做，从不反对，我不相信他会强奸学生。”
汪康夫说妻子时也是又敬又爱，“她比我能干，勤快，种地我是不如她。秋收的时候，我搂一把，她可以搂两把，一个人能收一片地。以前劳动计分，男劳动力计10分，妇女劳动力是7分，但是三英工分和年轻男人一样多。干活太多了，身体也落下病，她腰也痛，腿也不好，现在耳背的厉害。”汪康夫看着走在前面的妻子说，两人下午总会一起去菜园子里打理一下，汪康夫给妻子打下手。虽然不卖菜了，妻子闲不下来还是会种点自己家吃的。
在汪珍珍记忆里，父亲一有时间就在想他的起诉书要怎么写，母亲白天一整天都在干活，两人都很忙。申诉、冤屈造成的氛围始终笼罩着这个家，所以四个子女年纪尚小时，都不能理解父亲，也不知道他的委屈。“可以说只有我妈妈是和他站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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