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了“乡土味”或许是目前为止剧版《红高粱》给观众留下的最大争议。电影版《红高粱》场景大多荒凉;而电视剧里，高密县给人以高门大院的热闹感，从而更体现出九儿身上的民间感。虽然无论是原著小说还是影版《红高粱》，都以原始质朴的“乡土味”渲染刺激着读者与观众的感官。但不得不提的事实是，影版《红高粱》出品方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张艺谋、摄影顾长卫、作曲赵季平都是清一色的陕西人，其中亦散发着浓郁的陕西风味，以至于在陕西当地媒体开展的“评选陕西文化符号”活动，影版《红高粱》都赫然在列。而《红高粱》真正的故乡山东高密，即使在当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农耕社会，这种区别也意味着剧版《红高粱》的野性被无形弱化，“乡土味”被增大。
导演郑晓龙担心观众能否接受乡土味比较浓的影视作品不无道理，当年三小时的《白鹿原》引发口碑两极化的场景历历在目，更何况六十集的电视剧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要知道剧版《红高粱》投资可是高达1.5个亿，导演淡化“乡土味”也就在情理之中。纵然有千般不舍，但如若没有这番壮士断腕般的勇气，或许在首轮上星卫视中，恐怕就不会看到四家卫视齐播。
毋庸置疑电影版《红高粱》的深入人心，珠玉在前的姜文和巩俐总会让观众不自觉的拿剧版《红高粱》与之相比，而后不胜唏嘘。但客观的说，六十集的电视剧相较于九十分钟的电影而言，赋予编剧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进行创作，也更需要以更加丰富的人物故事和剧情发展来构筑清晰时间轴线。因此相较粗线条的电影版，剧版《红高粱》总共出现有名有姓人物多达89个，其中新增了几个戏份较重的关键角色如个性另类的县长朱豪三、九儿初恋情人张俊杰、守节的单家大嫂淑贤，无一不是围绕着九儿所展开。
这些新增的人物除了在扩充剧情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朱豪三在高密城一边剿匪、戒毒，一边断案用鞋底子惩戒罪犯的桥段极富传奇色彩，丰富了剧版的内容架构(但客观来说朱豪三的存在过于抢镜);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九儿的社会关联，从多角度勾勒出九儿敢爱敢恨的人物性格，譬如单家守寡大嫂淑贤因家产利益对自己态度从最初的处处维护到多次陷害，早已告别了单纯的九儿也是毫不手软的设计报复，恰恰印证了她的那句自我评价的台词——“这世道比妇人心更毒，我戴九莲碰上好人比好人更好，碰上坏人那可比坏人更坏”——周迅把自己身上那股敢爱敢恨的率性，和九儿的倔强泼辣，融合得浑然一体。这样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也是电影版中不曾表现出来的。
虽然抗战戏份在剧版《红高粱》中占的比重并不算高，但其重要意义却是不言而明——九儿最后用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方式，升华了自己用生命谱写的传奇故事。在原著小说中，主线正是土匪头子“我爷爷”余占鳌率领的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剧版《红高粱》则摈弃了抗日剧主角总会机缘巧合的经受革命思想洗礼的固有模式，而是由一群缺乏严密的组织，缺乏一致的思想，甚至缺乏明确革命目标的队伍联合土匪花脖子、铁板会这些野路子承担起了抗击侵略者的主要任务。他们有的只是最朴实的乡土之情和最粗糙的民族意识，但在面临国难当头家破人亡的境地时，迸发出令人生畏的勇气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这种对于抗日战争中人物形象刻画的模式，在当下的抗日剧中并不多见。
只是略微可惜，编剧在勾勒日本侵略者形象时，不自觉的犯了矮化敌人的毛病，大有将其塑造成“猪一样对手”的趋势，让人深感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