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三个原住民部族8月10日宣布，将对位于北温哥华的“圣保罗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展开调查。图为当日，人们在加拿大北温哥华“圣保罗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发
图为8月10日拍摄的“圣保罗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内刻有失踪原住民儿童名字的纪念碑。新华社发
在上月闭幕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美国政府力图打出“人权”牌重振同盟体系，加拿大也充当“急先锋”角色，卖力地指责起他国人权状况。然而与此同时，加拿大自身深陷“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被曝光的风波中，千余座无标记坟墓控诉着加政府种族灭绝的罪行，是无法清洗的污点劣迹。
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是一项强制性寄宿制度，由加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基督教教会参与管理。加拿大联邦政府于1884年修订《印第安人法》，规定原住民儿童必须就读于日间学校、职业学校或寄宿学校，正式赋予该制度法律效力。据不完全统计，加拿大自1876年建国至1996年，共开办了139所寄宿学校，约15万名原住民儿童曾被“安置”于寄宿学校。
这一制度表面上是帮助原住民儿童融入加拿大社会，实际目的却是消除原住民文化对儿童的影响，迫使儿童与父母分离，融入主流文化。“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对原住民基本人权及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侵害。
文化灭绝
“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强调沉浸式文化学习，学校设法限制原住民儿童与原生家庭接触。多数学校要求儿童只能使用被强加的英、法语名字或编号，禁止或严惩儿童讲母语或有任何原住民信仰崇拜，以达成“教化”的目的。从寄宿学校毕业的原住民学生往往既无法融入加拿大社会，也无法回归部落文化。该制度对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和精神遗产传承造成了毁灭性、持久性的负面影响。据加拿大统计局2016年报告显示，在加拿大约有40种原住民语言的使用者不足500人，原住民语言已然进入“文化灭绝”末期。
种族歧视
加拿大政府长期在司法层面对原住民进行系统性种族歧视。2019年6月3日，长达1200多页的《加拿大失踪和被谋杀原住民女性全国调查报告》称，1980年至2015年有数千名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失踪或被谋杀。自今年5月以来，加拿大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发现的无名坟墓总数超过1000座，死者中年龄最小的仅3岁。
2019年，加拿大广播公司旗下英文节目“第五区”拍摄《圣安妮的真相》节目，节目中多名亲历者讲述了加拿大“圣安妮”寄宿学校管理者对原住民儿童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曾向加拿大政府反映自己在寄宿学校所遭受的不公，却被政府无视。在另一部名为《坎卢普斯寄宿学校的孩子们是怎么死的》的影片中，幸存者们讲述了从坎卢普斯印第安寄宿学校逃脱的经历，证明该校存在迫害苏斯瓦族儿童的情况，并证明当时有许多儿童为逃离学校溺亡在附近河道里。加政府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一直消极怠慢，丝毫不审视背后存在的严重种族歧视问题。
虐待妇女儿童
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儿童采取了诸多粗暴手段，敢于抵制其文化洗脑的儿童会遭到各种体罚和性虐待，例如原住民儿童使用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就会受到鞭打或用肥皂洗舌头等体罚。此外，寄宿学校普遍存在过度拥挤、卫生条件差、供暖不足及缺乏医疗保健导致的流感和肺结核高发等情况。20世纪50年代，寄宿学校资金严重不足，只能通过学生的体力劳动挣钱。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脏乱差、缺衣少食的环境直接导致了儿童的高死亡率。根据相关统计，寄宿学校学生的死亡率与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关押的加囚犯的死亡率相差无几。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学校的管理者还对校内原住民儿童进行电击、饥饿试验等一系列“医学研究”。多项证据证明，在本人不知情及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寄宿儿童被迫参与包括营养不良、疫苗试验和多项药物试验在内的多项研究。20世纪40年代，主导制定加拿大营养标准政策的生化学家和营养学家莱昂内尔·彼特对加拿大6所原住民寄宿学校的1000名学生做了维生素片剂使用量实验。他和团队明知儿童营养不良，却不做任何干预，反而将孩子们分组提取数据。为合理化如此非人道试验，加政府强行辩称儿童营养不良是种族原因而非试验原因。
此外，20世纪初，加政府还曾以“智力缺陷”为借口，强迫大量原住民女性绝育，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颁布《性绝育法》，把强制绝育合法化。虽然两省在20世纪70年代废止了这些法律，但加拿大仍广泛存在医院强制绝育的情况。1971年至1974年仅在查尔斯卡姆塞尔印第安医院就有125名原住民女性被实施绝育手术。直至近年，仍时有原住民女性遭遇强制或诱骗绝育，2008年至2012年至少有55名土著女性在萨斯喀彻温省被强制绝育。
加拿大长期利用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实施文化灭绝、种族歧视，并虐待原住民妇女儿童，但加政府一直试图掩盖这段黑暗的历史。在其种族灭绝罪行被曝光之后，加政府并未深刻反省，全面调查自身人权问题，反而敷衍推责，甚至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继续扮演“人权卫士”，这不仅给原住民带来更大的伤害，也充分暴露出加拿大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面目。
（本报记者 蔺紫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