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出兵朝鲜，直到今天对美国人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东方之谜”。
当年，困扰美国政府官员和将军的难题是“中国会不会介入”。杜鲁门在对朝鲜事务作决策的时候，感到最重要又最拿不准的就是这个问题。为此，他在飞了4000多千米到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见面时，特意向这个在亚洲生活了几十年、自诩同时也被美国人公认的“东方专家”询问：“中国人会不会出兵？”麦克阿瑟非常有把握地回答，绝对不会。显然，此时的他并非像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对中国和俄国的介入都看得一目了然。他分析说，中国出兵的时机是在美军被困在釜山或是在仁川登陆的时候，现在他们怎么会引火烧身？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与美军作战，那会成为战争史上最大的屠杀，没有一个清醒的司令官会在这时与美军作战。
到后来，这个问题成了由谁来承担朝鲜战争失败责任的关键时，麦克阿瑟否认曾经说过这类话，他进一步辩解，即便说过，也是从军事角度而言。跟随总统的国务院官员，拿出会谈时躲在门后的速记小姐的原始记录来证明麦克阿瑟的确讲过类似的话。麦克阿瑟固然难辞其咎，杜鲁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总统作政治决断时不应只听将军的话。显然，“中国会否出兵”不只是个军事问题，而是个重要的政治判断。对这一点，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少将在当时虽然已经很清醒地意识到了，但唯麦帅马首是瞻的习惯使他很快就从心里否定了这份清醒。
10月14日，也就是麦克阿瑟去威克岛见杜鲁门的前一天或是中国出兵的前5天，威洛比召集参谋会议，分析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一份名为“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少将在参谋会议上发表的正式见解”的记录稿，记载了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中国在东北集中了9个军－38个师。 苏联不会直接介入。因为在经济上是不利的。如果有介入的必要，可能让中国军队介入。 我们的情报机关已集中一切力量注意难以捉摸的林彪和鸭绿江，但是无法获得可靠的资料。 中国领导人发表的“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就介入”的声明，是威吓、外交恐吓、策略之类，是试图阻止美军北进。 然而，如果中国的声明表示的是它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克里姆林宫和北京定下的战争决心，所以在我远东军能够收集到的情报范围中，属于不能判断其真伪的高级情报的性质。
作为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威洛比也是前者的崇拜者。这位情报部部长坚信，这一次对中国人的判断仍然是麦克阿瑟而不是其他人的判断更正确。对所有的情报，威洛比都放在了这个取景框下进行观察。他在情报记录中写下，“在这个时期，中国军队不会大规模介入”。迷信产生的盲从取代了威洛比最初的清醒。他要用情报证明，麦克阿瑟的判断从来都不会错。
在“命运之日”的混战中，南朝鲜1师捕获了一名服装不常见、语言又不通的俘虏。这个后来被命名为“第1号”的中国兵说出了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情报，在云山西北的山里埋伏有1万人的中国军队。尽管他级别很低，说出的情况值得怀疑，但因事关重大，师里还是向上级作了报告。26日，送到集团军部的俘虏2、3、4号，说自己属于第54、55、56部队，“各部队从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各抽3000人组成，总共渡江有9000人”。（现在看来这像是精心策划的假情报。可在当时，这被认为是中国参战部队虽然有许多叫师或军，但实际上是团以下的小部队的证明。“兵不厌诈”，战争总是充满欺骗，战时的人们奉行着与和平时的人们不同的另一套伦理规则。）
10月28日，威洛比将军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 应该认识到，大部分中共军队都没有与一个主要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斗的有效经验。此外，他们的训练也像原来的北朝鲜军队一样，由于缺乏统一的装备和弹药供应而大受阻碍。
从战术的角度看，大获全胜的美国军队已经全面展开，这标志着武装干涉的最佳时机早已过去了；如果有计划采取此种行动，很难设想，会推迟到残余的北朝鲜军队已处于战斗力极低的状态时，才付诸实施。
这种由己及人的推理方式在战争中一向有害无益。
在10月31日的情报记录中，威洛比记录了第8集团军抓获俘虏的口供和南朝鲜第2军已被歼灭的情况，他写道，“战争由于中国人的介入趋于严重化了”，但结论却又是“没有中国军队入朝的确凿证据”，真是矛盾得可以。
到11月2日，威洛比承认，从前线的情况看，中国人的干涉不是对实战效果有没有用的理论问题，而是“一种近在眼前的严重威胁”。但他补充说，“到目前为止，迹象表明参战的仅是零星部队，从表面上看，目的有限”。
11月3日，五角大楼向麦克阿瑟发来急电：怀疑中国军队正式参战，已成为华盛顿关心的重大问题。想听取您的意见。麦克阿瑟回电，目前下结论还太早。五角大楼又质问，如何看待北京广播的关于抗美援朝的声明？威洛比回答，“我们认为，那个声明充满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中国的骄傲自大。”
11月初，美第10军参谋长认为情报部门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军队的介入程度，“至少有几个师的番号了”。威洛比解释说，“的确有许多师的番号，但不是全师过来了，而只是来了一部分”。他甚至还用太平洋战争时日本关东军各抽调一部援助守岛部队的战例来证明这一点。
其后的几天，情报部门根据激烈的战况作出分析：现在交战中的中国军队编为4个军8个师，其兵力达51600人。包括与一线部队换班的2个师，加上尚未与第10军接触的2个师，一共是12个师，76800人。尽管这一结论仍大大低估了志愿军的参战兵力，但也算最大胆的估计了。对此，威洛比将信将疑。他需要新的情报来推翻它。彭德怀提供了他所需的一切例证。
从11月5日起，中国军队停止了进攻，并开始后撤。在大量空中侦察后，威洛比得出新的结论，中国军队只是以营规模的部队介入了战争。
在第一线与中国军队交过手的美军将领对此看法感到难以置信。他们责问：“在云山周围已证实的中国师是3个，按您的估计其实际兵力是3个营。如果是这样，那么第8骑兵团为什么会败得那样惨？”威洛比解释，“因为该团缺乏警惕。为少数敌人果敢的奇袭所压倒，在暗夜中陷入了溃败。而我们的侦察，不论是电子侦听还是飞机巡视，都没有发现有大兵团活动的迹象。”
惠灵顿说过，“在山后边的敌人企图干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所以，高明的统帅，在于他有看穿山背面的能力”。美国人喜欢用技术去了解“山那边的敌人在干什么”，就像当年尼米兹通过破译密码知道山本五十六要打中途岛一样，直到20世纪90年代，曾任美国防部部长并参与过海湾战争的佩里也觉得当代技术已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技术只能提供先进的手段，但不能提供正确的结论，特别是在洞察人心上。
也许还是旁观者清。比兰德公司没有卖出的“中国将出兵朝鲜”的报告更进一步的是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事务科科长柯乐布的估计。他在7月到10月间，三次递上警告性的备忘录，作为在中国当过总领事的老“中国通”，柯乐布明确地说，“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将是消极的想法可以断然排除”，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就不能指望中国人会置身于战争之外。他在11月1日的备忘录中再次提醒政府，中国参战已是事实，中国不可能只派小规模部队来抵抗美军。其目的也不是“保卫水丰电力站”，而是要“恢复到6月25日的状态”。可惜，有洞察力的见解往往并不出自军事专家，因而当它们被注意到的时候通常已经太晚了（几个月后，在麦卡锡领导的美国式的“文化大革命”中，柯乐布被麦卡锡认定为“危险人物”清理出国务院）。
对“中国会否出兵”的争执，简直就像一部浓缩的人类认识史：其中有经验主义的错误，也有主观主义的臆断；不断发明的新技术对感官的延长面增强了认知的灵敏度，而永恒的“测不准定理”也在不断展示技术手段的无奈；一连串“试误”在接近真理的过程中贻误了战机，每一次天才“顿悟”都因难以找到说服人的论据，而被湮灭在政治程序和等级体制之中；再加上文化上的隔膜等等。不要说当时的美国人，就是今天的中国人也未必能说清在1950年我们为什么一定会出兵朝鲜。历史的必然由许多偶然性组成，而战争永远充满迷雾。（1999年，兰德公司在分析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可能性的时候得出结论：中国人使用武力的考虑主要从大战略角度出发，往往不计一时利害。但当时，与这个正确的判断间还横亘着几十年光阴和几场尚未发生的冲突与战争，1950年，中国对美国军人和政治分析家来说，还是一个谜。）
威洛比的情报判断一错再错非常具有典型性，一点也不足为奇。
